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他领我走进莱蒙托夫——记翻译家余振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86 次 更新时间:2007-12-18 0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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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记忆中是一个夏日的上午,小雨初停,在上海汾阳路桃江路普希金铜像拐角处一座僻静的院落里,我和友人拜访了著名翻译家余振老教授。

  余振先生是一位耄耋高龄的老人,是我仰慕已久而又未曾谋面的老师。我曾从他辛勤耕耘传播的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中承受到难忘的恩泽。他翻译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诗集是帮助我走上诗歌创作之路的最好教材。

  此刻,余振先生在赠给我的《莱蒙托夫抒情诗集》的扉页上签下了遒劲的名字,我在感激之中,一时竟找不出适当的词语。

  人的感情真是复杂难言。当久远的宿愿突然得以实现的时候,当隐藏心头的企望瞬间能够满足的时候,当受人馈赠而又无以报答的时候,心中涌现的激望、兴奋、感激之情,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的。

  我捧着这本厚达九百多页的《莱蒙托夫抒情诗集》,一时心潮起伏,思绪万端。这本装帧精美、印刷考究的诗集对我来说,远比一切书籍都更珍贵、更亲切、更有意义。它引起我对那些遥远往事的回忆。

  一本好书对一个人的一生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高尔基曾说:“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灵魂和智慧,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了起来,如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要沉浸在这片烂泥塘里,我就要被下流和愚蠢淹死。”

  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动荡不定的生活中,既有物质的贫困,又临精神的空虚,我的好友刘浦舟兄(离别近60年,不知他在海外生活如何?)从友人处借来一本光华出版社印的《莱蒙托夫抒情选集》。

  在一天的紧张劳动之后,在一座小阁楼的昏黄的灯光下,我们躺在地铺上读着那首《独白》:

  

  相信吧,渺小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幸福。

  干吗要那些深远的认识,光荣的渴望,

  天才与自由的热爱。

  假如我们不能够享用它们。

  我们,北国的孩子们,如象这里的花草

  开花不久,很快就凋残了…

  

  那时候我们才十六、七岁,半工半读,繁重的劳动得来的报酬仅仅是填饱肚子,我们感到现实真像莱蒙托夫所说“生活是阴沉的,心也沉重,精神也在哀伤中。”所以觉得莱蒙托夫是我们接触到的外国诗人中对我们最亲近的一位。

  但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莱蒙托夫,不久那本诗集归还了主人。我们曾经想自己凑钱买一本,于是记下了光华出版社和翻译者余振的名字。

  但那本书毕竟没有买成。

  三年之后,在朝鲜前线的战壕里,我又得到同样一本《莱蒙托夫抒情诗选》。

  那是金达莱花染红山谷的初夏的黄昏,我从前线采访返回军指挥所。刚从祖国归来的政治部文艺科干事魏鲍鹰递给我一个纸包:”这是给你的礼物。”打开一看,是莱蒙托夫的诗集。我俩都不禁会心地笑了。

  魏干事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他多才多艺,尤其是精于书法与绘画,曾经是我们文工团的美术股长,入朝作战之前,调动至军政治部文艺处当干事,跟我们创作组关系特别好。我和孙牧青在长津湖二次战役、四次战役以及平(康)金(城)淮(阳)阻击战中就曾多次跟随他到前线战地采访,慰问伤员,他级别比我们高,但跟我们如同弟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知道我的心事,特地在丹东街头一家旧书店为我买来这个诗集。虽然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人的感情比较深沉稳重,小事不大容易激动,但得到了一本好书,我还是兴奋得抱着老魏同志又跳又蹦地转了一圈。

  就在那一段休整时间里,我常常躺在马尾松下的草地上读着莱蒙托夫的诗,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在读《波罗金诺》时所获得的感受。莱蒙托夫在诗里表示出的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通过参加该次战斗的老兵的回忆故事形式,写得朴实而生动,和他那些个人抒情的作品不同。以至别林斯基说:”这篇诗是以简明自然著称的,在每一个字眼上都可以听出大兵的调子,他们的语言虽然是朴实的,同时却是高尚的、有力的,并充满了力量。”

  在前线的地堡里,我也写了一些反映朝鲜战地生活和英雄事迹的诗歌,有些是民间说唱形式,在唱词里我是力求有些“大兵调子”。不过,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

  那本《莱蒙托夫抒情诗选》跟随我度过两年多的战争岁月,最后在美军飞机对我军驻地梧木水的一次狂轰乱炸中,被敌机的凝固汽油弹烧成了灰烬。

  书被烧毁了,但莱蒙托夫的诗句仍然深印在我的心中,望着那枯焦的土地和从倒塌的房屋中救出的朝鲜的孩子,我心中默诵着莱蒙托夫的诗句:

  

  烽火燃烧起来了,我的朋友们;

  光荣的旗帜也已在飘扬:

  它用神圣的号角召唤着

  快奔向血的复仇的战场!

  

  后来回国以后,我又买到一本时代出版社印的《莱蒙托夫诗选》,仍然是余振先生翻译的。这以后我还陆续读过余先生翻译的《普希金诗选》《吉洪诺夫诗选》和西蒙诺夫的长诗、马雅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以及多勃罗尔斯基的长篇小说《三个穿灰大衣的人》等等,所以一直对余振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这次能够补偿宿愿,面聆教诲,真是生平一大幸事!

  

  二

  

  余振先生是国内研究莱蒙托夫的专家。他向我们极其精辟而又简要地阐述了莱蒙托夫的创作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史中的地位。

  他说,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正是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也即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人们看到的是绞刑架和流刑,但革命之火仍在地下继续燃烧。少年的莱蒙托夫思索着俄罗斯的命运,他曾说:“自从童年时在我的心里/ 就藏着一团非人间的火焰。” 莱蒙托夫诗歌反映的,是被这个时代强压进人们心底的苦闷、彷徨、愤怒和反抗。他在诗里写道:

  

  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很痛苦,

  在那里人们连呻吟也在奴役和锁链之下。

  

  莱蒙托夫出身于贵族家庭,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近卫军军官学校学习,曾入骠骑兵团服役。莱蒙托夫只活了27岁,在短短的生命中,他留下了27篇长诗、7个剧本、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6部中篇小说(有的未发表)、以及若干散文以及400多篇抒情诗。

  余教授说:莱蒙托夫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受普希金和拜伦影响,他早期还翻译过(说得准确一点应当叫做“改写”)席勒、拜伦等人的诗,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他的创作活动可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早期,抒情诗350余篇,约占他全部抒情诗的四分之三;第二个时期,一般叫做后期,文学史上着重介绍的大都是后期的作品。

  莱蒙托夫早期的诗作中有一首长达256行的大型抒情诗《1831年6月11日》,是诗人这一时期、甚至整个一生最重要的诗篇之一。

  这篇诗的情调与拜伦相似,但涉及的东西比拜伦还要深而广。整个调子有时十分高昂,有时非常低沉。抒情主人公有时在放声痛哭,有时又充满希望;他的思想或而在太空驰骋,或而在荒漠的野岸上徘徊;有时望见荒山绝顶的高峰,有时又望见行云在草原上疾飞;有时自认是一个伟大人物,有时又可怜的像一个他乡游子。总之,他的内心充满矛盾,激情,低沉,愤怒,反抗,他在诗中说:“人生是这般苦闷,假如没有斗争。/……我需要行动,我希望把每个日子/都能够化为不朽的时刻……“

  莱蒙托夫早期的诗,发表的很少,他自己认为不够发表水平,三百多篇诗中只发表一两篇。

  余老说:“莱蒙托夫如果长寿的话,是不是就永远不发表,谁也不敢确定。”但是余老又认为“这些不准备发表的作品真实地留下了诗人原始的思想感情,甚至于可以说比起后期为发表而写下的诗篇,更为可贵。早期的诗与本人传记联系太密切,就艺术的概括性来说,是个缺点,但就艺术的真实性来讲,也可以说是它的优点。”这正像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的《毕巧林日记·序言》中所说:“一个人的心灵(灵魂)的历史,读起来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恐怕更为有趣、更有教益,特别是这种历史是一个成熟的头脑自我观察的结果,而且写作时也没有博取读者同情和惊奇的愿望。”

  莱蒙托夫早期诗篇中的主人公是孤独的、高傲的,是酷似诗人自己的孤军奋战的《童僧》中的童僧,后期诗篇中的抒情主人公,已经同“人群”融为一体,成为又像诗人自己,又像诗人的批评对象,像《恶魔》中的恶魔和《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

  

  三

  

  1837年1月末,被沙皇政府收买的法国流亡者丹特士(荷兰驻俄公使的干儿子)在决斗中,杀死了诗人普希金,全国为之震怒。莱蒙托夫知道后,愤而写了一首挽歌《诗人之死》,立即在全国传开,广为传颂。

  莱蒙托夫在《诗人之死》诗中不仅表达出全国人民对已故诗人的爱戴,而且尖锐地谴责了宫廷贵族。莱蒙托夫认为正是宫廷贵族是扼杀自由的刽子手,是制造这一悲剧的真正罪犯:

  

  你们以下流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滋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儿孙,

  幸运角逐中败北的人们的迹踪!

  你们,蜂拥在宝座前的一群,

  这些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庇荫下,对你们

   公正和正义——一向禁口无声……

  

  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宫廷得知此事后,便逮捕了莱蒙托夫,并将他流放到高加索军队的一个团里。但是,俄国人民找到了普希金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并公认为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二个伟大的诗人。

  莱蒙托夫流放高加索约一年时间,从此高加索的主题与形象在他的诗作与长篇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

  1840年2月,他因为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再次被流放到高加索。

  1841年7月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疗养时,与军官马尔特诺夫决斗,不幸遇害。

  莱蒙托夫虽然只活了27岁,但是,他不愧为一位天才诗人兼思想家、散文家、戏剧家,是俄罗斯文学优秀传统的代表。他的《当代英雄》为当时俄罗斯社会描绘一幅批判性的画面,表达了他对当代生活与那时代他那一代人命运的全部看法。被认为是用极优美的散文体写成的现实主义小说,在俄罗斯散文的发展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他的创作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历史现实,俄罗斯的英雄传统,普希金时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和拜伦都给他以滋养。他的朝气蓬勃的抒情诗充满对自由的渴望,响彻战斗的号召,包涵着如何献身于毕生工作的苦苦思索以及建树英雄业绩的梦想。莱蒙托夫的诗一直为俄罗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所喜爱。

  

  四

  

  余振先生的住处并不宽裕。书房是一间旧式阳台改建的,但是,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玻璃窗外的花园里葱茏的树木和艳红的夹竹桃,美人蕉充分显示着夏日的蓬勃气氛。

  我的友人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学的是俄文,工作之余曾翻译俄国诗人的作品,去年又曾编译了一本高尔基诗歌选,今次见了余先生,第一句话就说:”我读大学时就学过您的《俄语文法高级教程》,余先生,我也算是您的学生。”余振先生笑着微微摇摇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本教材,早过时了。你能编译一本高尔基诗选,很有意义,填补了一个空白。”

  当时,余先生虽然八十岁了,身体还很好,除了左耳有失聪外,其他没有什么病。他脸色微红,看上去健康,沉稳而自信。讲起话来一口浓重的山西语音。

  他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即参加革命,那时刚刚中学毕业不久。一九二八年春,曾遭国民党逮捕入狱,坐了一年多牢,出狱后一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俄文经济系读书,一九三五年毕业。早在学校读书时即和同学合译过《伊里基论民族问题》。抗战中在西北大学任教授时,开始翻译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散发在重庆、成都等大后方的报刊上。

  余先生说:”一九四八年我在兰州大学俄文系任教授,上海光华书店的创办人胡明(北平大学的同学)来信要稿,我就将普希金的六首叙事诗和莱蒙托夫的一百二十多首抒情诗的译稿寄去了,不多久两本书都出版了。但译稿很粗糙,大都是抗战时期和后来教学时所接触到的资料零零星星翻译的,那时候最缺乏的就是俄文版原著。不像现在,资料丰富。”

  余先生是位亲切的长者,和我们谈莱蒙托夫总显得有些激动,他特别强调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也就是赫尔岑所说的反动的三十年。莱蒙托夫早期的诗是有些忧伤,苦闷,甚至悲观,但并不失望。他向往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西方。他为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为波兰人民起义而写出革命诗篇,他还写道:“我要向着西方、向着西方呀,随即飞起。”在三十年代初,有一部分人把莱蒙托夫比作拜伦,他写诗回答说:

  

  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

  未成名的命运选中的人,

  同他一样,是人世的逐客,

  但长着一颗俄罗斯的心。

  

  这就是说他也并不否认,只是说,所处的命运与拜伦不同。拜伦可以浪迹四方,可以抛开不容自己生活下去的祖国,参加意大利烧炭党的革命运动,最后把生命献给希腊的解放战争。所以在另一首诗里,他明确地说:

  

  我一心想望的是能够赶上拜伦;

  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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