边燕杰 芦强:跨阶层代际流动是否增加人们的社会资本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5 次 更新时间:2018-06-22 15:03:33

进入专题: 社会流动   社会交往   社会资本   城市居民  

边燕杰   芦强  

  

   内容提要:跨阶层代际流动是社会结构开放性的重要标志,而社会资本是测量流动群体和个人融入新阶层的指示器。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本世纪以来,实现了跨阶层代际流动的群体增加了人际网络规模,其效果对于中下阶层尤为明显。与此同时,向下流动群体保持其出身阶层的优势,其网络资源含量显著高于未流动群体;向上流动群体,虽然出身于较低阶层,其网络资源达到流入阶层的平均水平。基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双重排斥理论,论文剖析了数据分析结果,并讨论了它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社会流动 社会交往 社会资本 城市居民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3&ZD177)。

   作者简介:边燕杰,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芦强,男,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

  

   一 研究的提出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这是一篇名为《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帖子的开头,一度在网上迅速传播并引发广泛讨论。作者以第一人称陈述,“我”出身于农村,进城读大学,发现那里司空见惯、唾手可得的东西,需要农村人一辈子的努力才能勉强获得。对“我”而言,想要跨越阶层鸿沟,不仅面临资源获取的困难,更面临人际社会交往的挑战。当“我”从大学毕业留沪工作后,学费还贷、房租和日常费用、资助弟弟妹妹读书,等等支出接踵而来,每月所剩“只够我每顿吃盖浇饭,我还是不能与你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后来呢?“当我奋斗十八年,终于能够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直到此时,“我”才认为自己“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无法忘记奋斗历程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农村来的]同学和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作者吐露的心声,不仅是底层群体向上流动过程中的内心写照,更体现了交往区隔在他心中的痛苦烙印。

   阶层之间的交往区隔是一个令较低阶层难以挣脱的社会困境,因为它是一个稳定常态的社会事实。所谓交往区隔,是由于阶层差异而发生的人际交往态度的相互漠视,行为上的相互排斥,最终体现在人际交往的相互断联,阻碍了流动群体的阶层融入,在我国现阶段影响了“农转非”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融入。这是令人担忧的。与之相反的情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社会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社会排斥力量的减弱,跨阶层流动的群体,无论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无论流入还是流出城市,在流入的阶层内部,人们的社会交往规模和网络资源含量稳定增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结果。在可忧和可喜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之间,我国城市社会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呢?社会交往的阶层区隔究竟有多严重?其内在逻辑又如何解释呢?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数据,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 制约社会交往的“双排斥”理论

   (一)社会交往的集体主义排斥

   韦伯指出,阶层之间的流动阻隔,其结构性后果是社会闭合①。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排斥任何跨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是社会闭合的极端状态。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社会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使跨阶层流动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但是,种族和族群的隔离、性别和阶级的差异,是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消除社会闭合的主要障碍,而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影响着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

   阶层之间相互排斥的力量何在?基于韦伯的社会闭合理论,帕金提出,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关键性排斥力量来自于集体主义。所谓集体主义排斥,是指为了防止其他阶层获取本阶层的资源与机会,优势阶层将群体共同特征作为合法性和非法性的基础,对某类群体进行整体性排斥,在这一过程中,血统和门第将会发挥着最重要的影响②。

   集体主义排斥原则对于跨阶层的社会交往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人们之间的交往互动遵循了集体主义排斥的原则,那么,阶层出身,而不是现有阶层地位,将决定着人们的阶层交往方向,特别是跨阶层流动者的社会交往方向。主要发生三种状态。第一,在个人层次,即使经历了跨阶层流动,与现有阶层地位的人们的交往,将笼罩在阶层出身的阴霾之下,交往区隔明显存在。第二,在群体层次,人际交往的频率和稳定性,同阶层出身的群体大大高于不同阶层出身的群体。第三,社会整体层次,人际关系结构并没有随着跨阶层流动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开放,相反,跨阶层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强大的社会封闭特征。

   为此,如果集体主义排斥力量持续存在于我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城市社会的上层和中上层,那么,我国城市的人际关系结构将是相对封闭的。换句话说,即使农村出身的青年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大学文凭和城市职业,实现了跨越城乡边界的流动,他们仍将面对城市社会的阶层交往区隔,在较长时期忍受着集体主义排斥给他们带来的社会交往痛苦,融入城市社会,进入“坐在Starbucks与你一起喝咖啡”的社会交往圈,就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人生梦想。本文开头引述的“我”的经历和心境,就是明证。

   (二)社会交往的个体主义排斥

   研究表明,集体主义的排斥在我国社会流动中的影响正在逐渐衰弱③。总体上看,进入转型时期后,市场能力逐渐取代家庭出身,成为促进和阻碍个人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社会流动人口呈增长趋势,流动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上升。虽然社会地位的代际继承,即阶层地位不流动,仍然是主导模式,但是代际继承的趋势并不是扩大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相邻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加,例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流动、农民与工人之间的流动,等等。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在改革以前,受到体制固化和户籍身份的限制,这些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存在很大的限制。

   集体主义排斥力量的逐渐衰弱,是否解除了我们的担忧呢?没有完全解除。帕金认为,集体主义的排斥力量之外,还有一种个体主义的排斥力量。这是基于个人特征的排斥,例如个人的才能和品质,受到个人特征排斥的人们并没有一个共有的特征④。作为与集体主义排斥相对应的理想类型,个体主义排斥往往嵌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当中,它代表着对个人能力的重视,而这是市场化社会中效率的来源。排斥机制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意味着社会存在着新的流动渠道,个人也拥有了新的流动机会。

   个体主义的排斥对于跨阶层群体的交往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人际交往呈现一种个体主义排斥,那么,出身阶层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将会减弱,而个人特征,不是个人的背景和出身阶层特征,将在交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个人层面来看,个人有了跨越阶层结构、跨越城乡结构而选择交往对象的自由,并且这种自由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例如,在婚姻中,自主择偶受法律保护,个人择偶意愿和个人品格偏好,成为个体主义交往区隔的心理机制。第二,从群体层面来看,出身阶层对人们交往行为的影响,可能被当前阶层所取代;由此,个人一旦有能力进入新的阶层,他们的交往特征也会与流入阶层的群体呈现相似的特征。第三,从社会整体来看,个体主义的交往排斥,以个人当前特征为依据,强调个人成就,尊重个性偏好,体现着社会交往从封闭到开放的趋势。

   阶层结构相对开放是一种良性的社会状况。如果人际交往遵循个体主义的排斥原则,那么,对于流动的群体,尤其是向上流动群体,当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当前阶层后,他们的交往不受出身阶层的困扰。这种推论的潜在含义在于,交往模式与地位获得相似,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包容性,阶层之间的区隔可以在交往互动当中得到消解。换言之,当集体主义排斥原则让位于个体主义排斥原则之时,就是社会阶层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的更加开放时代的到来。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跨阶层流动与交往规模

   跨阶层流动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我们特别关注交往规模。交往规模,即交往对象的数量多少,是社会交往的积累性结果,也是社会交往结构的关键表征,还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之一⑤。从集体主义排斥和个体主义排斥两种理论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不同的排斥类型会带来不同的社会交往后果。

   第一,集体主义排斥力量对于非流动者的影响最为有效、最为稳定。任何社会都保留相当一部分人终生与跨阶层流动无涉。虽然“生于斯、长于斯”是农业社会的常态,继承父辈产权成为“创二代”、沿着父辈的职业之路干出新意,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人生追求,甚至是一种美德。从社会流动理论分析,地位继承有其强大的社会制约。其一,资源占有的阶层差异有强大的层内凝聚力和跨阶层的排斥性;在交往“同质性”逻辑的趋导下,阶层内部交往大大强于跨阶层交往,体现在朋友网络、婚姻组合、生意合作、利益联盟等多种稳定的交往形式上⑥。其二,文化资本的阶层化孕育了社会交往品味、偏好、志趣的阶层化,强化了阶层内部交往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体现在阶层价值观念、阶层社会态度、阶层行为方式的流行和代际继承上⑦。虽然人们有多种理由开展跨阶层人际社会交往,但比起阶层内部交往而言,跨阶层交往还不是常态⑧。所以,对于没有阶层流动经历的群体而言,他们的交往互动圈子相对较小,不仅限制在本阶层内部,还表现为较小的人际网络规模⑨。

   第二,集体主义排斥对于跨阶层流动者的影响体现在原阶层社会交往关系的维持。集体主义排斥不但将非流动者的社会交往限制在阶层内部,还将跨阶层流动者的社会交往,紧紧锁定在流动前的出身阶层。这将产生了流动后的两大社会交往效应:一是保持出身阶层的原有交往对象,二是发展出身阶层的新的交往对象。两种效应都遵循着集体主义排斥的逻辑,体现了出身阶层对个人交往规模的影响,其结果是跨阶层流动者在流动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主导的社会交往对象,都来自于出身阶层,而不是流动后的现有阶层。也就是说,跨阶层的流动者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流动前出身阶层的社会交往规模。

   第三,个体主义排斥原则预示着跨阶层流动者在现有阶层内部的社会交往的增加。个体主义的排斥力量是通过品味、志趣、偏好等个性行为取向而发挥作用的,其反面就是拥有相同品味、志趣、偏好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社会学研究表明,共同的职业归属、工作经历、职场生活提供了这一趋势发生和发展的结构基础。现代社会,人们的多数时间是在职业生活当中度过的,在工作场域与同事、上级、下级的职业互动,成为非职业的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此外,职场形成的“市场联系性”也为职场之外的社会交往起到孕育、滋生的作用⑩。跨阶层的流动有两个工作去向,即相同职业不同职场、不同职业不同职场,无一不创造了新的社会交往机会,催生了新的社会交往。因此,进入了新的工作岗位,职场交往和社会交往机会的增加,将显著地扩大跨阶层流动群体的社会交往规模。

   上述三种态势的综合结果是,尚未经历跨阶层流动的群体的社会交往规模较小、也较封闭。与之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流动群体不但可以保持出身阶层的社会交往联系,而且有机会发展流入阶层的新的社会交往,其社会交往规模将扩大。据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人际网络规模,跨阶层流动群体大于尚未流动群体。

   (二)跨阶层流动与网络资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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