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冯其庸口述自传负面人物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6 次 更新时间:2018-03-19 12: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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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推出《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一时好评如潮。朱玉麒说:“在整理者忠实的还原下,惟妙惟肖地复原了冯其庸先生亲切的口吻;同时又经传主认真删改,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其一生的遭际。丰富的图录,认真负责的口述史资料,加上协同工作的程序,会成为一种当代口述史精品创作的范式而传扬。”(《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光明日报》2017年1月24日)何卫国将其归入“红学史研究”,称它“以口述自传的形式,简明生动地叙述了冯其庸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开辟的学术道路。”(《2017年〈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1期)。亦有评论提出:“近年来,随着口述实录兴起,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拼接出更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冯老在本书中也爆了不少身边的历史猛料。但口述实录只是基于个人记忆的‘原声’回放,个人往往受种种因素影响,不可能站在客观位置公道评价,比如冯老在书中多有提及的他与周汝昌间的矛盾问题。”(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北京晚报》2017年2月10日)

  

   冯其庸口述自传所以归入“红学史研究”,是以当事人身份记录了新红学史上诸多大事,诸如《红楼梦》校注组的筹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红楼梦大辞典》的编撰等,皆可作红学史文献看待;但由于记忆偏差及主观偏见,所爆“历史猛料”难免有失实成分,需同代人出来细加鉴别,严谨考证,方不致造成误判。

  

   红学史的主体,应是诸多红学人物。冯其庸却在后记中声明:“这部口述自传,主要是叙述了我个人的经历,没有涉及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许多朋友,更没有涉及海外的友人,真正只是叙述我个人几十年来坎坷的经历。我所以同意出书,只是为了存留一些历史的记忆。”但人们的阅读感受却完全不同:“冯先生在执教北京以来的岁月,对于文化的广泛涉猎,又得以与多个领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叙述中,学者郭沫若、俞平伯、启功、姚迁,作家王蒙、金庸,书画家许麐庐、黄永玉、刘海粟,戏曲艺术家袁世海、陈伯华、周信芳,工艺大师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为《红楼梦》而交往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学者,这些因为不同的机缘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当代文坛的点将录,他们交游的往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朱玉麒:《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

  

   这种阅读感的差异,取决于冯其庸的历史定位。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冯其庸是“红学泰斗”,是“红坛巨擘”,而非他本人不喜的“文化学者”(《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专访题《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张庆善说:“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毫无疑问,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送别冯其庸先生》,《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孙伟科说:“冯老从事红学40余年,为红学的发展他承荷最重、贡献最大、立场最坚定、步伐最稳健。到后来出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期间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又无人出其右。……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是新时期红学的灵魂人物,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不管是作为一个组织者、活动家还是一个勤奋著述、率先垂范、引领风气的学者,他都当之无愧。”(《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事情确实如此,冯其庸是凭借《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及校订《红楼梦》,而成为红学研究的掌门人的。试想,如果把红学诸多大事统统抽掉,充其量是二流的剧评家、书画家与旅行家,文化史上就没有地位了。

  

   但就在这本“全景记录近百年人生历程”的书中,偏偏竭力淡化红学内涵,去大讲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查实玄奘取经的古道,查证项羽不死于乌江之类,十六章篇幅中讲红学的只有四章(第八章“《红楼梦》校订组”、第九章“红楼梦研究所”、第十二章“《红楼梦》‘三汇’”、第十三章“《红楼梦大辞典》《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随谈”)。与绘声绘影地讲述与诸多画家之间的友谊,与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交往不同,这本“冯其庸的文坛点将录”,对于辅佐他打天下的红学群贤,却很少触及。如讲《红楼梦》校订组,仅说“从外地调来的七八个同志都被调回去了,就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陶建基四个人了”(第230页);讲红楼梦研究所,仅说“主要成员有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刘梦溪、陶建基、顾平旦、祝肇丰、徐贻庭等”(第270页)。光武中兴,尚有“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的云台二十八将,诸多为冯其庸鞍前马后奔走效命的“志能之士”,是何方人氏,何等学问,有何建议,有何成就,居然连一颦一笑都没留下,“点将录”何其吝啬笔墨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漠视“正面人物”的情势下,冯其庸着力写了三个“负面人物”,两个是他在红学领域的论敌,一个是影响了他一生命运的人。对此进行必要的考辨,既能洞察冯其庸的为人与学术风格,也能为如何阅读口述历史,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二

  

   第八章“《红楼梦》校订组”,第四节题“《石头记》脂本研究”,开头两段亮出了冯其庸的版本观:

  

   曹雪芹留下来的《红楼梦》一共八十回,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就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

  

   甲戌本只有十六回,差得太多了。己卯本是怡亲王府的抄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也只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少了一半。庚辰本从回数来讲它是七十八回,只少两回,现在影印庚辰本里缺的两回是从己卯本里移过来的,可见这两回早已丢失了。己卯本的两回也是补抄的。后来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己卯本这两回的补文,还是据雪芹原稿补的。后来我写了文章,专门论述己卯本补的这两回是曹雪芹的原稿的道理,大家基本上都接受了。(第250页)

  

   冯其庸被誉为“新时期红学第一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断定“曹雪芹留下来的《红楼梦》一共八十回,曹雪芹生前的抄本就是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本子”;而三个本子之中,又以庚辰本最为重要,它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这是冯其庸对红学研究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所以在口述历史中,要郑重其事地写下来。

  

   不料,竟有人不识时务地跑出来唱反调:

  

   南京的欧阳健发表文章,他认为所有的脂砚斋的抄本全是假的,全是后来人做的,只有程甲本才是曹雪芹的最早的文字。我看了欧阳健的文章以后,觉得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根本不能成立。当时南京的朋友非常强烈地反对欧阳健的这个观点,他们要我写文章,我也准备要写文章,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马上写。

  

   我为什么当时不写呢?因为程甲本里有好几处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里的原始文字,是脂批的文字,当时被抄手当作正文抄到正文里去了。因为正文底下的批语是双行小字,有的不小心被当成一句话抄到正文里了。我统计类似的情况有五处,可以单独从程甲本里摘录出来,跟现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原文作对证。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里是批在边上的,但是到程甲本就变成正文了。

  

   欧阳健在整理程甲本,准备出版。我如果发表文章,他就会根据我的文章里指出的去做修改,我这个指出等于变成了帮他作伪了,所以我一直不吭声。后来他整理的程甲本出版了。我一看,他果然把程甲本照原样标点印出来了。那时候恰好马来西亚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去开会以前,我把对程甲本的评价写了一篇论文,指出程甲本有五处把脂批误入正文,这就证明程甲本比脂砚斋的评批本的年代要晚得多,更证明欧阳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乾隆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都有手抄本,程甲本是乾隆五十六年用木活字排印出来的,曹雪芹是乾隆二十七年去世的。曹雪芹去世后不久,《红楼梦》就慢慢传开来了。(第250-251页)

  

   冯其庸的教义里,“庚辰本真本论”是天经地义的绝对真理,欧阳健宣扬“程前脂后”“程真脂伪”,实属大逆不道,活该成了口述自传第一位负面人物,而且采用了反常手法,传达出不正确的信息:

  

   首先,南京的朋友并没有“非常强烈地反对欧阳健的这个观点”。事实完全相反:不是南京的朋友们要冯其庸写文章,而是冯其庸逼着南京的朋友写文章。江苏红学会秘书长俞润生回忆江苏红学会会长姚北桦道:

  

   第三件事是为欧阳同志“仗义执言”。欧阳同志是一位专业研究人员,他研究《红楼梦》版本问题,发表了不少新的观点。他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这本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北京的个别同志在山东举行的一次红学会议上,对姚北桦同志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之下,北桦同志礼貌地说了三句话,他说,据他所知欧阳其人读书很钻研,他对版本问题有个人研究新见解,别人不好阻止他,这是他的学术研究自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是党中央,学会负责同志发表的文章也不是“红头文件”。所以,地方红学会不存在“贯彻”“执行”问题;我们江苏红学会的同仁对欧阳的学术观点也有不同认识,我们开过会开诚布公地坦诚地交换过意见,欧阳保留他的学术见解,这样相互切磋有什么不好呢?(《随园情结永怀师友》第130—131页,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2011年版)

  

   冯其庸见江苏红学会的人不肯写文章,便在《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3辑组织了一批专稿,中有刘世德《张宜泉的时代与〈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可靠性——评欧阳健同志的若干观点》、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至第4辑续完)、宋谋玚《脂砚斋能出于刘铨福的伪托吗?》、杨光汉《甲戌本·刘铨福·孙桐生——兼与欧阳健先生商榷》、唐顺贤《同君共斟酌——与欧阳健“新说”商讨》,揭开了“进行全面批驳”的序幕。

  

   其次,冯其庸以程甲本把脂批误入正文,断言程甲本比脂本年代要晚得多,且举“为察奸情,反得贼赃”为证,言之凿凿。其实,在庚辰本(连戚序本、蒙府本),“为察奸情,反得贼赃”均是正文。古小说常用的套话,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猪羊进入宰生家,一步步来寻死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等,或小结情节,或略加评论,“为察奸情,反得贼赃”亦是如此,是正文的组成部分。自己没有目验证据,就要将人诉诸法庭,已属荒唐之举;而欧阳健1994年《真伪判然,岂可混同——答冯其庸先生〈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指出其错误之后二十多年,仍执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未免太缺少“反观而内省”的意识了。

  

第三,冯其庸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马上写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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