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工具理性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2 次 更新时间:2007-08-23 05: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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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  

   (曹卫东 译)

  

   工具理性批判把自己理解为卢卡奇从韦伯那里接受过来的物化批判,而又不想承担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后果【1】。这样一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从中我们可以吸取教训,并找到社会理论范式转型的根据。我想先来描述一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是如何继承卢卡奇的做法,对韦伯的合理化论题进一步进行转换的【2】。从历史角度来看,卢卡奇对物化理论的解释,由于革命的失误和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认同力量而遭到否定(1)。由于卢卡奇的解释坚持的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因而在理论上也并非无懈可击(2)。所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物化批判的基础,并把工具理性扩展成为整个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范畴,也就是说,把物化过程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生继续向前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3)。但是,这样一来,理性概念的轮廓就有模糊的危险;一方面,理论具有否定实践关系的传统沉思特征,另一方面,理论又把一种只能间接提出的理性的表现功能转让给了艺术(4)。哲学思想否定辨证的自我扬弃导致了两难,这就促使我们追问:这样的论证难道不仅仅只是一种坚持意识哲学和强调主体性与自我捍卫之间关系的命题所导致的(5)。

  

   (1)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大众文化

  

   正如杜比尔(Helmut Dubiel)所指出的【3】,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对批判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三种历史经验交织在一起,使人们对革命感到绝望。苏联的局势完全证实了韦伯关于官僚化加速趋势的诊断;斯大林的暴政则充分证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erg)对列宁的组织理论及其整个历史客观论基础的批判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则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情况下,会用改变政治制度的方法来应付革命的危险,并平息有组织的工人的反抗。最后,美国的发展趋势则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表明了资本主义的整合力量:无须公开压制,大众文化就把广大群众的意识和政治命令(Die Imperative des Status quo)结合在了一起。革命社会主义的人文内涵在苏联被扭曲了,所有工业社会中革命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也都失败了,渗透到文化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合理化过程发挥着社会整合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理论加以处理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是克服资本主义的客观前提。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是想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更加完善的劳动组织过程来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会出现"矛盾",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观潜能也是一种生产力,它不仅表现为生产活动,而且也表现为革命的批判活动。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为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而且同时也创造了"关键的主观前提"【4】。卢卡奇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的这一立场,但他已经开始修正马克思对现代科学的评价。关于技术进步的科学尽管越来越与生产力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科学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科学同时还承担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科学主义世界观把认识的客观界限与认识的一般界限等同了起来。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科学观念是卢卡奇所批判的一般物化趋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以及更加坚决的马尔库塞【5】)的论证路线由此展开,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融合,因而彻底丧失了其超越制度的力量。

   相反,卢卡奇坚持认为,世界"表面上绝对的"合理化尽管"深入人的心理存在和生理存在",但在内部遇到了极限,这一极限就是"人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6】。

   这就是说,卢卡奇在人的主观本性中发现了一种坚决反抗物化的潜力。单个的工人被迫把他的劳动力作为一种功能与他的整个人的个性分离开来,并作为商品,作为纯粹外在的东西而客观表现出来,这样就会激发他的抽象而空洞的主体性奋起反抗:

   "人作为商品,身上出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得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7】。

   就其本质而言,卢卡奇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的,因为黑格尔认为,精神的自我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逻辑必然性。如果抛开这些前提,从经验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观点,显然就需要有其他的理由来加以支持,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个别的雇佣工人为何要摆脱他的客观角色,整个无产阶级为何要形成一种意识,以便能够依靠和运用这种意识,让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社会得以自我暴露。卢卡奇断定的只是:

   "物化过程,亦即工人成为商品的过程,在他有意识地加以反抗之前,尽管使他的'心灵'变得贫乏,使他整个人都变得畸形,但并没有把他作为人的本质变成商品。因此,他可以不顾他的这种现实存在,而从内在把自己全面地塑造起来"【8】。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并没有不加批判地接受黑格尔的逻辑学,他们用经验理由对这个观点提出了质疑:由于他们坚持物化理论,因此,他们必须对历史经验作出解释,这些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大众的主观自然毫无反抗地被卷入了社会合理化的旋涡之中--这种主观自然与其说是加快毋宁说是阻碍了这个进程。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以探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各种畸形(这些畸形深入到了主体性的内在领域,并且涵盖了个性的动机基础),以及从物化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再生产。大众文化理论【9】的出发点是:商品形式也波及到了文化头上,因而逐渐取代了人类的一切功能,而法西斯主义理论【10】则是由政治精英故意地改变反抗的功能,用主观自然来反对合理化。霍克海默把文化中越来越激烈的不满情绪理解为主观自然对物化的反抗,理解为一种"自然的造反"(Revolte der Natur):

   "理性观念越是明确,得到的承认越是充分,人的精神观念对文明及其在个体身上的立法者即自我的怨憎(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就越是强烈"【11】。

   福科(M·Foucault),莱茵(Laing),巴萨里伽(Basaglis)以及其他人后来所揭示的现象,霍克海默早就有所认识了【12】。

   仅仅限于认知-工具层面上的合理化所导致的社会-心理"损失",从社会转嫁到了个体头上,并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活动范围从临床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到神经官能症、成瘾现象、身心障碍、动机问题以及教育问题等,直到审美冲动下反文化的抵抗行为和处于犯罪边缘的群体(当前还包括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按照霍克海默的解释,法西斯主义成功地实现了功能转换,利用内在自然的造反来实现内在自然坚决反对的社会合理化。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

   "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他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大众生产的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13】。

   这个观点不仅澄清了法西斯主义掌握政权的阶级基础,而且也说明了法西斯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即在一个"迟到的民族"(die verspaete Nation)那里加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14】:

   "自然人(落后阶层的民众)反对合理性的增长,实际上是加快了理性的形式化,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控制自然,而不是解放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认为法西斯主义是理性与自然之间邪恶的组合--而这正是哲学梦寐以求的调和的反面"【15】。

   有一些心理机制促使内在自然的造反转变为了一种内在自然所反抗的强化力量,对于这些心理机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经验的角度加以了探讨;受弗洛姆(Erich Fromm)早期著作【16】的启发,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主要关注的是反犹主义的心理模式,以及权威个性带有施虐与受虐狂特征的冲动结构【17】。当然,这些研究后来逐渐融会成为一种关于政治偏见的探讨,它们远离了精神分析的立场,而且放弃了与物化批判理论概念之间的联系。

   大众文化理论涉及到的是一种意识通过大众传媒而达到社会整合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没有太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艺术作品被偶像化,成为文化物品,艺术享受倒退成为消费和受摆弄的消遣,根据这些现象,阿道尔诺研究了"新型的商品拜物教",在这点上,他坚持认为,能够被专制国家发动起来的小市民的施虐与受虐狂性格和"当前对大众艺术的接受,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卢卡奇当时就已承认,物化过程越是远离生产领域,远离无产阶级生活世界中的日常经验,物化过程越是从根本上改变思想和情感,自我反思也就越是难以深入【18】。阿道尔诺在他的《论音乐的拜物教特征以及听觉的退化》(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ren)【19】一文中继承并发挥了卢卡奇的这个观点:

   "当然,在文化物品范围内,交换价值表现的比较特殊。因为这个范围在商品世界里似乎不受交换权力的支配……而这一表象正是文化物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原因所在……如果商品总是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集合在一起,那么,纯粹的交换价值就会取代纯粹的使用价值,因为纯粹使用价值的幻象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文化物品所必须具有的,纯粹的交换价值正是作为交换价值才通过欺骗的手段承担起了使用价值的功能。音乐的拜物教特征就表现在这样一种(quid pro quo)里面:交换价值制造的效果提供了直接的表象,而与客体的无关同时又打破了这种表象……人们追问了商品社会究竟靠什么得以维持的。在一种总体性的观念中,把消费品的使用价值转换成交换价值,这将有助于澄清原因。而在总体性的观念中,任何一种摆脱了交换价值的享受都具有颠覆性质。交换价值在商品中的表现承担了特殊的社会凝聚功能"【20】。

   阿道尔诺阐述这个观点所根据的是以下不同方面的内容,包括:大众文化的生产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标准化的文化物品的形式整齐划一,以及消遣当中所形成的艺术享受有了不同的接受方式,最后还有对被当作乐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日常生活的适应功能等:

   "文化工业用优雅的拒绝态度代替了陶醉和禁欲过程中的痛苦……对文明的优雅拒绝,在文化工业展现的任何地方,都必然会被当事人所采用和检验"【21】。

我不打算再进一步地阐述这个理论; 其现实意义与其说是在于一般的问题,毋宁说是在于个别的假设。阿道尔诺已经具有了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从而使他没有象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那样对大众文化的解放力量过早充满希望,而是保持一种恰当的怀疑态度【22】。另一方面,他对于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控制力量所具有的十分模糊的特征缺乏明确的概念,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得很清楚。一种把文化物品的商品形式作为出发点的分析,把新的大众交往媒介与交换价值媒介等同了起来,尽管它们之间在结构上并非那么相似。货币媒介取代了语言理解,充当协调行为的机制,与此同时,大众交往媒介依然依靠语言理解。这些大众交往媒介是语言交往在技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它们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大大加强了交往的可能性,交往行为的网络越来越密集,而且没有把行为取向同生活世界语境彻底隔离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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