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在世界格局中的大致构想。世界之所以形成今天这种大小国家不同、复杂交错的局面，就是不同国家在各种制约因素之下沿着不同道路发展的结果。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地理的，人文的，气候的，种族的，宗教的，军事的等等，都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诸多因素中，引导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应该是一个国家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所谓国家的战略意志，就是一个国家预期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决心和意志。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如果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国家就没有发展前途。而没有相应的战略意志，这样的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

英法的鉴戒与战略考虑

英国的发展建立在一种长远考虑的战略基础之上，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法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从当今世界主要工业国的发展历史看，一个民族国家是否具有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是这个国家能否最终成为工业强国的关键性要素。就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而言，原本处于欧洲的“老少边穷”地区。在近代以前，英国从来没有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新航路的开辟使英国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使它可以在世界海洋的贸易过程中受益。然而，当西班牙、葡萄牙已经占尽了优势后，英国是否满足于分享一点别人的残羹冷炙？面临着这种选择，英国人显示出他们巨大的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他们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关头，一步一步地实施着自己的计划：第一，他们在宗教上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让自己的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的首脑；其次，他们打败了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获得了宝贵的独立发展机会；最后，英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清除了发展的政治障碍。在这样的前提下，英国开创了一条工商业发展的独特道路。首先，英国对于自身工业的发展有着足够的重视和特殊的关照，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给予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像保护幼苗那样小心周到。

但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不同的是，英国的发展是建立在一种长远考虑的战略基础之上的，那就是要永久地保持自己的工业优势。即英国不仅要坚持不懈地发展自己的工业，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英国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并不希望各国能处于平等的竞争状态，它所要获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

由于英国具有这样的战略考虑，所以，在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之后，所有其他国家的工业发展都要困难得多。法国原本是英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英国在取得工业优势后，自然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打击法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先后组织了7次反法同盟来与拿破仑帝国作战。面临这样的困境，法国只能通过缓慢曲折的方式来完成自身的工业化。尽管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国家中率先起步，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中,这个十八世纪欧洲第一经济大国的经济总量却首先被英国所超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又被后起的美国和德国所超过。到二十世纪初,法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6%,而同期的美国为35%,德国为16%,英国为15%,法国已沦为一个二流的工业国家,算不上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多世纪的法国工业化是相对缓慢与步履蹒跚的,一位法国经济史学家说：“在十九世纪法国并没有真正的工业革命或起飞, 因为发生的变化没有像‘急剧’或‘突然’这些形容词所暗示的那种劲头,来到的都是一系列调整的结果。”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人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戴高乐为首的领导者才确定了法国的战略目标：法兰西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和技术强国，而不能依赖于他国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法国充分发挥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按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重新构建法国的经济。法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计划，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是将重要工业收归国有，扩大法国国有化的规模，它不仅从军工工业扩展至民用工业，而且从能源、运输、机械制造等部门扩展到了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奠定了基础。法国不再是中小企业之乡，而是大企业、大公司的天下。不仅如此，法国还成为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唯一实行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纲领的国家。这种政策从1947年一直实行到现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上台都没有更改。从结果上来看，法国的经济计划成功地发挥了作用，并使法国重新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强国。可以说，法国的失利和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国家战略意志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

美欧的经验与大家思想

从欧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一切有所作为的现代化大国，在自己的历史中都产生了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那就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家思想。

美国的情况则更加独特，由于美国具有其他国家不具有的优越条件，又从英国的工业化经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所以，美国的发展取得了比英国更为伟大的成就，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味道。

然而，美国的工业化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它依然是从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场大辩论开始的：即美国是否要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国的问题。英国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和严重的社会不公与腐败，使美国人从两方面进行了思考。以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主张发展工业，效仿英国，而杰弗逊则主张发展一个农业理想国，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太丰富了。经过长期的折腾，辩论的结果是美国要发展工业。美国上下具有了这样的战略决心后，随之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然而，美国的工业发展与英国不同，那就是美国面临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西欧的工业起步早，从技术到质量对美国工业品都具有压倒的优势。因此，美国尽管试图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但并未解决如何实现自己目标的问题。如果奉行当时英国鼓吹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美国的国内市场将很快被先进工业国的产品所占领，那么，美国的民族工业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分享一点别人不要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份额。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国家战略意志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美国决心不顾一切困难，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此，美国政府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采取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并明确指出，保护关税就是要促进美国的工业化。这种高关税壁垒使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当时的市场上，英国的钢轨每吨仅为36美元，而美国的钢轨市场上却要卖到67美元。然而，高关税政策却最终保护了美国的民族工业，使美国通过顽强的拼搏发展出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美国学者对此的总结是，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美国政府将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主义国家来运作，资助了强盗资本主义时期的铁路建设，并且提供了保护性的关税来对抗欧洲的进口货。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受保护的市场，使得生产性的投资能有巨额利润。

欧洲的其他地区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一时期，面临英国的工业优势，除开法国在努力抗争外，其他的欧洲国家要么成为英国的消费品市场，要么成为英国制造业的小伙计。在这样的形势下，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德意志民族发展的战略目标问题。他认为，英国本来也不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因此，英国如何在欧洲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本身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在分析了英国崛起的种种因素后，李斯特提出了他著名的生产力理论，他指出，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经济搏斗场上，财富的原因和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具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如果他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耗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如果他具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消费的有价值的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得到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因此，德意志民族的战略发展目标就是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以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工业国家。而这种生产力的基础是教育，所以德国应通过各种方式强制发展各种类型的教育，从普及教育到职业教育，德国人都走到了欧洲的前面。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迅速成为了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德国经济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高质量，无论在哪一个行业，德国制造总是高品质的象征。德国人做到了不仅在自己本国的战略产业内占据绝对的优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高技术战略产业中，德国人也要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的发展并不顺利，但在经济方面，却始终遵循着李斯特的思想，使德国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能成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民族的战略选择和实现这种战略选择的战略意志决定着这个民族未来的发展前途。

从欧美大国的发展历程看，一切有所作为的现代化大国，在自己的历史中都产生了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那就是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家思想。英国产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产生了伟大的启蒙思想，德国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哲学。这些巨人般的思想，对一个民族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思想和思想家的产生，固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因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产生后，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既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引领着时代的潮流。换言之，它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对于一个民族形成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具有重大的作用。对于这样的精神，别的民族只能学习，却无法冒领。而产生了这些思想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一个较为高远的奋斗目标，这也是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为什么一些民族总是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原因。

要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具备坚定不移地自主发展的战略意志。正如李斯特所说，能够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实际利益，哪怕这种牺牲持续很长的时期，也绝不放弃长远的战略产业的发展。

就我们自己的经验看，凡是我们具有坚定意志要想实现的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终都能获得成功。反之，即便确定了这样的目标，如果没有坚定不移要想实现目标的决心，那么，这样的战略计划往往会最终流产。

新中国建国本身的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中国政府具有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就客观的条件而言，中国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具备工业化的优势，“一穷二白”最集中地概括了新中国发展面临的困难。然而，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却具有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和发展的决心，尽管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但新中国毕竟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基本完整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科学教育体系。正是具有这样的基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能迅速地将中国的产品推向世界，并创造了连续多年持续增长的经济奇迹。

然而，我们取得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对成绩取得的路径具有了自觉的意识，中国的航空与航天事业不同的发展经历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由于航天事业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战略价值，西方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使我们根本无法从外部得到相应的技术，于是，航天事业除开自力更生，几乎别无选择。但恰好是这种局面最终带来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繁荣。由于丢掉了幻想，中国航天人虽然艰苦，但还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保障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世界航天业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给我们的国防安全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保障。反观航空事业，由于存在引进的可能性，产生的局面却大不相同。其中，现在热议的大飞机项目几上几下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今世界的各种产业中，航空业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它既涉及到民用市场，也涉及到国防安全的保障，因为很多民用飞机在战时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军用飞机。其中，大飞机更是一个特殊中的特殊行业。这是因为，大飞机不仅需要技术，而且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在这一方面，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因此，中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发展出自己的大飞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此的认识却存在误区，并没有把大飞机作为一个战略行业来对待，结果在运十飞机已经上天之后，却因为各种因素断送了我们自主发展大飞机的大好时机。尽管研制大飞机的失利有着种种制约的因素，但失误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对其发展缺乏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和决心。一直到2007年2月，中国政府才表态在原则上批准了大飞机的立项，同意上马开展大飞机的研制工作。这一迟到的喜讯，反过来证明了国家的战略意志对一个行业的发展是何等重要。

然而，这个行业的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相应的其他行业都得到了解决。比如计算机的CPU研制工作，中国独立操作系统的发展等，其自主性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和信息时代所有重要行业的命脉，在这样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等于是将自己的心脏和灵魂交由别人控制。但在我国，决策人在这样一个可以说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却始终含含糊糊。甚至在我国的科技人员已经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和金山这样的硬件和软件后，政府的态度却依然让人费解，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极具战略含义的政府采购中，国内产业始终处于劣势。这证明，我们在战略意志是决定一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方面的认识，依然是模糊的。

由于这种认识的模糊，我们看到了更为令人痛心的事情：在国家数字电视的地面传输标准方面，中国的北方标准和南方标准自身斗成一团，其结果是有关部门最终把两种标准糅和在一起，使中国所谓的自主标准成为一个谁也不愿放弃自身利益的怪胎，也使国内的电视厂商无所适从。对比之下，美国政府为了与崛起的空客竞争，强令麦道和波音合并，这一事实不禁使人万分感叹。

当然，对于什么是战略产业，国内各行的专家可以进行广泛的争论，可以汇集多方的智慧，确定中国应该发展的战略产业。但隐藏在这种表象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既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其优势是可以有效地吸收它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或失败的教训，而劣势就是大国不可能如同小国一般“搭车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各国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小国“搭车发展”的成功范例。大国可以让小国搭车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国始终控制着这些小国的发展命脉，而且也不必担心小国的发展会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所以乐得让其搭车发展。而大国就不一样了。所谓大国，就是能够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不必受制于人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大国才有资格谈论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一类的问题。也只有大国，才能够发展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生为大国的中国，既是幸运的，因为大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也是不幸的，因为很难获得搭车发展的机会。当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其他世界大国不妨将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市场上廉价的打工仔来对待时，对中国的发展责难不多。但当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可以挑战其他大国的竞争优势时，相应的压力就会随之而来。目前国际上因“中国制造”而掀起的风波，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此，中国在考虑下一步发展的机遇时，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严峻的挑战：即是否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问题。要成为一个大国，就必须具备坚定不移地自主发展的战略意志。正如李斯特所说，能够为了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实际利益，哪怕这种牺牲持续很长的时期，也绝不放弃长远的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显然应该这样做，这样做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作为一个大国，必然要担负平衡国际社会各种势力、制定相对合理的游戏规则的责任。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中国主观上做出何种选择，中国都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退路。如果中国缺乏坚定的战略意志，放弃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中国就会连一个小国都不如。因为，除非你愿意自废武功，把自己分为事实上的若干小国，别人是不可能将你作为小国对待的。身为大国却没有大国的意志和决心，那么中国历史上废太子的命运，就会成为我们未来命运的写照。

-------------------

陈晓律 四川新都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曾赴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耶鲁大学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和现代化研究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出版有《当代英国》、《现代资本主义与世界霸权》等专著6本，发表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