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回忆几位红学家朋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85 次 更新时间:2023-12-08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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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涛  

一生交往的朋友很多,有从小就厮混一起的同窗好友,有成年后各个时期相互扶持的同事,也有一面之交始终不忘的知心朋友,当然还有更多的属于亦师亦友的饱学之士。我在这里介绍的几位特殊朋友,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提起他们的大名,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惊叫一声:啊! 是他! 对,他们三位都是有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即通常所说的红学家。

李希凡

第一位是李希凡。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6年11月29日晚上,那一次相遇是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晚上开预备会议。与会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不过我住在老楼,李希凡住在新楼。预备会议在饭店后面的一个礼堂(叫北京宫)里召开。我进了礼堂,找到自己的座位,远远地看见坐在轮椅上的李希凡,立即走到他身旁。虽然都在北京,多年也很少见面,寒暄几句,谈些家事,方知他的夫人徐潮大姐已经离世,又听他说起他的长女李萌也走了,不禁十分惊诧。多年前,李萌因工作问题找过我,我曾介绍她去我主管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但她不满意,这件事没有办成,我也很抱歉。万万没有想到,李萌这么年纪轻轻就走了,据我所知,晚年的李希凡,饮食起居,一直是孝顺的长女照顾,这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金涛,我今年90了……”临分手时,老哥拉着我的手,抬高声音说——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两年后,2018年10月29日,李希凡也走了,享年92岁。

关于李希凡,众所周知,他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另一篇《评〈红楼梦研究〉》(和蓝翎共同署名),被毛主席发现后作了重要批语,肯定了两位“小人物”的学术观点,继而在学术界开展了一次思想批判运动。他因而成名,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但是这一场大批判,与李希凡的初衷实在没有直接关系(事先他并不知道),至于如何评价这场思想批判运动,那是另一个严肃话题,恕我没有发言权。

李只是我的一位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印象中,我觉得他始终为人低调,保持了一介书生的本色,多年过着无职无权的生活,活得非常坦荡潇洒。

关于李希凡的学术成就,历史自有结论。这里我想借叶圣陶老前辈的一封信予以说明。

1959年李希凡向叶老约稿,叶老慨然允诺,过了一段时间,李希凡写信催稿,于是叶老于7月1日复信作了解释。信中叶老专门写了一节看了李希凡的近作的“读后感”:“近读尊撰长文数篇,识广思深,见理通达,真心钦佩,绝非虚语。与足下晤面数次,黙察气度渊雅,深印于心。循诵大作,益复窥见其奥蕴。我倾倒于足下矣。文学评论工作,足下固优为之,宜多所致力。我远不逮足下,虽竭力以赴,未能及其什一也。”(《冬草》第23页)据李希凡回忆,叶老所提的他的作品,当是1959年连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的几篇谈《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文章。他很谦虚地认为:“那不过是一位文学前辈看了后辈人写了一点有意义的东西,欣喜之余,不免说些奖掖的词句。”但我以为,除此之外,恐怕这恰恰是这位文学界前辈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吧。

吴恩裕

第二位是吴恩裕先生。

我跟吴先生只有很少的接触,似乎连他的照片也没有留下。不过,我看过他不少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考据文章。相对而言,与那些对《红楼梦》的理论剖析及人物研究,我还是对曹公本人遭遇的考证比较感兴趣。上溯历史不过几百年,看一位家世显赫的世公子,家庭突遇变故,从繁华温柔之乡,沦为下层社会的奴仆,以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一败涂地,该是怎样深刻地反映现实的残酷,揭示出多少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

另外,顺便提及,我已多年不记日记,以前的日记在那个特殊年代早就付之一炬。有趣的是,留下的一页日记竟然和吴先生有关,内容竟是随他去北京城郊寻找曹雪芹的晚年住地。这是有意还是无意? 我都说不清了,就把这篇劫后仅存的日记抄录于下吧。

1973年6月1日

到北大的时候,还只有6点半钟,可见我今天起身之早,动作之速。我们一行5人,有吴恩裕、侯仁之、我、侯方兴(侯先生的幼子)、吴的小侄女。

从颐和园乘46路车,经万寿山后背,过青龙桥之东侧,沿着山麓与京密引水渠之间的公路,途经红山口、黑山扈、韩家川、亮甲店、大舟坞、黑龙潭到达白家疃温泉公社的一个大队。这里,据最近发现的文献资料证明,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前最后四、五年栖息与安息的地方。吴恩裕最近在《文物》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其中谈到:“雪芹大约于乾隆十五年左右,从北京城里迁至西郊香山键锐营。到乾隆十九年,他已乡居四、五年。根据传说,他初住香山四王府和峒峪村中间的地方,后来不知哪年又迁到香山脚下镶黄旗的北上坡。……”据新发现的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残文所述:“……春闻芹圃曾过舍以告,将徙居白家疃,值余赴通州迓过公,未能相遇。苦念綦切,乃往返其新居。几经询问,始抵其家。其地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而达……”

吴文认为,从(乾隆)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癸未1764)逝世,曹雪芹一直住在白家疃这里。

我们在白家疃西口下了公共汽车,穿过马路,循着当年曹雪芹的足印,来到白家疃小学。这原是一座庙宇,有匾额上书“贤王祠”。侯先生讲,据文献记载,是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的祠堂。

在学校南边一座殿宇的西边地上,有一块被毁坏的残碑,经铲去洋灰,洗去积尘,果然证明是怡贤亲王之祠,并证明曾因该地“泉甘林茂,诛茅筑馆”,成为别墅,故有大戏台之建筑一遗址。听学校教员讲,还有一块碑埋藏于地下不深处,已嘱学校取出,约定下周星期三再来观看。

日过中午,去村西一旱沟中见一石桥遗迹,今桥面已高出路面,久已失去“桥”之作用。花岗岩之长石条,斑驳残破,据老年人讲,已数百年了,是当年旗人修的,通往莹地的。

据吴恩裕先生讲,这里便是当年敦敏来找曹雪芹所越水之桥也。

一行人在石桥边留影纪念。

这份无心保存下来的日记,现在重温,颇觉珍贵,半个世纪前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往事,记下了当日几位前辈的身影与音容笑貌,读罢不由地心潮澎湃,也在无意中留下一页红学研究的真实历史。可惜那张珍贵的桥边留影已经找不到了。

这里,仅凭记忆,稍作几点补充:吴恩裕(1909—1979),辽宁沈阳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公费留学,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政治思想史,博士论文为《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指导老师为国际社会党鼻祖拉斯基。半生马列,半生红梦,是对吴先生学术生涯的精辟概括。相传1952年吴先生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时,这一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政治学专业遭到取消。

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吴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他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翻译出来,又注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出版《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算是对历史有个交代吧。当然也是亮明他的学术根底。

从1954年开始,他就“不务正业”,致力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了。

我曾问吴先生,为何有这么大的变化,他意味深长地笑笑,未置一词。

我的老师侯仁之也是留英的,1946年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历史地理学家达比。侯先生去英国比较晚,至于侯仁之与吴恩裕什么时候认识,我就不清楚了。

吴恩裕进入红学研究,独辟蹊径,专门对《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和他一生的经历情有独钟;侯仁之专注于北京的历史地理,也热衷于追溯北京城址的形成与演变,乃至胡同的变迁。他们两位虽然不在同一个探索的领域,却在相同的空间意外地邂逅了。这正是吴先生与侯先生这两位留英的老同学相邀而行的背景。

至于吴先生对红学的贡献,也无须小子在此妄言,可以翻翻吴先生大作的书单: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吴恩裕文集》共6卷,其中一、二、三卷为政治学类作品,而四、五、六卷都是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著作,包括《曹雪芹佚著浅探》《曹雪芹丛考》《曹雪芹的故事》《考稗小记》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冯其庸

第三位红学家是冯其庸。

我在《童年·戴家老屋·戴震》(载《中华读书报》2023年9月6日第七版)一文中提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黄山参加一个会议,在下榻的黄山宾馆遇见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翻译家荒芜先生。他们住在同一个宾馆,是来参加关于《红楼梦》研讨会的。很巧,两个会议同日闭幕,我们同时前去屯溪,转车返回北京。

闲谈中,我谈起隆阜,谈起戴震,谈起戴家老屋……一听戴震大名,几位前辈兴致很高,执意要去隆阜寻访古迹。屯溪与隆阜咫尺之间,我也自告奋勇为他们带路,毕竟那里的乡间小路留下了我的脚印,对我是熟门熟路。

岂料,我的老皇历早已过时了。时间的流水早已洗刷了旧日痕迹,仅仅四十年光景,昔日的隆阜早已消失,我记忆中的“戴家老屋”不见了,那门前的池塘和青青的草地也不见了,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令人困惑的村庄,童年记忆仿佛是一个远去的梦……

诸位前贤都很理解我的尴尬,一笑了之……

得知冯先生大名,可谓久矣。

我从北大毕业第一次领了工资,记得当时买的第一本书,就是冯其庸先生领衔、多名学者共同选注的上下两册《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这本书伴我多年,对冯先生也是心仪久矣。

冯先生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他身上凝集了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本色。这大概与他的人生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出生于无锡农家,少小家贫,很早务农,常年过着食不能饱,以瓜代饭的贫困日子。因而后来以“瓜饭楼”命名他的书斋,自称“瓜饭楼主”,以示不忘当年以瓜代饭的苦难生活。

我和冯先生相识,那就比较晚了。1975年国务院文化组成立《红楼梦》校订组,冯其庸任副组长,主管校注业务,前后7年。1979年成立红楼梦研究所,冯先生任所长。记得我得知李希凡在1986年9月离开《人民日报》,调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常务副院长,在这同时,冯其庸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们都在什刹海附近的恭王府里面办公,我还不时收到他们主持校订的《红楼梦》内部印刷本。

我收到冯先生寄赠的大作,是1984年3月2日赠送的《梦边集》,内容包括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关于曹雪芹的世界观及其创作的研究,关于曹雪芹的文物的研究。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的现状。后来设法买到一本他和李广柏先生合著的《红楼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10月)。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的析论,以及曹雪芹最后的归宿,这也是冯其庸多年关注并从事实地考察的一个重要课题。

冯其庸先生曾经应我之请,为《光明日报·中华大地》专页题写刊名,可惜他给我写来刊名和一封长信时,我已调离。这幅留下真迹的珍贵信函,只能付之历史的尘封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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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11月08日 07 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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