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回答朋友们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8 次 更新时间:2007-12-30 10: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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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一、关于“甩手评论”

  

  何东先生在他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86ed601008168.html)中批评我对于集结号的文章是“甩手”评论,即不考虑中国国情,也不考虑冯小刚的难处。

  其实我正是认同“甩手”这种说法!每一个人有自己工作的起点,不能说别人的起点正好是自己的起点,将别人的工作视作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工作与那些制作者们只有微弱的联系,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我的出发点。两手空空,不甩作甚?

  前几天有一个关于“青年导演高峰论坛”的会议,通知我参加的人同时动员我,说“王中军也来了。”他这样说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正好有理由不去了。我问自己:

  “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是我的事业吗?”

  回答“不是。”

  “那么我要求助于王中军先生的事业才能够发展我的事业吗?”

  回答:“也不是”。

  我并且与朋友用手机短信一起商量:这个会上“有人要赚钱,有人要卖片子,而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事业”。我要是认为自己也是其中一员,那就认错门了。

  我深知,一部影片市场的成功,不是我自己的成功。一部影片打动别人的心,不等于打动我自己的心。跟着别人欢呼和抹眼泪,都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生活在这里,工作在别处。

  以前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不管你说什么,陈凯歌还是要拍他自己的!”这就说对了!他拍他的,我说我的,他有他的观众,我有我的读者。我所要负责任的,是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这个目标与我一贯的工作立场相一致,而不是与任何他人相一致。

  

  二、我是做小空间的

  

  “做小空间”意味着,我不是做意识形态的。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就是号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东西。比如说这样的提法“任何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适用范围实在太广了。

  做一个“小空间”的实验给大家看看。就拿这部电影为例吧。我同意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并且认为任何牺牲是出于战略部署。那么《集结号》里的战略部署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但是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并不等于一定要牺牲这47个人,因为牺牲47个人不属于战略目标。战略上所要完成的是大部队转移,而不是牺牲这47个人。因此,在大部队转移与47个人牺牲之间,就存在一些微小的空间或者说缝隙。我就选择呆在这个缝隙当中,一定要坚持表达,要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在死亡线上的这47个人,否则就是影片的漏洞。哪怕最终挽救失败,这47个人还是牺牲了,但是去做努力与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吹号)是不同的。这部影片里的团长因为电台坏了没有接到撤退信号,与从来就没有给这些人发出任何信号,没有给他们留出任何生路是不能混淆的。

  小空间的工作还包括将一些看似孤立的小空间结合起来,做一个较大的整体空间。比如,我也深知军人以服从作为自己的天职,一个人穿上军装就需要做好随时献身的准备。但是献身的军人不是亡命之徒。他们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付出去,是因为同时存在另外一些条件:那就是军队里上下级之间及战友之间的一种深深信任:信任更高一级长官不会无缘无故将他们牺牲掉;信任他们自己与任何人一样,在任何战斗及危险中都拥有战略转移的权利,而不是战争中的贱民;信任如果处在死亡线上,不是决不可能没有人拉他们一把。所谓“服从”是与这样“生死依托”的深信联系在一起的。

  而如果有人从来没有打算给谷子地他们发送任何信号,就等于率先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深信和承诺,他们就可以在一个破坏了的新格局中作出自己新的选择。我看到《南方周末》上面的小说原作者说“部队不跟你讲代价,也不跟你讲承诺”,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十分不适。

  在大半个世纪的有关历程中,我所说的“1948年”也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本人迄今坚持这样的看法,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也建议我们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前人全都错了,我们又如何可能全都对了?我们来自何方?是不是我们曾经接受的东西中,实际上有些部分今天仍然是有意义和有用的?如果我们不去尊重1948年,那么说明我们还没有学会自重,今后的人们也不会尊重我们。

  我就不理解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为什么有电影管理部门的最高领导在场,这个人在场释放了什么信息?它看上去多像是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为了票房,有人愿意放弃价值观,放弃自身的历史传统。在放弃价值观方面中,他们跑得多快啊。(还要接着说吗?再说下去,我就要离谷子地哥哥的47位兄弟不远了——说得像个烈士似的!)

  

  三、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正如何东先生所说,我本人曾经花大力气传递这样一个理念——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表达——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

  艺术有许多广阔的天地,不一定都与政治直接相碰撞。能够引起碰撞的是自由的心灵,

  而这个恰恰是艺术最不能缺少的。在自由心灵的问题上,“打折扣”是有成本的,是要付代价的。不能要求艺术家都像政治家一样懂得妥协,就像不能要求进电影院里的观众,与政治家一样精通这门复杂的艺术一样。放在艺术中的东西,最不能虚假和华而不实了,观众一眼就能够见出,因为在电影院里这个黑暗的场所,他们的知觉恰恰是最敏锐的。

  苏联艺术家塔尔可夫斯基在考虑创作时,他能认为自己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么?同样,我在从事电影批评时,更加不是从事政治的工作,而与政治相差十万八千里。

  没有比政治家将自己视为艺术家更危险的了,也没有比艺术家将自己视为政治家更加无聊的了。

  

  四、 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如果我说这部影片不是“主旋律”的,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决不等于说我想要它是主旋律的,更不等于我在提倡主旋律,弘扬主旋律。我有必要将这个看作自己的工作吗?

  打个比方,我说,此刻在我桌上的这个茶杯不是红色的,这是一个事实。但不等于说我要它是红色的,更不等于说我在提倡红色茶杯。

  再比如,我说您今儿早上没有吃豆浆油条,这是一个事实。这不等于说我想要您早上要吃豆浆油条,更不是说我提倡您早上吃豆浆油条。

  一般生活中人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为什么一提到某个东西比如“主旋律”就产生那样的联想呢?

  可以说,这是一种受伤害心理的表现,是因为受伤害之后难以放松的表现。很有可能这种伤害仍然在继续,所以就出现了那样一种“受了一惊”的反弹表现。

  我曾经介绍过1980年代波兰人的做法——“as if”。时至今日,我们不需要等待别人来给自己再来一次解放,而是从现在开始,就“仿佛”、“如同”自由人一样去思考问题,去做判断与行动,包括谈论我们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获得一种放松的新眼光,不要那么紧张。

  何东先生提醒我——我自己也有不能出版的书,但这个并不能妨碍我的头脑自由,并不能形成对于我头脑的压迫和强迫的作用。如果是那样,那我就中计了。任何东西都不能换取我心灵的自由,不能取缔我头脑中自由的原野。

  套用一个现成的句式——我们提倡这样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当你觉得某些东西不再能够构成对于你的伤害,比如“价值”、“理想”以及诸如此类,你就可以自由且轻松地谈论它了。

  当然也有可能,这部影片依旧是“主旋律”的。苏七七在她的博客中提到冯小刚在电视里说自己“没有超出主旋律的模式”。他自己更愿意纳入主旋律的范围。

  但是这个问题不需要形成争执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是一部无视活人价值的影片。它再次复制了这样的东西——将人当炮灰,只有等他们死了以后,才实现了作为炮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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