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审美维度

——从李希凡先生有关《红楼梦》的晚近论著谈起[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 次 更新时间:2018-11-06 01: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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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丹  

   马克思主义红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开展的各种研究。它是现代显学——“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04年,以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为标志,开始运用西方理论从思想艺术等方面展开对《红楼梦》的研究。之后虽然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方法,也影响了不少专家学者(也包括一些政治家)。还在解放前,围绕着《红楼梦》,就出现过鲁迅的著名论述和王昆仑的经典论著,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早期收获。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红学有着更深入的发展,尤其是1954年,随着全国范围的批胡运动和对《红楼梦》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红学得到了极大普及,作为受到毛泽东支持的讨论发起人之一的李希凡先生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标志性人物。讨论马克思主义红学,李希凡先生的论著也就成了绕不开的研究对象。

   不过,由于他在1950年代的讨论文章大多是和蓝翎合写,且受特殊年代的政治气候影响而留有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印迹(包括李希凡先生为1973年《红楼梦》重印本所写的“前言”也是如此),[2]所以,在晚近出版的七卷本《李希凡文集》中,除收录了一篇发表于1963年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的论“红”文章外,文集的第一、第二卷中,收录的有关《红楼梦》论文,基本都是发表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3]翻检这些文章,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李先生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红学家的基本立场没有变化,这一点也是红学界的共识,比如高淮生在其所写的《红楼学案》中,论及李希凡先生时,就立足于当下,回顾了他1950年代提出一些成说,以表明他对旧说的恪守。[4]但也正是在这些晚近论文的撰写中,原有的路线斗争的学术思维方式日益淡化,并逐渐清算了早年研究《红楼梦》中的教条主义和唯阶级成分论的倾向,得出的一些具体结论也较为辩证,较具包容性。不妨说,这些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红学的较新成果,值得我们来加以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李希凡先生的晚近红学论著更多地是从人物的艺术塑造而不是作品的思想倾向等方面来展开,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红学在艺术领域探讨的新触角,所以我们的讨论,也将侧重于审美的维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立场,决定了我们在思想与艺术间并不能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

  

一、人性与阶级


   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的一个思想武器,在红学家们论及《红楼梦》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时,曾以此为思考维度,揭示了人物言行背后的阶级立场,并判断了其历史价值。与此同时,他们常常把不是从阶级论出发的人物论,视为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对人物所处的具体社会关系的超越。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说法,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阶级社会里,特别是当阶级矛盾趋于激化时,阶级性常常鲜明地表现在人的本质中。以往的红学家包括鲁迅在内,就曾以阶级论的视角,提出过不少益人心智的见解。比如,如何看待金钏儿遭王夫人的羞辱而投井自杀的事件,不少红学家正是从阶级论角度揭示薛宝钗的冷漠与袭人的流泪之态度差别;[5]还有,王熙凤把平儿当作出气筒后又笼络她来同桌吃饭,而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其和睦中显示的阶级差异,通过这一个细节描写得以生动表现。[6]这种阶级性,甚至在人物遁入空门后,也未必能够剔除干净。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论及贾宝玉结果成了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说是“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这样的论述,也影响到张必来在《红楼佛影》中对当时宗教界的阶级性论述,[7]凡此等等,应该说都是能够加深人们对《红楼梦》表现的当时社会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的。

   不过,问题复杂的是,即便《红楼梦》这种“不敢稍加穿凿”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和事,阶级性也未必总能直接反映在人物形象的本质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的生活面要比人所显露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更为宽广,特别是同一阶级或阶层的人物日常相处时,使得具有区别功能的阶级关系相对隐退,而且每一个个体并不总是静态地保持着自己的阶级本质(有时候人物自身也未必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有时候则是无意识的流露),它似乎像人物一样,有着参与活动的自由以及发生变化的可能。[8]更何况,作家的创作选择,也会有时凸显、有时遮蔽、或者扭曲人物的阶级本质,使得其构建起的人物风貌,时而像是泛阶级论、时而又像是超阶级论的产物。

   所以,一味强调人性中的阶级属性,不顾人物所处的特定语境及其所属复杂关系,认为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招一式都是该人物所属的阶级属性的本质反映,人物的阶级性是能够一眼见底般的透明,反倒成了一种教条的、抽象的人性论了,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

   也许出于类似的考虑,李希凡先生在晚近探讨红楼人物形象时,一方面并没有回避他的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则比较坚定地批评了纯阶级论的观点。他针对分析刘姥姥形象的一些唯阶级论观点加以总结说:

   这两种意见虽说是对立的,但都是用简单的社会概念代替了复杂的艺术分析,或者说是用阶级成分的简单划分,抽去了刘姥姥这一艺术典型所表现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意蕴。我们认为,文学艺术是通过感性形象直接地表现社会生活中具体的多方面的现象,人们的生活现象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文学的内容就会有多么丰富和复杂,只有忠实地表现人物的本质的性格特征才能真实地表现生活的本质和历史的具体性。(第503页)

   所以,也就在论述刘姥姥这一文章中,李希凡先生固然没有忘记用阶级论的基本立场来分析刘姥姥和贾府的对立关系,认为:

   曹雪芹正是通过这位乡村老妪的感慨和体验,展示着封建社会的贫富悬殊的不公平,批判着封建贵族不劳而获、挥金如土的罪恶,从而揭示了他们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第500页)

   但与此同时,他又是以更具普遍性的立场,论述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所产生的“超阶级”的艺术效果:

   这“刘姥姥进大观园”即“二进荣国府”,由于曹雪芹生动传神、深入人心的创造,已成为我国尽人皆知的“口头禅”。现代生活中人们也时常会引用这个“典故”,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没见过世面、少见多怪的人,其原因就是《红楼梦》这几章中刘姥姥进大观园后的种种可笑的、风趣的言谈举止。它在曹雪芹的创作意旨里,包蕴着极为深刻、广阔的社会和思想意义。(第501页)

   顺便一提的是,作者这里提出的“口头禅”或者说典故,作为一个艺术人物形象,其实已经接近于何其芳提出的典型的“共名说”了。但典型的“共名说”因为并不被李希凡先生所认可,认为是对流于表象的一种概括,所以在这里,李希凡先生也有意回避了“口头禅”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内在关系。虽然这一“口头禅”所指称的人物生命力,绝不亚于任何经典马克思主义阐释系统中的典型人物。

   正是对人物形象的理解有了更开放、辩证的观念,所以李希凡先生晚近时期论及的《红楼梦》人物,在总的写作思路上形成了一些不同于1950年代论著的新特色,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下面依次展开讨论。

   其一,论题设定的相对开放。就文集第二卷的《<红楼梦>人物论》来说,共计33篇人物论中,有20余篇的命题方式,采用了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双行标题方式。在这双行标题中,副标题一般都是直接提示出某个特定人物,如“贾母论”、“贾政论”,而主标题,则大多选用了小说中的原文(偶尔也有脂评中的话)。如此设定标题,以前王朝闻的《论凤姐》一书就采用过,[9]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将学术讨论的理性思维引向了原著本身,是以向原文的敞开姿态、通过对原文内部人物关系、观点的梳理,表现了对来自外部的先验式命题在一定程度上的拒绝。即以李希凡先生《红楼梦》人物论中的第二组人物来看,其涉及的六位重要人物,其主标题既有第五回中从“金陵十二钗”判词或者“曲演红楼梦”中摘录的,如论薛宝钗的主标题“可叹停机德”、论王熙凤的“都知爱慕此生才”,还有论史湘云的“好一似,霁月风光耀玉堂”,也有从原文貌似客观的后人评述中摘录,如论贾宝玉的“行为偏僻性乖张”,另外也有出于小说人物自身的创作,如论林黛玉的“天尽头、何处是香丘”以及论贾探春的“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而有些文章内部的小标题,也是从原文中摘录的,如论林黛玉的文章共四小节,小标题分别是:“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颦儿才貌世应稀”和“质本洁来还洁去”。通过精心选择来自小说人物(包括人物自身)的评价或倾诉,多侧面地分析了人物形象,使得理性的分析和概括(这也曾经被扭曲为唯阶级成分论的先验式的命题设定),能够与原文的感性话语,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

   其二,论述展开的动态意识。如果说,来自原文的若干小标题的拟制暗示了一种对人物关系的多侧面分析,那么其小标题的排列方式,一种潜在的递进关系,也能展现出论者的动态分析意识。例如,李希凡先生对一般被作为叛逆者贾宝玉对立面的贾政的分析,就体现出这种动态性。在《贾政论》一文中,他虽然也强调宝玉挨打的实质,是“离经叛道的贵族青年与封建正统卫道者之间的思想斗争”,但他还在“政老爹的真性情”这样的小标题下(虽然这里没用小说的原文,但“政老爹”的称谓还是努力贴近了小说人物的内部关系),一则曰:

   贾政内心深处对儿子宝玉并非没有寻常人的骨肉亲情,只不过经常被掩盖在“道学”面孔之下。(第59页)

   再则曰:

   贾政父子两人的文化审美情趣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贾政对儿子展露的才情,还是心中有数的。(第59页)

   有了这样通达而不是以简单的斗争哲学一以贯之的分析思路,他才能进一步以动态眼光,追寻着贾政思想性格的发展脉络,对小说塑造的形象发展加以点评:

   小说描写他到晚年才有所醒悟:“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第七十八回)其实,这醒悟却正标志着他前半生对儿子的教育的失败。(第63页)

   当然,这种动态分析,如果不单单从小说原文找依据,而是通过现实人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提出自己的大胆设想,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比如,他在论及赵姨娘时,就曾认为当初赵姨娘一定是小心翼翼做姨娘的,不似现在如此嚣张。只是“随着亲生子女的长大,她日益坐稳了如夫人的位置,嫡庶间的矛盾和仇恨才逐渐凸显出来。”这样的结论,也体现出李希凡先生力图克服简单化评价人物的努力,但由于文学作品毕竟不能与生活等量齐观,所以出自生活中常情常理的推测,未必就符合作品实际。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小说的人物只在作品中生活,当作者没有写到他们的其它方面、甚至连起码的暗示都没有时,就很有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即便是无意的忽略而留下的描写空白,评论者也无需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加以填补,如果需要推进自己的分析,那就应该追问,这样的空白对人物自身或者周围人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追问,才会较少分析的机械之病。

不过,以我之见,李希凡先生对人物的动态分析最能体现出辩证思维特色的是,他常常能在贵族的自以为是的意识中揭示出人生发展之路走向了他们主观愿望的反面,从而较好地说明了人物自身思维的局限性,这不但让读者体会到了小说的一种反讽意味,而且能够引领读者向着一个更具整体意义的思维结构迈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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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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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红楼梦学刊》 201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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