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2 次 更新时间:2007-07-18 00:5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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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的连接问题,由此回顾西方现代主义下一些无视经验证据的偏激理论倾向,特别是近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下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及其高度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们掩盖了西方本身实践历史中的经验背景,包括同样属于主流的美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法律实用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以及现代科学的归纳方法。我们要探索西方真实的现代性于其实践历史,而不是其意识形态和偏激理论。新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从现代主义绝对真理信念的极端走到了怀疑一切经验证据的极端,并与新保守主义联同,造成了今天美国知识界和学术制度中广泛的认识危机。文章强调,学术研究首先要摆脱意识形态,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不可能具有数学和物理学那样的普适和绝对理论,只可能有客观和主观双向互动的以及连接特殊历史情况的分析概念。要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应该同时推进中国长期以来在认识论上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的传统,包括古代法律实践所体现的“实用道德主义”以及现代革命所提倡的实践精神。从中国的实践历史中提炼分析概念,连接经验与理论,摆脱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偏激认识论,吸纳西方的实践历史所包含的真实现代性,才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新保守主义 原教旨市场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 美国法律古典正统 形式主义 内卷化 后现代主义 美国学术制度 中国学术环境 实用道德主义 实践精神 表达与实践 第三领域 实践历史

  

  本文突出经验与理论联系问题,因为根据我自己四十多年学术生涯的经验,这是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共同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我近年来隔年为国内研究生开的《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研修班便以此为主题(见附录《课程大纲》)。本文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国内的研究生,目的是为他们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来的一些想法做一个简单的提要。[1]

  

  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及其原教旨市场主义理论

  

  学术研究的首要要求是把意识形态置于一旁。后者一向是历史上的一个主要动力,而现今世界更是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其实比过去冷战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的两个“超级大国”针锋相对的世界之中,知识意识形态化的事实显而易见,无须赘述。同时,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制衡,不容许向单方的意识形态一面倒。但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十分有意识地试图建立美国一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2]

  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之中,一些隐藏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文明的偏激倾向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先看它的经济理论层面,也是我研修班要重点讨论的领域之一: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自己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今日则更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得到无可辩驳的证实。

  我们需要明确,这是个不符历史实际的建构。首先,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之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视角和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时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借口,其实质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再则是中国自身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历史证明,也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时的国家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New Deal)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的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Keynesian,指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主流。

  今天的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新市场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显示了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使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因此成为古典经济学及其市场主义复兴的促成因素之一。到1973-7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出现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伴随通货膨胀)危机,便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形成所谓(美国共和党右派)“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Neoconservatism;亦即国内外左派人士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事实上,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及其后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起码应该看作是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当今的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甚或是“历史的终结”。历史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经济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国家干预,绝对不是所向披靡的单一发展秘方。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在近20多年来的输出运用几乎完全失败,最显著的例子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而中国的相反的经济发展“奇迹”,则是在旧政权维持下,国家大力干预经济而获得的。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2003:33-40)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美国和中国的历史背景

  

  下面我们要转入由新古典经济学延伸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因为它是今日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在美国兴起是与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大潮流不可分割的。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常常以批评和修正古典经济学的姿态出现。以诺贝尔奖金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为例,他开宗明义地说,真实世界中没有像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完美的竞争市场,即人人都掌握完全的信息,人人都是完全的“理性”经济人,因为人们的行为不只决定于市场运作,而更重要地决定于“制度”因素,尤其是国家体制和法律(也包括习惯、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制度”因素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能够达到假设中的那样“零交易成本”(zero transaction cost)的完美市场。诺斯因此提倡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以及以产权为主的法律制度。[3]

  我们应该明确,“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批评姿态,绝对不是根本性的批评,而是一种对古典正统的修正和延伸,类似于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它们和原来的正统仍然具有基本共识,其核心信条是认为,理性经济人配合放任市场经济乃是最佳的经济制度,会导致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和经济的最高效率。任何国家干预,尤其是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种干预,都是非经济的。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共同信条。[4]

  这里可以用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诺贝尔奖金得主舒尔茨关于农业经济的论点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舒尔茨(虽然承认国家在技术和教育提供方面可以对“改造传统农业”起一定作用)强烈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主义表白坚定不移的信仰。譬如,他坚持在市场机制运作之下,不可能具有剩余劳动力(Schultz 1964:第四章),其逻辑是因为劳动力必定和其它经济要素一样,是个稀缺资源,而市场机制必然会导致稀缺资源的最合理配置。[5]显然,这样的建构完全不符(我们可以称作)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即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包括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农村经济,其中农村劳动力过剩的事实显而易见。舒尔茨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支流,是与之在同一大潮流上兴起的。我的《课程大纲》中所选的何秉孟等的论文比较详细地把他们的理论置于经济思想史和历史变迁的背景之中来理解。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和它在中国所得到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首先,在美国,它的提倡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上的。以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为前提,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国家制度十分关键,尤其是其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他们认为交易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产权,唯有清晰明了、无可置疑的私有产权制度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激发企业家和所有理性经济人的积极性,由此导致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最佳运作。很明显,他们对于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看法,是和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一致的。

  中国改革环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和美国的历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国经济学家们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受不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基本是在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制度”带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含义。在中国,制度所指首先是计划经济及其官僚“体制”下所形成的一个僵化了的经济。针对于此,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特别突出产权问题,试图把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借此改造“制度”整体。他们把产权理解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条件。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把高度发达的市场作为前提的,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私有产权,把国家干预最少化,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自由运作,发挥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则倒过来把产权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这是个关键性的差别。众所周知,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造所导致的不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结和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房地产企业便是很好的例子)。由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其它各种企业同样如此。

  最后,应该指出,我们必须区别中国新制度经济学在1980年代和其后的1990年代以来两个时期的不同意涵。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要求搞活一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改革、削弱一个权威过度渗透的国家机器(“体制”),甚或建立民主自由,而它的客观背景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变化,从世界上几乎最平等的国家转化为几乎最不平等的国家。其客观环境已经从80年代的相对平等转化为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6]此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提倡之下,“新制度经济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借以建立世界霸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提倡西方产权制度的意涵已经和80年代时很不一样。私有化和国家最少干预已经成为维护阶级分化以及上层阶级既得利益的思想。同时,它也是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论争之中,赞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利益的思想。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应像今日国内许多经济学课程那样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一门跨时空、纯客观建制的“科学”来理解。和一切理论一样,新制度经济学有它的历史性,我们要通过它的特殊社会背景来理解它在不同历史环境之下的不同意涵。唯有如此,才能得到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我们不应就此接受原教旨的市场主义,忘记中国自身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经历,认为市场是全能的和唯一的经济发展道路。

  

  美国法律的主流“古典正统”

  

  美国法律中的所谓“古典正统”(classical orthodoxy),亦即美国从1870年代一直到1920年代的主流法学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历史是基本并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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