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民主与战争——我们如何面对“民主国家”的战争威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33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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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律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21世纪的中国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中发出的最强烈的声音之一。由于这是一个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大问题,又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风雨的历练,所以国人对于民主的企盼,与过去相比,显得更为理性和务实。对于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学术界也展开了十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一种局面无疑为中国一步一个足印地迈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国人深入探讨民主的过程中,民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却被忽略了,而且,恰好是在这一方面,我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发达国家一个新的神话:民主国家之间是不打仗的。由这样一个神话,又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一些推论:民主国家的本质是爱好和平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才不会打仗;反过来,如果与民主国家发生战争,那么,其对手自然是独裁或专制国家,因此,这些国家在道义上肯定是应该被谴责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对手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在与其发生冲突时,是不是应该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不是一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处理诸如台湾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时,马上就有可能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十分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的同仁,似乎对这一问题并不十分感兴趣。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一些自己的想法。

首先,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共生关系。这样的一种关系,使得民主国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一切特点。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与民主共同前进的。自启蒙运动开始,每个欧洲国家都同样宣称人是平等的:但只有在一个国家内才是如此。也就是说,民主只能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现代民主制度就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共同体内,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现代民主的种种设计就无法成为一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相互磨合,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也正因如此,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其以普选为标志的民主选举制度,一直到20世纪初才彻底完成。安东尼·史密斯正确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初始阶段有一种解放的力量。它破坏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主义、习惯和部族的力量,帮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权。它统一了市场,以及行政、税收和教育的制度。它看起来是民众和民主的,它攻击封建主义的实践以及帝国暴君的压迫,并宣布人民的主权以及所有的人民有权决定其自身的命运--假如那是他们希望的。1因此,民族主义与民主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为它们都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在这样的原则下,现代的民族认同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人们需要为这种认同提供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在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内,所有的人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此,民族认同必须建立在保护所有成员权利的基础上,民族共同体必须为身处其中的所有人提供同等的安全、保障、地位与威望,于是,个人的尊严和命运最终与民族的尊严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没有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个人的种种权利就无从说起。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具有潜在的民主精神,它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由农业自然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英国的历史看,民族主义观念的出现意味着原来的封建秩序已经解体,而新的社会金字塔需要按照新的界线加以构建。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坚持不懈地强调"人民"有权利通过议会参与英国的政治决策。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作为一个民族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种政治参与的权利,作为英国民族特征的代表制选举出来的精英有权利也希望自己管理自己。实际上也意味着争取民族国家的地位就等同于争取政治公民权,这样一种象征性的选举意味着社会金字塔和传统阶级结构的彻底变化。2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民众除开血缘的认同外,只要他们没有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其统治者就不能宣称自己的统治天然代表着民族的利益。他必须为自己的统治寻找新的合法性,政府必须对公众意见有更多的关注。在对外事务上,则必须满足民族主义的各种要求。人民关于民主选举的程序,对政治机器的抱怨等,都会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民主意识的扩大而日益加剧,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观念上的,人们相信,社会进步的潮流使少数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下去,多数人的统治迟早会到来。

但要将这种广泛的民主意识和社会进步的潮流转为有效的民主制度,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一个民族不可能割断自己的历史,它只能在继承自己民族遗产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同时,在其民主体制的发展过程中还要受到国内外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民族国家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足球运动来理解民主政治。第一,足球必要在一个标准的球场进行。也就是说,民主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政治平台上进行,而不能随意将这一游戏扩张到其他领域中去。民主必须有裁判,裁判必须公正。这个裁判在各国的设置机构不同,美国是最高法院,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其他机构,但都具有类似的功能。而裁判所依据的公正规则就是各国的宪法,其功能就是具有违宪审查的职能。球队的比赛必须服从裁判,无论胜负都必须接受。胜负不是永久的,获胜者只能将自己的优势维持到下一场比赛之时,到时将进行另一场比赛,新的胜利者将成为新的冠军。失败者拥有同样的条件去准备下一次的比赛,而不是被永远驱除出场。要完全将上述的标准运用到政治角逐中,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足球经常出现黑哨,出现假球,台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经常出现闹剧,多少反映了一种体制要完全按照预定的原则运转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尽管建立一种完善的民主机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世界近代以来欧洲的大部分民族国家都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体制。然而,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建立了真正的民主体制,就其能够有效地动员民众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力而言,民主和威权的政府两者在利用民族主义的资源方面却具有共同的特征。因为,两者都宣布,国家是人民的,人人是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就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每一个人必须执行和遵照的原则。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建立在民族民主基础上的现代战争具有动员的普遍性和结局的毁灭性。民族的利益开始转化为一种新的信仰,一个民族的成员必须为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任何一种妥协都会成为国人共讨之的行为。其结果是现代战争比起以往的战争来,显得更为残酷,更为非理性,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小。在封建时代,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点弹丸之地,或是一条小河之类的边界争端,完全可以在国王之间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到了民族主义时代,则任何一点领土的变动都会触动大众的神经,以致几乎变得不可能了。按照富勒的说法,它把国王的专制主义赶到了一边,用民众的专制主义取而代之,把战争的拍卖场变成了屠宰场。

从法律的角度,这样的转变是由如下的一条法令作为其标志的。1793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一条法令:"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青年人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篷和服装,并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合去,激励战士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憎恨。"而社会的其他所有可资作战的物资,无论的民用品还是住房,国家统统可以征用。3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F.N.毛德上校这样评论法国的征兵制: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如此深渊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的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因为,不仅这样的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越来越总体化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一人一枪很自然转化为一人一票。这样就导致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与军事转变。4这样具有民主思想的军队,与旧式的各种军队比较,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这多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所向无敌。

阿诺德·汤因比教授对这种现象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将其"活力"投入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民主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所以他也就无法据此找到答案。实际上,按照富勒的看法,这同样也是一个伟大的神话。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斯宾塞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人类的社会,无论文明还是野蛮,都遵循着两种原则,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或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这样两种原则是并行不悖的。而萨默则在《民俗学》中指出,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战争与和平就相互起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一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紧密,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5实际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正义的解释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正义者不要求胜过同类,而要求胜过异类。至于不正义则对同类异类都要求胜过。"6只有正义者才能真诚地合作,也只有内集团的人才能具有如此的真诚,这就足够证明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具有不同的使用范围。而充分激发出人们激情的民主,加强了内集团的团结,当然也就使战争具有更大的威力和破坏性。富勒甚至偏激地认为,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7这种仇恨使民主国家在对外战争中不仅要在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且要在精神上消灭对手。这就使得战争的规模往往更大,进程更加残酷。因此要说民主制度是爱好和平的,无论从实证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都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民主国家战争机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世界历史也告诉我们,在近代以来的不同类型的大小战争中,民主国家往往是最终获胜的一方,或者是得利最多的一方。这个事实表明,民主与战争之间还有着某种更深层次的联系。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会给既有的国际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发展与争霸是大国崛起不可回避的话题。由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始终生活在"霍布斯时代",所以,原有的大国对新兴大国的崛起总是充满疑虑。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新兴大国要想顺利成长,就特别需要冷静对待自己的国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尽可能地遵守既有的国际行为规则,在捍卫自身基本利益的原则下,不去主动挑战现有大国的利益,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广交朋友,争取在各种地区合作或多方合作的事务中做到双赢和多赢。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具有冷静的头脑,采取合理的对外政策,往往能加速自己身的发展,反过来,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四面树敌,则很难能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决策的合理性方面,显然优于自己的对手。德国俾斯麦的经历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不能将他的合理政策贯彻下去,最终给德意志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国际体系中最有效的经济单位,也是最有效的战争机器。这是因为在战争中,它们被证实比其他的竞争者更为成功。马基雅维里一个革命性的主张乃是,共和国欲维持其政治自由,必须持续扩张井取得财富,而这又有赖于将一般平民整合到政治军事领域之中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参见《李维罗马史论》第一书第六章)。这个政治参与的主张,相对于古典共和主义传统,赋予了平民远为重要的政治作用。8换言之,民主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动员民众起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著名的海权论提出者马汉就认为,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取的好处超越寻常的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能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换言之,对外掠夺与奉行本国的民主制度不仅不冲突,甚至是互补的。一个现代国家,如果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分配到足够多的市场份额和资源,对于其化解国内矛盾,推行民主制度显然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作保障,就只能让本国成为其他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事实上,不断地对外战争几乎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然而,西方学者在对类似战争的分析中往往有意无意地传播着这样的信息:即民主国家的战争是可取的,专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不可取的。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富于侵略性的,而民主国家则是合理的,主张公正的,有利于世界发展的。事实上,这样的观点经不起分析。由于欧美现代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存在着对外扩张和争霸的问题,所以,无论这些国家是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它们发动的战争,尤其是对外战争,大多是非正义的。对这些战争的性质进行分析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另一个事实,即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在已经动员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民主体制完善的国家在战争中往往能最终获益,而不够完善的国家或威权国家则在大国较量的战争中最后失败。从决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可以说,西方大国的战争机器基本可分为两类,民主国家是具有更好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则是具有较差的战争决策机制的战争机器。如果我们再用商业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战争,对这一点就会有更加明晰的认识。民主国家类似于一个股东享有充分权益的有限股份公司,如果战争能够获益(无论是经济上的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收益),那么,这样的生意就可以做,如果赔本或收益甚微,那么,这样的生意就不要去做,因为它有损大部分股东的利益,股东们就有权否认国家的战争行为。美英等国的大规模反战和平运动,往往都是在战争持续不利的时候爆发,其中的原因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这样的反战认识并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民众认为自己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而只是认为这样的战争是不合理的,比如,美国近来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就是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反观专制国家或威权国家,其战争决策往往由几个主要决策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拍板决定,作为国民的股东却毫无权利。战争顺利还好,战争不顺利,广大的股东却没有制止战争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破产,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国家走向毁灭。从这样的角度看,民主国家是更为高效而合理的战争机器,而专制和威权国家,即便从战争的费效比来看,也是不可取的。所以说,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发展的关系,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体制建设问题,这也是大国崛起过程中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民主体制不仅对于政治现代化是必须的,甚至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至关重要的。

换言之,从战争的角度考察问题,我们会发现,现代民主制度是最有利于一个民族在战争中生存的制度。

民主国家同盟的内涵,二战以后的历史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不再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发达国家由美国领头完成了其军事上的整合,其二是发达国家之间对原材料的控制达成了体制上和意识上的一致,第三则是其政治上完成了整体性的民主化改造。因此,这些因素,既有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身内在规律的作用,也有冷战所产生的间接影响。正如约翰·艾森伯里所说,任何一次重大战争之后都会伴随着国际秩序的重建。9在这样的时刻,新兴大国领导人会发现自己有巨大的优势来重新修订国际秩序的原则。

美国的选择是利用自己的巨大物质力量和道义力量,将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转化为在自己建立的体系中的一种持久的秩序。所谓的民主国家阵营,基本上就是这种整合的结果。同样,二战后由于武器装备的发展,美国原来可以置身欧洲事务之外获得安全的条件已经逐步丧失,远程轰炸机、洲际导弹、高速舰船与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使美国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这些都增强了美国扩张与干涉世界事务的意愿。10事实上,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对和平局势的控制至为重要,而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海上。按莫德尔斯基的看法,世界强国的海上力量(20世纪又加上了空中力量和太空力量)决定着世界的基本秩序,而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到1959年,其海上力量几乎占全球性海军力量的百分之百,此后,在世界上的份额也从来没有低于60%。11这种一家独大的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使其余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丧失了对其发动挑战的可能性。

因此,不仅发达国家之间很少有战争的可能性,甚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战争也基本转化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争。换言之,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无论其是否民主,它所发动的战争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默许,那么,这样的战争多半会失败,只有得到美国的首肯,这样的战争才能继续下去。苏伊士运河的危机,最后以英法两国灰溜溜地撤离而告结束,与美国的态度是不无关系的;相反,英阿马岛之战,英国能够在千里之外的战场最终获胜,美国在各方面的支持显然也至关重要。事实上,在二战后,美国已经越来越多地代表发达国家"教训"其不太听话的发展中国家了。其余的民主国家,已经没有必要自己动手,最多只是跟在美国后面分红而已。

同时,为了对付"最不听话"的社会主义,美国着实费了不小的功夫,通过经济、军事援助,派出军事顾问,建立军事基地,策划雇佣军入侵等方式进行渗透。在四十年代19场战争中,美国支持和插手的就有8场。

在五十年代,美国先后对7个国家采取军书行动。这些行动是:

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打着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了15个仆从国家的军队,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1950年6月27日,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以后又不断侵犯我国的领海、领事,进行武装挑衅。

1954年,策动危地马拉反动派发动武装进攻,颠覆危地马拉民主政府。

1958年7月,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镇压黎巴嫩人民武装起义.企图干涉伊拉克内政。l958年,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

1959年1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多米尼加登陆,干涉多米尼加内政。12

60年代开始,美国又先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发动了侵略战争,只是在遇到巨大的麻烦之后,才不得不在70年代结束了这一区域的战争。然而,当冷战刚刚结束,美国打倒了最大的竞争对手苏联后,马上就发动了海湾战争,以后又在科索沃进行干预,并"误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21世纪开始,美国的反恐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战火已经延伸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可以说在二战后,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在对历史的简短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实际上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好战的民族国家之一。因此,我国的一些学者正确地指出,是战争造就了美国。13

由于具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张锋认为,战争对美国的战略思维和民众心理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因为美国人已经长时间习惯了战争,他们反而不习惯甚至无法有效地在和平时期思考战略性问题,也丧失了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实现和平的能力。几代美国人的心理和思维都是在战争时期塑造的,所以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反而需要适应新的和平时期,随之而来的就是战略上的迷茫。这大概也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我们马上就会怀念冷战"的原因。14因此,在21世纪,美国开始组建各种各样的"民主同盟"。这样的同盟,本质上就是美国当老大,以发达国家为基本队伍,对世界进行控制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既满足了美国渴求寻找敌人的战争心理,也大致有效地维护了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稳定地维护其霸权体制,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美国学者Christoph Lasch 和德国学者Paul Nolte特别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赢家"会越来越少地关心人类共同的民主。所谓的"民主"其实是"赢家"们的另一种表现,是他们的生活从几个国家和地区扩大到全球。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完备的国家机器以及发达的社会生产。主观上,这些是他们在国际问题上"理直气壮"发表意见的强大后盾,支持他们"玩转全球"。客观上,令人羡慕的社会生活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些落后的"输家"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由于他们的先进而有意无意地变成公认的准则,迫使大家争相效仿。国际政治学者摩索根这样解释"文化帝国主义":"A国的文化,尤其是政治观念,以及其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征服了B国所有决策者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任何军事征服或经济控制更为彻底的胜利,并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建立他至高无上的威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A国将不需要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需要施加经济压力,因为这个目的,即B国服从其意志,已经由一种更高的文化和更吸引人的政治观念的说服力而实现了。"15

显然,美国是拥有这种赢家心理的最典型的国家,也由于美国拥有巨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我的下一个推论是:美国是最危险的核武国家。按西方国家的看法,基地等恐怖组织是最危险的核武拥有者。这种看法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基地组织如果拥有核武,是肯定会不计后果而加以使用的。而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人们的心理上,都会造成足够大的恐慌。因此,这样的组织拥有核武器,肯定是人类的灾难。但考虑到核武的拥有者必须同时具有制造、存储、运送和发射能力,那么,基地这一类的非政府组织,尽管从使用的角度看十分危险,但却很难拥有足够的数量和同时具备的远距离投送能力,毕竟,现代化的核武库的生产、保管和使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一特点决定了,一般的流氓组织或不合法的组织,或许可以通过盗窃一两件核武器来恐吓世界制造混乱,却不可能由此构成对世界和平持久的核威胁,当然也很难将人类社会拖入核大战的灾难之中。因此,真正最危险的核武拥有者,只能是国际社会中那些合法的政府。

从核武器出现以后的历史看,世界上拥有核武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可以称之为自卫型的核武国家,即拥有核武主要是避免自身受到它国的威胁,属纯粹的自卫型;第二类则是攻防兼备型,即既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手,使之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同时也不放弃在适当的时机用核武来达到自身的某种战术或战略的目的。第三类为主动进攻型,即它拥有核武器主要是为了进攻,为了用核武器来消灭对手。

当然,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这样的三类划分只能是大范围的,因为每一种之间的区别有时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遇到这些国家自己认定的危机时刻,这种界限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从总的趋势来看,这样的划分依然还是可行的,有必要的。第一类的国家,即纯粹的自卫型应该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一再地宣称自己发展核武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不首先使用核武以及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而且在于中国始终将核武的数量控制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数量上。可以纳入这样范围的国家,应该说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类尚未被"国际社会"认可的核武拥有者。他们对核武的使用基本上还是定位于自卫,这大概是没有多少疑问的。除此之外,比较麻烦的是朝鲜和伊朗这样试图拥有核武的国家。但我认为,无论这些国家是否拥有核武,从归类的角度看,他们依然还是属于第一类的范围。尽管我们坚决反对他们拥有核武器,但我们不可能想象这样的国家拥有核武以后就敢于公开地向自己的对手使用。无论从运载能力和核武数量上分析,他们都无法经受对手的报复性攻击。因此,不管他们现在是否拥有核武,其主要目的应该还是自卫。

第二类是攻防兼备型的国家。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是这类国家的典型代表。他们都试图用核武来威胁对手,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同时也用核武进行自卫,以便在遭到对方攻击以后能够进行核报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美苏两国之中的一方的常规军事能力超越对手时,处于较弱的一方往往更愿意使用核武进行威胁。反过来讲,在冷战期间,大声叫嚷使用核武的一方往往是常规军事能力较弱的一方。因此,这种叫嚷基本上还是属于自卫性质的行为,是以核盾牌来掩饰常规兵力的缺陷,而非真正敢于主动使用核武。英法也应该属于这个阵营,不过,他们的攻防对象是有差别的。美苏两家的攻防对手是明确的,就是互为敌国。而英国的防卫对手主要是苏联,攻击的潜在对手则是其他一些世界上的弱国。而法国则更为含混,它对美苏两家都有所防备,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法国利益也不排除使用核武来进行保卫。总的来讲,攻防兼备型的国家比第一类国家具有更强的核武使用意愿,当然也就比第一类国家更危险。

第三类则是将核武主要作为进攻对方的武器而配备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往往是从第二类国家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当第二类国家拥有比对手更大的优势时,它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第三类国家。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有美国发展成为了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显然比第二类国家在使用核武的可能性上更危险。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核武拥有国,它发展核武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用来进攻,所以美国不仅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核武的国家,而且也是第一个实际使用核武的国家。尽管由于苏联在50年代初期也拥有了强大的核武,抑制了美国的这一意愿,但美国似乎从来没有放弃向对手或者其他无核国家使用核武的企图。从客观的角度看,要主动使用核武必须具备两种能力:第一是使用的意愿,第二是实际的使用能力。美国应该说从来不缺乏使用的意愿,尤其是在目前受"先发制人"思维的影响,美国的对外战争从一般武器上升为核武器可能并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第二是实际的使用能力,目前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而且还在不断地对核武进行小型化和实用化的研究。这样的两项条件,使美国既具备了使用核武的意愿,又具备了核武使用的能力。唯一对这种情况产生的制约力量,就是可能遭到的对手的报复以及国内的不同政治观念的人们的反对了。

为了防备对手,也即是拥有核武国家的报复,美国拼命地发展反导系统,试图将对手的报复能力彻底摧毁。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发展核武的使用能力。如果美国的反导系统真正能将对手的报复能力基本遏制,那么,美国主动使用核武的一天可能很快就到来了。另一个制约的因素是美国的民主机制,这样的机制不能说没有作用,尤其是在美国长期的战争期间,但是对于瞬间发生的战事,却不一定有效果。因为美国的反战运动能够见成效,一般是在战争的损失超过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而核武的使用却使这种传统的反战诉求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最危险的征兆是,当美国逐步地优化自己的核武库,不断地增强其实用性后,已经开始将美国自身民主对战争的制约机制化解了。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发动的战争,如果进行得不顺利,人员的伤亡过大,国内民众的反战运动才会逐步高涨。一直到这种反战运动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后,才会最终对美国的战争机制产生制约作用。然而,当前美军孜孜不断地追求瞬间全球打击的能力,不仅加紧制造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进行全球打击的超音速轰炸机,还通过无人机等技术上的改进,加速战争无人化的进程,以致未来的战争既快捷,人员伤亡又不大,那么,目前的这种民主对战争制约的平衡机制是否还能存在,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目前,世界的核武数量为27000余枚,主要为美国和俄罗斯两家拥有,这样的核武数量从理论上讲已经足够摧毁地球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了。问题是,当人们在关注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时,却没有人关注这样一个庞大的核武库的动向。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美国并没有减少自己核武库的计划,反而在积极地将核武小型化,实用化,那么,随着核武门槛的降低,人类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滑入"核战争的深渊。事实上,美国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最近宣称可以一次将中俄两国的核武力量解决掉,多少证明了核战争的风险是会随时来临的。

在这个意义上,在核武器的应用方面"精益求精,不断进取"的美国,才是最危险的核武拥有者。事实上,美国已经多次考虑过对伊朗的地下设施使用小型的核弹。如果真的加以使用,无论以什么样的借口,人类就已经跨入了核战争的门槛。可惜的是,当人们对伊朗和朝鲜的尚在襁褓之中的核武问题津津乐道时,却对这个明显的最危险的核武拥有者熟视无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不过,目前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观念方面的,那就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战争时已经丧失了本应有的话语权。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有联合国的决议,我们还是能够理直气壮地谴责美国在朝鲜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并具有与强大的对手血战到底的气概;而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甚至还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我们却不仅没有谴责的勇气,甚至连谴责的心理都丧失了。如果说外交方面有种种策略的考虑不提这件事情还可以理解,那么,在各种理论探讨的刊物上,竟然也看不到一篇类似的文章,就令人感到奇怪了。难道一穿上民主的马甲,我们就连是非都分不清了吗?相反,美国却没有一刻停止过对对手的丑化和攻击,不断地出现各种"邪恶轴心""流氓国家""独裁政权"等等议论,显示了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坚定不移的战争决心和强势的话语权。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挑战时,除了赶快证明自己并非流氓国家之外,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对方的说法。如果不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而使我们在思想上道德上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么,中华民族不要说崛起,恐怕连真正意义上的生存都会发生困难。

有鉴于此,我希望学界的同仁能对这一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原载《杭州师院学报》2007年第4期)

注释:

1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Routledge, London, 1998, p. 1.

2 Liah Greenfei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45.

3 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4 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页。

5 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8页。

6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页。

7 富勒,《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8 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2页。

9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y Princeton, p. 1.

10 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88, pp. xii-xiii.

11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 1987, p. 112.

12 阿木编著,《美国大出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9-12页。

13 龙民,"战争造就了美国",《人民网》2006-7-3。

14 张锋,"美国仍深陷战争迷思",《环球时报》2007-3-21。

15 周睿睿,"沙场秋点兵--从世界的横向比较上看教育",转引自《学术中国》网站200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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