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与挨打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似乎从来不曾成为问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同时也是探讨如何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交手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知识界自“五四’运动以来对它早已做出了结论，即两者在逻辑上是因果关系，在时间上是先后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据说一直是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后来终于挨打是势所必然。先有落后，后有挨打。这种观念直到今日仍然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但反过来看，如果落后就要挨打，那么，先进者是否就有打人的权利？如果说一国在实力崛起之后就应当扩张领土，欺凌弱国，那么任何“和平崛起”的逻辑都不能让别人信服。难怪我们今天在讨论“和平崛起”或“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时仍然大大受制于落后与挨打的因果论。

　　 摆正落后与挨打的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对关系的现代诠释背后有意识形态的支撑。近代以来，长期主导中国知识精英思想的是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把落后与挨打看成是因果关系来源于欧洲中心论的直线历史阶段论和种族优劣论。如果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意义必将远远超出遵守现存的国际规则的价值范围，她就应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为世界做出意识形态方面的贡献。欧洲中心论的特点是重对立，轻和合。中国的传统思路强调“天人合一’，不接受任何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关系。中国迫切需要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派，在根本问题上摆脱“五四’运动以来的欧洲中心论的禁锢。但是，由于几代人“层累构造”的谬误，一切必须从源头上做起。尚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当世界迫切需要国际关系的新思路时，中国不能只关注经济上的国际纠纷，而不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拿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韬晦作风常常让外人感到不可理喻，反而有我行我素、不顾他人利益之嫌。 在落后与挨打的关系上的重新定位是中国人以正常心态，既无霸气，又无畏惧地进人世界体系的第一步。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

　　 落后与埃打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看？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观察，中国在1840年以后的种种遭遇绝不是一贯落后，最终落得挨打的必然结果。中国人先是挨打，后来才感觉到落后，这个时间顺序不能用中国人的集体愚昧来简单地解释，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适应“打人文明”逻辑的历史过程。从洋务运动的“相对”落后感到“五四”时期的“绝对”落后的定论，经历了80年的过程。“五四’时期的激进思路并非来自中国本土，而是来自西方上升时期的那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后世的中国自由派学者，如李泽厚等认为，中国知识精英走到承认“绝对落后”这一步的过程太长，从而造成了一个历史无法弥补的走向自由民主的时间差。但这并不能证明“打人有理’是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公理。其实，“五四”精英们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熏陶，在内心里对强权政治并不反感。对政治权力的过分崇拜使他们分不清挨打与打人文明的区别。所幸的是，由于传统的深厚文化底蕴，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始终没有接受“打人有理”的逻辑。“五四”精英们面临一个悖论：如果说中国人落后与挨打是由于集体愚昧，而他们也是这个集体的成员，于是他们这样说是在撒谎。但如果说只有他们一小批精英不愚昧，那么集体愚昧说又不能成立。

　　 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对自身传统继续加以排斥是令人费解的。中华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学术到了近代突然成为“国学”，而且由于西学的摧毁式的冲击，又在“五四”运动当中成了“国将不国’之学。在全盘西化和救亡图存双重变奏的主旋律之下，中国学人勉为其难保存下来的一点“国学”还要被冠之以“国故”二字，似乎它对现实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需被当作历史陈迹加以“整理”而已。然而，当救亡图存的任务大致完成以后，我们没有理由继续遵循“五四”时期的疑古和厌古的思想。应当看到，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已经不断地证明，以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关于中国古代史是“层累构造”的种种论点大都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层累构造说”的参照系是西方的所谓“信史”，但这个“言必称希腊”的所谓参照系本身也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的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所推翻。

　　 毕竟，任何现存的传统都是人类生活的延续，同时，传统也是最民主的价值观的活生生的体现。英国著名作家G.K.切斯特顿说得好：“传统即是给予我们社会中最不显眼的那个阶层一一那就是我们的先人一一投票的权利。这是一种让死去的先人享受的民主。传统拒绝向一小批偶然还在世的、傲慢无比的权势集团投降。所有的民主派都反对由于出身地位的偶然因素而剥夺人的投票权，传统则反对由于死亡的偶然性而剥夺先人的投票权。”[3]“五四”运动的激进派拒绝这样来看待传统．他们从欧洲的二元论出发，自然认为传统与进步是对立的关系。因此，在救亡图存的紧迫任务的压力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一一即把传统看成是“落后”的根源。根据这个思路，中国的暂时落后现象被“绝对化”(absolutized)。既然中国传统是造成挨打局面的根本原因，那么就没有必要将它继续保存下去．这样，“五四”激进派用欧洲中心史观将落后与挨打界定为一对因果关系，从而提出“打倒孔家店”这类摧毁式的口号。“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有丰功伟绩，对中国了解世界和对外开放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它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观念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全然不适用，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既然落后与挨打关系的倒置是历史虚无派的理论基础，我们对“五四’时期的文化破坏的清算也必须从这对概念入手。

　　 落后与挨打的关系看似一目了然，先有落后，后有挨打，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从道理上讲，如果落后者都应该挨打，么必须承认恃强凌弱是合理的，这正是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逻辑。但这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接受的逻辑。从时间顺序上讲，中国人在19 世纪的40年代先无端挨打，然后还要承认挨打是因为其文明落在“打人文明”之后。毫无疑问，这是西方的国际强权政治造成的心理障碍。不断挨打的中国人是渐渐开始接受这个逻辑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通过全盘接受强权政治的逻辑而演绎出来的落后与挨打的关系更成为中国式“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

　　 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人提出中国落后在先，挨打在后。但朝廷洋务派的主导思想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不认同中国一贯比西方落后的观点。中国只是在某些关键的环节上落后他人，而这些差距是可以弥补的。洋务重臣李鸿章认为，清政府“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所以要“师彼之长，去我之短”。李鸿章的所谓“变法”当然还不是康梁维新时期的那种体制变法。然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军事上一败再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直到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连东洋的“蕞尔小国”也敌不过，再用“独火器万万不及”来解释就更加行不通了。于是康梁的体制变法应运而生。1898年的维新派第一次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并公开宣扬以日本为师。这批人还采用今文经学的学术偏见来攻击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体制皆为“秦政”， 其观点之激进实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虚无思潮之滥觞。

　　 当然，康梁维新派还未用落后与挨打的关系来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但他们用春秋公羊学的手法来激起士大夫阶层的变法热情却并不成功。所谓“张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历史演变逻辑实在过于牵强，在学理上也无法立足。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康梁变法的同时，洋务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表了名作《劝学篇》。张之洞恶公羊，兼汉宋，重通经致用。他尖锐地指出：“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张之洞第一次对落后与挨打的问题做了合理的分析：“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

　　 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充满了哲理，而且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对中国面临的现实和国际环境有深刻的认识，并不需要从公羊学说中去寻求康有为的那种“大同”理想。他主张新旧学融会与贯通，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道出了中国传统儒家哲理的真谛。他力图会通中西，权衡新旧，被光绪帝称许，以为“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朝廷守旧派大学士徐桐斥《劝学篇》为“尽康(有为)说”。美国出版的英译本(1900)则将它冠以《中国的唯一希望》[7]的译名。译者在前言中如是说：“《劝学篇》标志着长期以来习惯于孔夫子的陈词滥调下变得死气沉沉的中国人终于在时代的现实面前苏醒过来。”其实，这两种评论均未抓住张之洞的本意。中国学界则长期把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看成是中国知识精英走向世界的一个中间环节，上承洋务派的以夷制夷论，下接“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事实上，中体西用论是两个极端观念之间的“持平之论”。直到今日，它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进行的许多基本辩论尚未脱离“中体西用”的框架。

　　 张之洞应当被看做是19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西方出版的政治思想史一般不大提及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但2003年出版的《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有创新的中国思想家唯张之洞一人而已。至于那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如张君劢或徐复观只算是没有多少创意的“混同派”。张之洞却同印度的圣雄甘地和泰戈尔、非洲的卡布拉尔和尼雷尔等人相提并列，一同归于“批判的传统主义思想家”。“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思想界新贵如胡适之、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等均榜上无名。尽管有“挟洋自重”之嫌，笔者认为这个排列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在20世纪确实没有出现有创见的“哲学大师”，更谈不上政治思想大师。此外，《剑桥20世纪政治思想史》中关于“非西方思想史”一章的作者是印度裔的比克胡?巴莱克，而不是欧洲中心论的学者。

　　 人们往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的基础是“旧体新用”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延伸，因为张之洞并不把“新旧”和“中西”看成是截然对立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张之洞的“新学”是指中西学融会的产物，而非与西学对立的传统。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说以自身传统(旧学)为体，以吸收了西学精华的新学为用。严复曾用“牛体马用”来批评张之洞，一时传为经典。他声称：“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严复在这里玩的是偷换概念的把戏，好像牛体绝无致远之用，而马体也无负重之用。他的批评站不住脚的原因恰恰在于将两者在本质上加以对立。另外，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被某些大哲学家称为解决体用矛盾的典范。实际上，毛泽东只涉及了“用”，未及“体”如何解决两者的矛盾？中国学界在“中体西用”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原因正是将没有矛盾的命题看成是一对矛盾，这样的辩论自然没有结果。

　　 重要的是，张之洞的体用论对我们摆正落后与挨打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他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的精髓以“治身心”为体，“应世事”为用，那么中国的“落后”只能在用的方面，但“用”并不排除体制安排本身。不能因为暂时的落后就坠人全盘否定中国数千年传统的、由欧洲中心论预设的陷阱之中。

“五四”时期的呐喊声音很大，但没有出现一批中国自己的思想家，因为落后与挨打的关系一旦按照欧洲中心论的因果关系定调，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很难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说话。“五四”新文化的旗手鲁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自有些落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