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8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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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日益意识形态化,笔者对此特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最初是围绕《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和《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开展了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宣传,批判旧哲学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学术革命,使哲学意识形态化。

   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提出,《实践论》"也即是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它"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2月16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号召学术革命。所谓学术革命,"就是要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应用于各种的学术部门","这就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必须对着那种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神秘主义和烦琐主义的经院哲学派,对着近代中国那些或是土生的、或是从西方反动资产阶级那里贩运来的各种唯心论和神秘主义的反动思潮,继续进行革命的批判战斗"。就是说,"必须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建立我们真正的历史科学,来发展我们的自然科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集体写作、由系主任郑昕所作的报告《从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检讨了他们过去的哲学教学,认识到《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新哲学是对旧哲学的革命,批判了西方唯理论和经验论,强调指出"崭新的社会,必然地要产生出崭新的意识形态"。报告说;"多年来,我们在大学里用西洋资本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灌输青年,走资本主义的思想道路,我们也有儒道杂糅,儒佛杂糅,中西杂糅的'新体系',这也许是人民日报(1月29日)社论所指的:'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就是说,这个体现专业学术权威的报告不仅全盘否定了北大过去的哲学教学,默认三四十年代中西古今"杂糅"的"新体系"(引按:指贺麟"新心学"、冯友兰"新理学"等哲学新说)的"反动性";而且全盘否定了"旧哲学",认定"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错误的认识论","在旧哲学史中的一切改变,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式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宣传中,《新建设》第三卷第1期发表苏共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在亚历山大洛夫《西方哲学史》一书讨论会的发言。日丹诺夫批评亚历山大洛夫的所谓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虚无主义,阐述哲学史定义、哲学党性等问题,提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举行座谈会,在京成员马特、任华、张岱年、朱光潜、胡绳、汤用彤、金岳霖、贺麟、侯外庐、沈有鼎等纷纷发言。他们"一边倒"地批判亚历山大洛夫,"一边倒"地拥护日丹诺夫。从此,所谓哲学上"两军对战"便成为中国哲学家长期遵循的"经典"。后来中国哲学家还将"两军对战"进一步概括为"两个对子"、"两条路线斗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

   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宣传,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文化领域的批判特别是旧哲学的批判,五四以来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几乎全部进行自我反省和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旧"哲学代表特别是冯友兰、贺麟、金岳霖、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从此陷入脱胎换骨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成为亿万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由于它本身的苏联模式化和逐步的意识形态化而日趋独断化和政治化,再加上普及宣传中因注重通俗化而难免的简单化以及庸俗化,以至在改革开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常常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整人打人的金棍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旧哲学的反省以及随后思想文化领域《武训传》、胡适、梁漱溟、胡风等一系列批判又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主体意识,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因不同观点和倾向而受到伤害,而且使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有非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几无容身之地,思想文化学术领域也几无重大的创作。

   接着是1952年院系调整,包括法学在内,一批人文社会科学被大大削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停办或取消。经过这次调整,原来国民政府留下来的53所法律院系(设有法律、政治法律、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社会福利行政学等6个专业,有教师542人,在校学生7388人),除组建成为以培养、培训政法干部为主要任务的4所政法学院之外,只剩下武汉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两个法律系,以及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两所法律系(在校老师有340人,学生为3830人)。一方面,它使中国的法学教育与苏联的模式接轨,政法人才的培养,主要以单科性政法学院为主,凸显法学教育中的短、平、快培训和面向司法实务特色。另一方面,原来学术色彩比较浓厚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法律系,退出中国法学教育,加上新中国成立时留用的一批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教授或改行,或在家赋闲,以及许多法律图书数据散失,原来在综合性大学的知识背景下的法学研究氛围大大淡化,中国现代法学研究的整体力量大大削弱。同时,经过学科和课程改造,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调整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到1953年院系再调整,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被批评为"伪科学",在中国大陆整体性地彻底消失。其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多次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据费氏后来回忆说,当时相关部门的意见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教师。还有南京大学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学者,但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1954年,毛泽东在全国一届人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不二原则,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休系和学术研究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偌大中国,除了陈寅恪抵制和拒绝以外,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成了各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工作者。

   这开始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得到充分反映。61名学部委员的主体是来自延安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人,如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等。这些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的人当中不少人当时正是负责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部门的主要官员,他们被挑选成为"学部"委员,就使"学部"委员的构成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这些人与原来国民政府"中研院"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他们之所以在1948年未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并非政治态度之故,实乃其学术水平无法望"中研院"院士之项背。虽然这些人被"任命"为"学部"委员,但他们的"学部"委员身分却未必能提升其学术水平,甚至他们其实也未必从事学术研究,而是以控制学术研究为己任。这不但抛弃了由蔡元培先生创建于中国民国时期、到1948年选出第一届院士历经20年、为学术界一致好评的中国院士制度和原有的学术制度和学术界文化,而且开启了政治对学术界文化的操纵。负责安排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并"指导""协商推荐"过程的,并非任何学术机构,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让负责政治宣传的机构来安排学术机构、学术荣誉、学术地位的产生和学术机构的管理框架,显然是为了让学术为政治服务。这种制度必然把负有政治控制使命的人置于学者之上,同时也彻底剥夺了学术机构的自治式管理。

   1957年反右前后,虽然如前所述,毛泽东也曾提出"双百方针",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反对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但是,他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斗争,把意识形态纳入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常态。这在前述文学艺术政治化和教育之党化中已有充分的体现,乃至1958年教育革命还把自然科学家世界观方面的某些方法、观念、观点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系统、原理、公式混为一谈,把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贴上世界观的标签大加挞伐,给一些经典理论及其提出者戴上诸如"数学形式主义"、"机械外因论"、"物理唯心主义"一类帽子。反右以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各个学科领域,学术意识形态化日趋严重,直到文革的"全面专政"。

   反右以后,学术意识形态化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应时研究。

   由于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特别是对颇有争议的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的褒奖或即兴谈论,历史学家应时而趋世,史学领域一度出现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的翻案风。以郭沫若曹操翻案为例,可以看到史学学术意识形态化之妙旨。

   长期以来,曹操在人们心目中被视为反面人物,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但是,毛泽东却正面评论曹操,主张为曹操"翻案"。早在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参观殷墟,对随行人员说: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54年夏天,他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和发展。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几个月后,他在北京回信给在北戴河的女儿李敏、李讷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1957年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为曹操辩诬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这年11月初,他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谈论三国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自我解答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1958年11月1日,他在河南新乡视察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啊,你是安阳的?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对曹操的上述评论和主张当然也是一种学术意见,但又是一种颇合史学革命的新史观,再加上他一言九鼎的领袖地位,史学界闻风而动,在1959年掀起一股沸沸扬扬为"曹操翻案"的活动。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这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2月初,他终于完成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3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他的文章和戏剧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翦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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