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晶: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

——教育差异与自我淘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 次 更新时间:2016-11-18 09: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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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水晶  

   〔摘要〕贫困者一般被归因为心智低下或者生性懒惰,不具备“延迟满足”能力而被社会予以谴责,事实上,贫困是多层级因素造成的结果。从教育的角度看,贫困者家庭大多处于低教育水平、低教育期望以及低成就期望的状况,贫困家庭在教育选择上的自我淘汰,有其教育回报不足的理性和文化资本缺乏的无奈。政府当前的扶贫政策应该通过有效政策激励贫困家庭积极接受教育,提升其抗逆力和竞争力从而改善生活,也有必要采取措施消除部分教育制度导致的不公平现象。

   〔关键词〕贫困;社会流动;教育期望

  

   “对那些处于贫困阶段的人而言,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观愿望比客观机会还要小。”〔1〕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和帕斯隆在他们的研究中如此强调。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由于社会环境以及自我认知的限制,对自身及其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普遍较小。

  

一、对贫困者的谴责与辩护

   (一) 社会对低学历贫困者的谴责

   贫困是当代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消除和缓解贫困是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贫困不仅带给个人和家庭生活困难,并且也是造成许多社会发展和政治问题的根源。当今社会大众对于低学历的贫困者普遍抱有轻视和谴责的态度,因为教育已被塑造成一种社会淘汰制度,教育水平反映出的才智勤奋对获得良好职业相当重要。既然法律保障了教育机会人人均等,那么人们理应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没有努力考上大学从而获得良好的生活只能责怪自己。因此,大部分低学历的穷人处于社会底层被归因为心智低下、生性懒惰、目光短浅。例如,美国社会学家费金调研时发现,超过50%的被访者认为穷人贫困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够节俭”“不够努力”“缺乏能力”。〔2〕赫恩斯坦和默里在研究家庭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时也发现,穷人在心智能力测试中的得分偏低。〔3〕众多社会学家研究总结了贫困者的许多特征:强烈的边缘感、无助感、依赖感、自卑感,自我意识较弱、缺乏冲动克制、耽于现状而缺乏延迟满足(delay gratification)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宿命感、强调男性至上等等。

   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穷人、罪犯以及相当一部分社会底层的人,不是生理低能,就是性格低劣,这些明显的缺陷是造成贫困和犯罪的主要原因。在1994年,查尔斯•默里和理查德•赫恩斯坦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直白地论述了穷人由于生物原因(例如低于平均智商值的低心智能力)而处于社会底层。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论述:穷人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在竞争中生存,相反富人和掌权者位于社会顶层是因为他们是“适者”。任何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帮助“不适者”去生存、繁衍的行为都会削弱社会。〔4〕

   社会功能主义理论对社会分层的辩护与以上的论证类似,他们认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地位差别、收入差别、权力差别等各种差别具有合理性,对于不同品质、不同能力、不同责任、不同劳动的人给予不同的报酬和地位可以促进人际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均等的资源配置,用以刺激人们的动力,使得社会运行更有效率。〔5〕因此,穷人的贫困状况和低下阶层其实是社会竞争后被淘汰的自然结果。

   (二)为贫困者的辩护

   社会学中对贫困的研究分为四个流派:1.功能主义的贫困观:贫困是社会功能需要,贫困者由于其天赋较低或不愿意接受较高的教育培训而处于报酬较低的职位,贫困是其付出的代价。2.冲突学派的贫困观: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是社会中各个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和争夺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贫困群体在经济领域、技术生产要素和政治领域都缺少资源,他们缺乏合法合适的渠道去为自身利益抗争,因此,部分个体以非法的行动反抗社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对穷人的偏见和压制。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只提供救济方式,重要的是调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以及资源机会等分配方式。3.贫困文化理论:刘易斯(Lews)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贫困现象,他认为穷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脱离了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个人、家庭乃至社区都具有独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这种贫困文化会经由贫困群体交往而加强从而世代传递。脱贫行动需要通过增加社会文化整合行动消除贫困文化的社会基础。4.贫困情境理论:穷人的观念行为与主流文化的差异并不是由贫困亚文化造成,而是由于穷人所面临的现实处境导致的。

   从贫困理论流派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出,导致贫困的世代传递不仅有贫困者自身的生理因素,更多地应该关注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更多地从贫困者及其家庭所面临的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格局出发,更多地关注穷人子女在早期发展、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劣势。

   哈佛大学斯蒂芬•简•古尔德说的很明确:“他们欺骗了所有人”。齐美儿以及甘斯也分别指出,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道德品质”,认为穷人懒惰、浪费时间金钱、缺乏自制力、缺乏延迟满足能力这种观点,是非贫困者的辩护,通过轻视穷人而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6〕而皮文和克劳沃德进一步指出,当穷人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说法时,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视角就可以成为控制受害者的一种方法,因为责怪自身的穷人不大可能扰乱社会或是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7〕

   有研究发现,贫困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阻碍才智发展,营养缺乏会导致幼儿期大脑发育迟缓;父母吸食毒品、酗酒会对儿童形成不良示范和影响;贫困家庭的儿童在成长期中智力和行为规范上普遍缺乏引导。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饥饿、贫困与营养政策中心对1023名小学生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儿童由于饥饿引发的贫血和缺铁使得他们的智力发育平均比其他儿童低了25%。饥饿的儿童在学校提供其早餐后考试分数(特别是数学成绩)显著提高。〔8〕另一研究同样发现,社会特征相同的10岁儿童在其分化为贫困环境中成长和富裕环境中成长后,便有了相当不同的中学辍学率。贫困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成为一个穷人。〔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对贫困的鉴定不能简单地只考虑拥有的物质数量,穷人不单单是经济脆弱的问题(收入低且不固定),还包括心理伤害(丧失工作动力、成就动机、自信等)、技能生疏、疾病增加、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遭到破坏及社会排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贫困者的选择性脆弱,例如没有受过教育也不具备专门技能的工人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脆弱,因为他们的工作选择更少。因此,仅仅关注经济脆弱性还不够,还需从能力、选择权和自由的角度来看待贫困者的脆弱性。与贫困者不一样,生活富裕者也可能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但拥有的资源却有助于降低个人的脆弱性,使其在逆境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二、贫困者的社会流动瓶颈:低教育水平及自我淘汰

   人力资本理论对贫困的解释为:造成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穷人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足。从家庭的角度看,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不足是导致下一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从社会的角度看,对穷人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是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之一。

   在开放的社会体系中,教育充当了社会流动的控制阀,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已经成为人们通往职业道路的一块重要垫脚石。〔10〕是否愿意接受进一步教育,是否为了接受进一步教育而努力,看起来是个人的自主选择,但是,选择也会因能力而异,个人的能力(包括意识或潜意识认为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或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对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形成影响。真实存在的威胁和感受到的威胁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贫困者以及家庭对教育、职业和收入的期待都相对较低。

   教育进步论者认为教育是实现公平和自由的利器,“失败者”们的淘汰应该归结为例如懒惰、愚笨的个人秉性。但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在调研中发现,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教育期待上存在“自我淘汰”现象,他们估计到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良好职业以及升迁的机会渺茫后不得已做出放弃的选择。威利斯在他的著作《学做工》中论述了社会阶层可以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工人阶级的子女漠视和反抗学校文化最后成为工人,中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再次跻身中产阶级。因此,联合国呼吁对贫困的关注从“收入贫困”扩展到“人文贫困”“能力贫困”“选择贫困”等,扩展到对贫困群体的封闭性、边缘化倾向的关注。

   (一)农民作为贫困群体的低教育状况

   大学文凭是获得高层次职业的敲门砖,而高层次职业意味着高收入、高声望、优良的社会资源分配。在高举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进程中,占多数的农家子弟沿着父辈的道路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该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底层再生产”——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从居于农村的“底层”流动到城市中的“底层”。不可否认,成为城市农民工可以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是,该种类型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广泛分摊效应,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任劳任怨的底层工人;其次凸显了长久以来农村经济的薄弱、农民生活的艰难。这种横向社会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职业的转变并没有伴随社会层级的提高,仍旧是典型的社会底层。〔11〕

   城乡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一直受到普遍的社会关注,表1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其中有效样本45万,研究对象年龄分布为18-59岁,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12〕表格中的全国状况是研究的一个对比数据,其中显示农业户籍人口是小学学历的比率是非农户籍比率的8倍,而与之相反,非农户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的55倍!在城镇居民中,本地非农户籍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业户籍居民的17倍,而外来非农户籍的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农民比率的18倍。

  

表1 户籍与教育分布                    (%)

   资料来源: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14页。

  

   我国2010年高中毛入学率为86.0%,但其中普通高中招生比重仅为54.94%,其余45.06%则为接受中专、技校、职业高中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在初中升高中时,众多家庭就进行了社会分层的一项“预演”。〔13〕城市家庭的子女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几率是农村家庭子女的1.9倍。〔14〕众多的农民子弟读完初中后直接流动进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学门技术”进入工厂工作,从而基本就继续停留在社会底层。〔15〕

中国农村地区的学校,一类是寄宿制学校,2001年实施撤点并校后,农村建立了很多寄宿制学校,相当多的西部地区的农村寄宿制生活和学习是非常枯燥和沉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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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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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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