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东:民主的“伤疤”:另眼看伦敦骚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6 次 更新时间:2011-08-12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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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东  

民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法]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当下世界上最烦心的人可能要数英国现任首相大卫·卡梅伦了。窃听丑闻尚未尘埃落定、主权债务危机使人坐卧不宁,而持续的伦敦骚乱更是火上浇油。首相的假期提前泡汤不说,更大的麻烦在于上帝都无法告诉他英国的明天会怎样。全世界都在质问:这个被世人公认的最有“修养”、最“绅士”的国度,到底怎么了?伦敦骚乱是民主世界的个案,抑或是一种普遍现象?“民主”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始于托特纳姆区的骚乱就像一场“疟疾”,迅速向整个伦敦乃至英国全境蔓延,彻底打破了“宁静的八月”。或许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述:这场骚乱更应该称作是一次新的民主革命,正以星火燎原之势扫荡者整个社会虚伪的“民主”。我们可以将这次骚乱看做是已经丑闻缠身的伦敦警方又为自己惹的一次新麻烦: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平民!或许伦敦警察能为自己的举动找到辩解的借口,但问题在于几个刺眼的关键词:“黑人”、“穷人”、“无业”、“青少年”、“抢劫”。这几个词语叠加在一起,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突变:这不再单单是一起通过司法就可以解决的麻烦,而是涉及到社会分裂、政府失信、民怨沸腾、全球质疑等重大问题的“顽症”。

一、伦敦骚乱点燃民众对社会不满的怒火

追根溯源,伦敦骚乱的起因在简单现象的背后是多种变量的交织。“联想到不久前的北爱尔兰骚乱和更早以前的巴黎骚乱,可以说,此次骚乱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必然,即便没有枪击事件,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索引爆公众的不满情绪。”( 中国 现代 国际 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曲兵语)而“马克·达根被枪杀案”成为点燃民怨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

历史在这一天定格:2011年8月4日,29岁的“歹徒”(伦敦警方语)——黑人青年马克·达根遭伦敦警察当街枪杀。警方辩解称是“达根首先开枪”,这一疑点重重的借口导致早已对警方不满的民众更加义愤填膺,当日300多人走上街头,要求彻查真相。更进一步看,这次针对警方的游行可以看作是民众对窃听丑闻缠身的伦敦警方不满情绪的宣泄。由于伦敦警方处置不力,最终游行转化为不可控的骚乱。

“我们的社会不仅是被破坏了,更显然的是生病了。”(卡梅伦语)究其病源,在于英国政府“沉疴积弊”,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导致英国社会阶层分化严重、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公信力衰微、生活压力激增等诸多原因使得民怨四起,而社交网络的煽风点火进一步加剧了英国民众对社会现状的极度愤慨。

其一,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为骚乱埋下祸根。

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人们“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

除了大名鼎鼎的英超球队——托特纳姆热刺队之外,20%人口为黑人移民的托特纳姆区令伦敦人心有戚戚,因为26年前,这里也曾发生一起惨烈的种族骚乱,导致一名白人警察死亡,也让伦敦警方至今对该区持有戒心,而长期的种族歧视、警民矛盾的不可调和,或许是这次骚乱的原因之一。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称:“托特纳姆发生的骚乱使人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席卷全英众多城市的骚乱。”一方面,作为一个多元化社会,英国虽然通过立法反对种族歧视,而然法律并不能消除主观上根深蒂固的偏见。据统计,在哈灵盖地区(托特汉姆所在的行政区),大约有48.7%的居民为非白种英国人,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整个伦敦的非白种英国人比重为40.2%。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代称)向来对“广水牧场”——两次托特纳姆骚乱的策源地——的人“另眼相看”,“只要你是广水牧场的人,只要你离开广水牧场,他们就会盯上你。” 一名托特纳姆市民这样对记者说。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位黑人遭遇盘查的次数要高出白人26倍,亚裔被盘查的次数高出白人6.3倍。同样的种族歧视也存在于警察系统内部,英国警方被指责为“机构性种族主义”。根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文章报道,被俗称为苏格兰场的伦敦警察局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大部分警察仍是白人——只有9.5%的警官是黑人。不平等的教育、不平等的就业机会、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必然导致社会底层的怨恨积累。另一方面,长期的警民关系紧张加重了骚乱的爆发。“警方和官员们指责骚乱由犯罪分子引起,当地民众则认为紧张的警民关系以及艰难的经济前景才是事件的主因。”一名23岁的土耳其裔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他已在托特纳姆生活了20多年,他认为警方一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土耳其移民和非洲移民。被监控和被抛弃,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情绪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同时滋生,常驻伦敦的《赫芬顿邮报》记者伊莉莎白·皮尔斯表示,从她开始报道这个地区以来,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发生改变,那就是人们的怒火:“无论警方采取什么措施,警车从布罗德沃特农场驶过的时候,人们依然会发出嘘声。”而twitter网友的留言更加印证了警民矛盾的不可调和:“所有人都到托特纳姆区来!干死那些条子,我敢打赌今晚非死人不可。” 当双方的矛盾超过一定的张力时,冲突在所难免。

其二,经济长期低迷,生活压力剧增成为骚乱的深层诱因。

英国媒体普遍认为,“首都伦敦多次发生的骚乱,表面上是对非洲裔移民被打死表达愤怒,但是实际上体现了当地部分民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在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中,英国是最晚步出金融危机的,而经济复苏目前仍处不稳定状态,今年二季度GDP增长率仅为0.2%,较一季度下降了0.3个百分点。而当前因标普调降美国信用等级、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动荡,对英国经济又会造成何种影响尚难预料。因此,经济低迷之根不除,社会稳定之象难现。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位于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地区居民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低收入人群相对集中。该地区的犯罪率也高于伦敦平均值,居民平均寿命也比伦敦平均值低约5年。同时,英国近几年来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在这一情况下,英国政府对国内的就业问题并没有采取适当的解决措施。这次事件爆发的托特纳姆地区,在伦敦各区贫困率的排行中名列第四,失业率高达8.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近两倍。高失业率导致英国产生了“被拒绝”的一代。根据央视报道,在英国,有1/4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无所事事,23%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绝望,72%认为找到的工作太差,长期的失业和被拒绝导致年轻人心理问题严重,成为骚乱的生力军。

或许,托特纳姆最近刚刚失业的清洁工韦格的话更具有代表性:“托特纳姆是个失落地区,那里的失业率非常高,人们有强烈的失败感。我们知道自己正成为这届政府的受害者,我们知道正被政府忽略,在100万年轻人失业的形势下,你怎么能期望我们坐下来冷静?

其三,对社交网络的放纵对骚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社交网站、微博、智能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工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之一。但人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通过这些工具传播信息匿名性、免责性强,海量信息的流动往往真伪难辨,甚至掺杂谣言和不负责任的煽动。一旦虚拟空间的煽动演变成现实社会的行动,就可能给更多人带来不幸。

中国有句俗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应该承认,英美等国家所鼓吹的“网络自由”在北非和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中发挥了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西方还沉迷于“推特”、“脸谱”、黑莓BBM等现代社交工具带来的成功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这些社交网络成为伦敦骚乱幕后的“推手”。8月4日被警方射杀的29岁男子马克·达根,正是通过“黑莓BBM”向女友发出了最后一条信息。骚乱中,一些黑莓手机拥有者互通声气,商讨攻击目标和通报警方动向,还有人利用群发功能大量散布鼓动骚乱的言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主体制下民众更需要一个发泄自己不满的“通道”,当政府对民众的要求只是“堵塞”而不去“疏理”时,当民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合理发泄而不断堆积超越理性的“堤坝”时,民主的请愿演变成群氓的骚乱已是必然。

二、伦敦骚乱将为英国社会留下“巨大的伤疤”

8月本是欧洲的休假季节,是放松和享受的时刻。对经济低迷、处处紧缩的英国民众来说,他们特别期盼能度过一个安宁的暑期,以放松一下持续紧绷的神经。然而,这场猝不及防的暴力冲突,彻底打破了所有人心中仅存的一点侥幸和希望。伦敦骚乱的影响将是长久而深远的,它将为英国社会留下“巨大的伤疤”(副首相尼克·克莱格语)。

首先,伦敦警方处置不力导致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下滑。

这次骚乱有很大一部分原则在于伦敦警方没有采取及时、有力的应对措施,致使局面进一步失控和扩散。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克劳迪娅·韦伯认为,问题出在警方处理的方式以及对待被射杀青年的家属的态度上。如果独立警察投诉委员会早些介入,他的家人就不会发动抗议。如果高级警官能够早日站出来与杜干家属交谈,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骚乱。

据报道,8月4日,枪杀案发生后,马克·达根的家属及当地社区的有关人员到警局与警方交涉,而整整四个小时警方无人搭理。“警方拒绝对话是不可原谅的。”一位名叫斯塔夫德·斯科特的当地社区负责人说:“托特纳姆怎么会出现警方打死人,并在接下来的48个小时内都拒绝对话的事件呢?”当晚的和平游行开始转化为小规模的骚乱时,伦敦警方仍然不可置否。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在骚乱发生将近12小时之后,警方才开始行动。一位警官称警方将全部精力投入控制现场骚乱中,忽略了打击抢劫。“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犯罪。这些人利用了警方处理更严重事件的机会,偷、抢、损坏了一些艰难生存的商铺。”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骚乱发生后,正在享受假期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表示,他对骚乱及其破坏程度感到震惊,但他拒绝接受提前结束假期的呼吁。”当事态恶化到不可控时,此前声称对警方“信心十足”且不准备缩短假期的伦敦市长约翰逊,才确定提前结束假期,于9日返回伦敦处理骚乱事件。将个人的休假置于全体民众的安危之上,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管理上的巨大漏洞和官僚主义的盛行。

自从今年7月的“窃听丑闻”爆发以来,伦敦警察局就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尖浪口,民众对警方的批评声、质疑声四起,导致伦敦警察局长保罗·斯蒂芬森被迫辞职以泄民愤。“伦敦骚乱”的蔓延,更加加剧了英国民众对整个警察系统乃至现任英国政府的不信任感。而公信力的衰减对于急于从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中脱身的卡梅伦政府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次,骚乱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托特纳姆居民斯图尔特·拉多斯对天空电视台的记者说:“有很多人失去了一切。这太疯狂了。看起来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像我们居住的地区遭到了大规模空袭。”据悉截至当地时间8月9日,当地骚乱造成大约1亿英镑(约10.5亿元人民币)损失,并且这一数字随着骚乱的蔓延将会持续上升。同时,连日的骚乱已造成多人伤亡。据央视曝光的最新统计,英国警方公布已经有768人被逮捕,167人遭到刑事起诉,而警方也有111人受伤,另外,骚乱已造成4位平民死亡。

金融危机的阴霾还在头顶盘旋,美国主权信用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使本来就不景气的英国经济连遭打击,奥运场馆的建设还需要大笔投资,而骚乱后的重建工作将是政府更加捉襟见肘。缩减财经赤字一直是政府所信奉的“良方”,而因财政紧缩导致的群众不满将使卡梅伦政府将面临着“削无可削,减不能减”的两难境地。“振兴英国经济,路在何方?”这是一个难题。

再次,骚乱导致英国多元化社会进一步“撕裂”。

伦敦骚乱,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英国多元文化的失败。

本次骚乱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参与者日趋年轻化,被逮捕的骚乱参与者中,70%为不超20岁的青少年,年龄最小的可能还不到10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英国问题专家杨芳说:“英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青少年问题。在英国,十几岁青少年的管理,长期以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犯罪率比较高,这是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困扰。”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社会的分化和教育的不公。英国规定就近入学,而一所名校意味着孩子可能美好的未来。因此,为了让孩子尽可能就读一所好的学校,父母总是竭尽所能搬到有名校的城区居住,导致该地区房价飙升,结果产生了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弟才能上名校的弊端,加大了阶层的分化。2009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有9.4%的青年人在15岁—19岁之间甚至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由于缺乏正规的教育,社会底层年轻人始终没有办法纳入正常的社会发展阶层,他们一直都游离在这些社会之外,所以很容易有暴力倾向。同时,英国政府为了压缩财政赤字,一方面大幅度削减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大幅上调大学学费上限,导致学生求学压力提升。伦敦政经学院政府学教授罗德尼·巴卡尔指出政府大幅削减教育、医疗公共开支政策,首先打击的就是这些最贫困、最艰辛、最被边缘化的群体。

由于英国经济行驶长期低迷,导致失业人士继续攀升。而在失业大军之中,青年人占据很大的比例。英国统计局的报告说,去年9月到11月的3个月内,英国失业人数增加了4.4万,全国失业大军总人数达到249万人。而男女青年失业比率最高,16岁到24岁年龄段的人失业率高达20.5%,即他们每5个人中就有1人没有工作,年轻女性失业人数更创了自1997年以来的新纪录。长期的找不到工作导致青年人无所事事,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导致心理扭曲,成为反社会的一代。巴卡尔教授接受采访时说 这次参加打砸抢烧犯罪活动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被社会、被社区隔绝、被边缘化的人群,他们没有归属感,没有把他们自己看做英国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破坏自己的社区,抢劫自己购物的商店,焚烧自己居住的公寓。这些群体是至今没有融入英国社会的群体,在他们看来,英国与他们无关,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闹事,现政府的削减政策更造成这种感觉在加深,这样的群体人数在增加。

另外,骚乱加重了外界对明年伦敦奥运会的质疑。

伦敦奥运会一周年倒计时的钟声还在萦绕,骚乱的蔓延使得本来就是恐怖袭击首选地区的伦敦遭到严重的信任危机。世界都在质疑:明年的奥运会安保工作是不是可靠?是不是能让伦敦人或者来伦敦旅游的人们感到安全?连英国足球明星韦恩·鲁尼也在微博上这样写道,“太疯狂了,人们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做出这样的事情呢?这令我们的国家十分尴尬,请停止吧!”尽管英国负责奥运工作的部长休· 罗伯森 说,对伦敦奥运安保工作持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甚至英国内政大臣特雷莎·梅都站出来向世界承诺,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手段,确保伦敦奥运的平稳进行以及运动员安全。人们不信任的声音仍然不时响起,毕竟英国警方目前面临两大棘手的问题。一是由于政府为减赤字而削减警方经费,英国警方将进行大幅裁员,在人员和财力不足的情况下,维护社会秩序难免顾此失彼。二是在《世界 新闻 报》窃听丑闻之后,英国警方的公信力下降,重塑警方信誉,挽回民众支持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民主!都是民主惹的祸!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当前中国的改革涉入深水区,关于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国必须改革,这一点毋庸置疑。关键是如何改?固步自封必然使社会发展停滞;而照搬西方的“民主”范式也会激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必然使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 “民主”在世界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通行无阻,人们对其的狂热甚至超越了财富、爱情和生命。“民主”也成为有些人的“裹尸布”:它可以掩盖丑恶的灵魂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可以掩盖对金钱和权力赤裸裸的贪欲、更可以成为欺压人民、干涉他人的借口。伦敦骚乱进一步证明:民主不一定是个好东西!(时事评论人杨恒均语)

第一,民主≠稳定

民主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得以保障,它通过法律的形式将自己展现出来,脱离法律界限的民主只能是“柏拉图”式的民主。因此,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有底线的——不能影响和破坏他人的权利,即以不违反法律为前提。然而,这个最早实现民主并以此为骄傲的帝国,却在一夜之间将其崇拜的偶像撕得粉碎。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夜晚:便利店就是我家的厨房,服装店就是我的衣橱,他人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正如英国资深记者吉利根所言,他们要的不是“正义”,而是免费的运动鞋。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民主与稳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就英国社会而言,自卡梅伦政府组阁15个月以来,先后发生了英航员工大罢工、伦敦地铁工人反对裁员大罢工、学生抗议提高学费示威游行、公共部门员工大罢工等一些列的罢工游行活动,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也使民众对新政府能否带领英国摆脱当前的金融危机产生疑问。就整个世界而言,民主也并没有为世界带来稳定和和平。“民主”的拉美地区是毒贩的天堂、“民主”的泰国是街头示威、“民主”伊拉克和阿富汗只有战争和动乱、“民主”的颜色革命导致东欧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而正在进行“民主”的“阿拉伯之春”留下的只有战争的硝烟和无辜平民的累累尸体……,这只是开始,而绝不是结束。

第二,民主≠正义

“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是“正义”的社会么?首要的问题是准确把握正义的内涵。约翰·罗尔斯在其巨著《正义论》中关于“正义”做了深刻的阐述:“公平即正义”,即“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罗尔斯的定义,正义体现在三个层面:地位公平、分配公平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公平。伦敦骚乱可以看作是整个西方民主的“缩影”,其真实的不平等折射出“民主”的虚伪性。

就社会地位而言,种族歧视仍然是英国社会的“顽疾”,而种族歧视,是平等社会、自由民主的最大敌人。虽然英国早在1976年颁布了《种族关系法案》,规定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都为非法,但是仅占全国人口7.9%的有色人种仍然或明或暗地受到白人的排斥和歧视,而且这种现象无所不在。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半数以上的英国人认为,英国仍然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在接受调查的黑人和亚裔青年当中,1/3的受访者说他们在求职时受到过歧视,近2/3的人称自己受到过种族主义辱骂。 2009年哈里王子因用“巴基佬”( 对巴基斯坦人的蔑称)、“破布裹头仔”(针对阿拉伯人的冒犯性称呼)这种带有种族歧视含义的字眼称呼自己的同僚而被迫公开道歉。2007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士·沃森因在的采访中说黑人的智力不如白人而被迫取消讲座。 2007年英国台球大师杯上,中国斯诺克选手丁俊晖被BBC称作是“Chinaman”( Chinaman在古代英语中,含有轻蔑的意思)。而前英超曼联主帅罗恩·阿特金森公然叫嚣:“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人口问题?他们本来有最好的避孕方法——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丑的。”这样最猖狂的侮辱性的语言。

就财富分配而言,不公平现象更加突出。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英国较穷的一半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之占所有家庭财富的9%。而与穷人家庭相比,英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财富的44%,是处于财富“金字塔”底层50%家庭所有财富总和的近5倍。另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住房不能满足基本标准的比例都要高过白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的收入是白人和所有少数民族当中最低的;非白人的失业率是白人失业率的将近两倍……。

这种财富的差异进而导致个人未来发展条件的极度不平等,即教育的不平等。根据萨顿信托公布的数字,有钱送孩子上私校的家庭,其子女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几率是因为贫困而在中小学享受免费午餐的那些孩子的55倍。特别是2012年英国大学学费将从现在的3290镑上限提高到9000英镑,可能给那些贫困生比例较高的大学造成新的压力。另外,英国名高校的招生比例备受诟病。牛津大学因招收有色人种学生数量过少,遭到英国种族平等及人权委员会的批评。该委员会主席、下议院议员特雷弗·菲利普斯指出,牛津大学2009年面向全世界招收新生3000多人,其中白人学生占到总数的90%以上,其他人种学生不足1/10;牛津大学去年从整个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学生中只招收了一名新生。据悉,这种学生人种比例失调现象在素有“英国的常春藤”之称的英国大学罗素联盟中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除名校涉嫌种族歧视之外,非白人学生所受基础教育的平均水平不高以及他们无力负担顶尖院校高昂的学费也是主要因素。

第三,民主≠富裕

曾几何时,“日不落帝国”通过不平等的殖民贸易来掠夺殖民地而获得的巨额财富让世界垂涎,也让英国的民众以可以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而骄傲,他们可以自豪的宣布:“看!这就是民主的果实!”然而,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种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在。由于英国长期维持福利政策,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政府机构日益臃肿,公共债务节节攀升。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长期的经济低迷使英国财政更加入不敷出。根据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英国经济增长1.3%,低于七国集团和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仍延续低迷增长态势。2010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9.8%,高于7.9%的预算目标,也高于世界平均5.7%及发达国家平均6.9%的水平。与此同时,债务负担也上升到占GDP 78.7%的较高水平。

巨额赤字和公共债务将使英国新政府不得不实施跨越多年的经济再平衡的艰难抉择。今年3月,英国政府决定实施1110亿英镑的财政紧缩政策,同时决定大刀阔斧改革人民福利。对于英国新政府来说,既要削减公共支出,又要确保经济复苏,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一项英国政府不得不接受的严峻挑战。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月份失业率仍维持在8%的高位,失业总人口达250万人,大量削减公共开支意味着失业率将继续攀升,而且还可能导致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强烈反弹,引发社会的局部动荡,使刚恢复增长的英国经济再次受挫。经济学家华生就伦敦骚乱进行了分析,“这次骚乱最主要的原因是英国经济恶化、失业率攀升以及公共开支下降。由于英国债务负担较大,控制政府开支就造成了民众福利下滑、公共部门岗位减少,最终又抑制了就业。骚乱的本质是转型社会的痛楚,即过去政府开支和承担义务过大,现在却不得不缩减。” 如何使经济复苏与福利增加做到“鱼与熊掌兼得”,对卡梅伦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第四,民主≠自由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斐·山陀尔)为了“自由”,宁可抛弃自己的生命,足见“自由”在人心中的地位。对自由的追求需要我们弄清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由有着不同的诠释。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毛泽东语)

事实证明:民主和自由属于强权者!对一般民众而言,只有绝对服从统治的“自由”,超出这一界限,迎接他们的将是无情的镇压。伦敦骚乱发生以来,面对底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呼唤,英国当局不是从自身反思事情的起因,而是将“伦敦乱了”归罪于“青年暴徒”。既然是“暴徒”,就只能使用警棍、装甲车和高压水枪来对付。或许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什么民主体制之下会产生这么多的“暴徒”?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让人们大惑不解:面对伦敦骚乱,西方舆论步调高度一致,面对英国警察对骚乱的镇压,它们没有像谴责一些阿拉伯国家镇压“革命”那样数落英国,也没有因为英国政府侵犯了“人权”而横加指责,反倒是英国媒体在指责警方向暴徒投降。这就是西方所鼓吹的“民主”、“自由”。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大旗,西方国家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进攻伊拉克,甚至不经审判就处死萨达姆、可以不惜重金资助“颜色革命”、可以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武力进攻利比亚……。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但愿伦敦骚乱的火光能够警醒英国政府,希望英国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会(IPCC)的调查能给民众一个可以接受的交代,更希望英国政府摒弃“以暴制暴”的固化思维,解决好民生,还人民以真正的民主才是上策。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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