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一个问题意识,一种思考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2 次 更新时间:2007-10-31 09: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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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建军   贺雪峰 (进入专栏)   黄平 (进入专栏)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作为一个问题,也就一百多年。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写它要颇费思量,连写什么字,说什么话都成了问题。今天,中国的乡土和文化正日益成为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规则指导下的在建和待建的社会工程,人被这些工程剥离,家园在丧失,内心不得宁静。现在,千百年来,中国人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民族经济、文化体系的躯体尚在。然而,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现代化潮流席卷之下,这些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却要被这“三化”的理想模式按照它们的生命周期从小到大重新来建造。这是何等的挑战!今天,我们来谈“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个话题,不时看到历代先贤的身影。

  从最近的说起,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先后提出并铺垫好的。费老当初在描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江村和中国之间的关联会促及西方人类学范式的转换,这样的题目是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加上去的。中国是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远非南太平洋上的岛“国”所可比拟。对一个成熟的文明体系进行现代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奋,但对当时的中国学子来说,如何促进民生和抵抗外侮是迫在眉睫的行动。所以在《乡土中国》之前的作品,如《江村经济》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西南社会经济调查),就是对当时中国如何朝向现代文明的进程的描述与阐释。然而,很快,到了1947年,费先生完成了《乡土中国》的分析,现代经济的诉求被抽出去了,只剩下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静态的模型。就是这个还仍然只在纸上的模型平息了之前费老对传统中国经济社会不能如其所愿地快点进入现代的冲动。同样在1947年,费先生远赴他乡对昔日的老师和同学谈起了“乡土重建”。这一次,西方人听得很认真。因为费先生在这次讲演中触及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秩序建构的问题。西方人刚刚经过了世界大战,带有一丝“西方的没落”的表情。费老明确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于太过于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位育而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导致了资源利用上的克己,这种特性虽然让自己大吃苦头,但终究没有贻害别人,而西方病就病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两分推至极端并应用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费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费孝通文集卷四,312页)这仅仅只是对西方人讲的。因为费返身回国后并没有证明自己这个历经东西方文化反思而提炼出的乡土重建理念恰切如否的机会。[1]

  在费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他并非独此一家。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大合唱。费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潘光旦、吴文藻等对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和作用都有所认识。位育这个词就来源于潘光旦。至于开展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更是如此。但当时首要的时代任务是中国现代经济力量的建设。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有的只是尽快的行动。

  毛泽东在他此前的经济社会调查中已经确立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打造一个新的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重新出山时,他的主要精力却仍然是他三十年代未完成的“江村经济”,因为毛泽东只有时间解决一个“江村政治”问题,即乡民经济之上的政治强制关系的解除。这种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时序现象提醒我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个长期不懈的每日必修之功,而将这种反思带到人们的实践中更是任重道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看到乡镇之中现代工商业兴起的时候,也许可以安慰自己一下,多年的从实求知路终于有了结果。但1947年那个乡土中国的宁静、东西方文化特性反思之上的乡土重建理念同束缚中国的乡土的尽快破除之间的观念转换,使费孝通先生更有勇气面对昨日的我与今日的我、昨日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之间的变化。文化自觉的呼吁在他谢世后更像是对中国读书人的嘱托。半个世纪前是乡土中国,半个世纪后是文化自觉,都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在本土历史文化传统与世界现实格局之上对中国道路的全局性的观照,也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习得与创造性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中国问题的恰切的视角。

  乡土中国、文化自觉与费孝通对半个世纪现代中国历史的勾连使我们看到了这种观照和这种视角的更为广阔的画卷。在展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在这种观照与视角下所进行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综合认知之前,请允许我们将费孝通先生放回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之中。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

  

  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回转身来看中国的姿态比五四时期要温和得多,这与中国的参照物——西方正处于一个不可师法的状态有关。

  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自强运动在中西体用之间一直持续下来的紧张状态到四十年代缓和了不少。三十年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尽管从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没有最后的赢家,但它所透露出来的多样现代性的追求却是实实在在的。尤其是在乡土重建的实践上,立足于本土的现代发展模式占有主导优势。这种多样性的状态在四十年代的中断反衬出后来很长时间内的社会发展模式立足于本本的成分反而要多于立足于实地的成分。毛泽东三十年代就确立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改造实践反而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至于八十年代以后这种多样性的状态难以立即恢复。

  表面的原因是本本主义妨碍了对毛泽东早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必要反思与重新发现,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冷战的结束。

  冷战结束使西方人也失去了对自己发展模式的必要反思,远没有二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己文化进行系统反思的迫切性。西方文化在文明发生学上相对于非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成长期的普遍性的种种西方中心论层出不穷。这个时期又恰好是中国文化断层期和实用主义哲学泛滥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一种既没有历史也没有世界格局的真空发展阶段。西式现代化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虽然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时期的经济成长奇迹,也催生了对儒家价值观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一种肯定的心态,但这种以西方为圭臬的普适现代性的追求仍然不足以成为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多重现代性的文化基础。

  二战以后,来自于更多地区或地方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二十世纪末汇成挑战西方中心论的潮流,这些另类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已经成为多重现代性的重要维度,至少在发展道路或者方向上是西方现代性的有力的知识替代。这些多重现代性的开掘涉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时期被遮蔽掉的本土知识和发展经验,也涉及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批判和解构。多重现代性内容的建构和西方现代性具体内容的解构为当前我们对全球化过程中按照全球化化、市场化与现代化原则改造各地区和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的现象提供了分析与批判的知识基础。例如,中国等其他文明世界对本土历史的重新发现,中国突破1949年、1978年,1919年或者1860年等等过去断裂节点的大历史的阐释,非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历史时期仍然有着比西方现代性进程更为丰富的发展模式的发现以及西方生态与炮舰殖民政策与传统政治经济力量同市场相结合模式的延续等等。这些知识均有助于我们对欧洲中心论的破除和多重现代性建立的可能。这些知识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自觉在中国的兴起做了很重要的铺垫。另外,作为一个个社会工程来解决的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在各种机械式的努力都在理论上呈现出无力甚至无理。

  出于对一向秉持的观念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具历史深度和全局理解的要求,费老等中国知识界深思熟虑之士也在真切呼唤着文化自觉。对于今日中国的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读书人少有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视野,社会问题被作为社会工程来一个个地解决,经历文化断层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专家只能用各自习得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辞藻来套裁中国现实,鲜有创造性地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同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并回到中国社会问题本身分析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自觉。

  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功能超强的解释体系还没有出现,有关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深刻而具整体性的叙事也没有出现,更不用说对漫长历史时期中的中国形象的整体叙述了。因此,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专家意见往往还不如直接接触实际事务的大众来得全面和具体,同政策制订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研究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都做成了快餐,既没有相关的历史性,也没有世界格局的关照,而只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按下葫芦起了瓢的尴尬中摇摆。大局和全局的定力缺失导致民风浮躁,无法应对内部和外部的文化-知识挑战。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回到文化自觉的视野中,将已有点滴文化自觉视野下积累起来的知识整合起来作全面的观照,才有从容解决的可能。

  

  全球化的冲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

  

  文化自觉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习得的内在修养。而文化自觉先行则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性的基本态度。我们在具体探讨中国社会与文化特性之前安排对“文化自觉”进行文化自觉,就是一个小小的实践。

  正是因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与接续才使我们发现多重现代性发展经验与知识积累的不足。这种不足在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层累的诊断报告上一览无余。回到我们破题之前,我们首先就提及每一个时代面对“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无可厚非。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式微时节,王国维对乡土中国的呼告是要我们记住这个传统文化是有生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性追求的行动时期,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的时候只不过是让人们思量一下往现代化前进的时候不妨看看脚下的大地。今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呼喊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的时候,不只是为了要缅怀前辈先贤,而是我们也面对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可笑的是,这个变局不是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辫子要被剪掉了,而是辫子剪掉了之后这么多年还要回到西方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西方的近代早期、中世纪结束的时候,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从头开始!

  根据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人们所刻意追求的似乎是西方十九世纪的发展模式。这个讽刺性极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些年来既不讲历史也不问世界埋头拉车的必然结果。这种前不要古人后不管来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让中国人集体短视。知识者无定国大计,民众则只为眼前小利。如果单是不顾生态、社会与文化持续的经济发展一下,折腾一下,那么在大局既定的情况下还能再调整过来。但真正让人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是:真空中的经济发展已经成长为一头怪兽,或者说是那头跑进卧室的大象,它要按照自己的那点食性吞灭整个社会。这个食性就是十九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土地、劳动力、产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和财产权利的绝对私有化。这是西方十九世纪发展模式的神话,被文化断层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与读书人捡拾起来。西方中心论破除后,十九世纪对内剥夺对外殖民的社会发展模式本来弃之如敝履,然而由于文化中国与文化自觉之间的断裂,又恰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以西方自由化、市场化与现代化为原则的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反省空间。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西方十九世纪社会发展模式的那点食性怎样的本末倒置。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90年代,农村公益事业滑坡、农民权益和福利缺乏保障等问题又凸显出来,中国农村尤其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日见衰败,最终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危机。三农危机不是一个局部的危机。较长期只注重西化而忽略中国社会本土特性是造成大多数与国民经济总值增长不协调的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初追求现代化的时候只注重了现代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这个单一方面,而没有认真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和乡土中国的知识积累。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没有充分考虑到资源、人口约束的情况下,极力利用外资并不顾资源环境约束而发展低端工业。中国用自己廉价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国际流动资本实现增殖的平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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