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2 次 更新时间:2007-07-30 14: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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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作为国内第一篇专门讨论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杜威·佛克马的论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佛克马在比较文学领域内的建树:(1)作为比较文学界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并引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兴趣东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他对文学经典建构o及重构的讨论,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为中国文学的进入全球视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得一部世界比较文学史中有了关于中国及其他东方文学的描述。作者认为,佛克马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较文学学者应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走向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佛克马 比较文学 文化相对主义 经典的建构 后现代主义 全球化

  

  杜威·佛克马(Douwe W. Fokkema, 1931—)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汉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十分熟悉的一位西方学者。他早年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文化参赞等职。任职期满后长期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曾出任过该系系主任兼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1996年退休后任乌德勒支大学荣休教授。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等职。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的文学教义及苏联影响》(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1965),《20世纪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与蚁布思合作,1978),《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欧洲文学中的现代主义》(Het Modernisme in de Europese Letterkunde, 与蚁布思合作,1984),《现代主义推测》(Modernist Conjectures, 1987),《走向后现代主义》(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与伯顿斯合编,1986),《后现代主义探究》(Exploring Postmodernism, 1987),《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87),《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与伯顿斯合编,1997),《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与蚁布思合作,2000)等。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佛克马曾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并出席学术会议,对中国比较文学在新时期的复兴和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佛克马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界的重大影响和独特地位,对他的学术思想特色进行研究应该是颇有必要的。

  

  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研究

  

  与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其他理论大师所不同的是,佛克马专门讨论比较文学的专著并不很多,但他的比较文学研究却有着鲜明的理论性,并有着扎实的经验研究作为基础,对于当今具有理论争鸣意义的论题均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见解大多散见于发表在期刊或文集的论文之中,出版于1987年的《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就是作者自己精选的一本专题研究论文集。这部论文集由十篇论文组成,其具体篇目如下:第一篇为《文化相对主义重新思考: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关系》(Cultural Relativism Reconside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第二篇为《文学史:关于文学撰史学问题的一些评论》(Literary History: A Comment on Some Problems in Literary Historiography),第三篇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狗,和猿猴:关于接受理论的一些思考》(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a Dog, and an Ape: 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ption Theory),第四篇为《比较文学和新的范式》(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Paradigm),第五篇为《审美经验的符号学定义和现代主义的分期代码》(A Semiotic Definiti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the Period Code of Modernism),第六篇为《文学研究中的代码概念》(The Concept of Code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第七篇为《文学理论中成规的概念与经验研究》(The Concept of Convention in Literary Theory and Empirical Research),第八篇为《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The Canon as an Instrument for Problem Solving),第九篇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法和反教学法》(Didactics and Anti-Didac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第十篇为《论文学研究的可靠性》(On the Reliability of Literary Studies)。从上述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佛克马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大都在当今的学术界有所反响。

  这部论文集之所以以《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论题》为标题,恰恰体现了作者在这两方面的思考。所谓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主要指欧洲一些大学的非国别/民族文学研究,探讨的是一般的理论问题,类似于中国的文艺学。与那种传统的X加Y式的类比研究迥然不同,佛克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特色体现了总体文学的风格和精神。同时,由于他的研究总是跨越国别/民族和语言界限的,因而又充满了比较的特征。但他的著述开始的切入点总是提出问题,最后的归宿也是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反思之后提出一种理论假设或建构。这种研究特色始终贯穿于他的这本文集中的各篇文章。尽管该集所收论文主要以理论探讨为主,但仍体现了作者所受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学术训练:中国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正如作者在“序”中所不无遗憾地表达的,“我曾作为一位汉学家受过训练,因此早期的部分研究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然,那些文章不得不在本集中略去,但是读者可以注意到,本集所收论文在参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献时有时也参照中国的材料。”(vii)(1)因此,这本书仍有着一定的体系性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性。

  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从不屑进行那些表面的比附式研究,他认为正是那些所谓的比附式“研究”才使得比较文学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他总是以提出问题为讨论的对象和核心。早在80年代后期,他就针对中国学界所热衷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长短的争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无需讨论什么学派问题,而是要讨论理论问题,探讨各民族文学的一些审美共性”。他的著述所涉及的一些国别/民族文学文本仅作为理论探讨的材料,正是在对这些广为学界人们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中作者不时地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可以说,这本文集中的各篇论文正体现了作者的这一著述特色。

  虽然从上述论文的标题不难看出这本文集所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但我们仍可以梳理出作者的一些主要观点。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2)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3)文学史的写作和经典的建构与重构;(4)比较文学与新的范式;(5)关于文学研究的代码问题;(6)文学成规与经验研究。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比较早,并且在各种场合均提出自己的前瞻性见解。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这些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仍没有成为“明日黄花”。这里仅将上述前三个方面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

  (1)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及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意义。作为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关注文学经典问题的学者之一,佛克马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2) 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比较研究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1)这种开放的眼界和广阔的胸襟决定了他在日后的研究中尤其关注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发展。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的编写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多卷本(世界)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3) 这不能不说是比较文学学者在文学史编写方面的一个突破,同样,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和经典的重构也不无启迪意义。

   毫无疑问,经过佛克马等人的努力以及国际学术界的一系列理论争鸣,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今天的语境下,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他的这一思想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系列著述中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2)关于世界文学的新的含义。由于佛克马的比较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总体文学的视野,因而他对世界文学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他从考察歌德和爱克曼的谈话入手,注意到歌德所受到的中国文学的启发,因此歌德在谈话中多次参照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在歌德看来,“诗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这一点在所有的地方、而且在所有的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不行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歌德对全人类的共性十分感兴趣,因此贸然推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们的也十分相似。”在收入这本文集的一些论文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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