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

——《文艺报》李希凡、冯其庸专访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6 次 更新时间:2018-04-07 23: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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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2013年5月15日,《文艺报》以整版篇幅编发孙伟科的专访《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文艺批评家李希凡访谈》,2014年1月24日,又以同样规格编发赵建忠的专访《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冯其庸生于1924年2月,已是九十高寿;李希凡生于1927年12月,亦届耄耋之年,虽冠以“文艺批评家”“学术大家”,人们关注的却是红学方面的是非功过。《文艺报》此举既体现尊老敬老的美德,亦有促红学健康发展之意,谅非应景而已。

   拜读之下,最强烈的印象是受访者自省意识的反差。荀子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欧阳起鸣《论范》进一步发挥道:“善为学者,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一旦反观而内省,境彻而理融,则八荒洞然,皆在吾闼。”二位学识渊博,堪入“耄儒”“耄学”之列;惟于学术生涯之回顾,李希凡与“反观而内省”庶几近之,冯其庸却不免“一己难省”,若以不遮蔽、不粉饰的态度予以比较,当代红学利病将立呈于前。

   李希凡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因了特殊机缘,还参与了不少重要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暮年的李希凡,对一生所做事情的“对”和“错”,——包括“对”里面的“错”,“错”里面的“对”,大体皆有诚恳的反省。如对于吕荧,坦承是学生时期崇拜的偶像,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就是被吕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的。后来吕荧受到冲击,违心地在校方组织的批判中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始终感到内疚,上世纪80年代以编辑《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来弥补这一错误和缺憾。又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用“不认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的条条,扣上“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等等。在彼时政治氛围下,做过类似错事的人不止一个,李希凡能主动反观内省,表明他从不自以为是“重要角色”,表现了学者的应有风度。至于和何其芳的关系,既检讨对他有报复情绪和粗暴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仍不赞成他的“典型共名”说(爱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喜欢很多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喜欢,就会被称为“贾宝玉”),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

   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否认《红楼梦》反映出来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在阶级观点逐渐“淡出”乃至“失宠”的当今,这样说是要有理论勇气的。针对某些红学史家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那次思想批判运动,是对俞平伯著作的“误读”,李希凡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因为有许多文章都是出自名家,而且切中了新红学的要害。“新红学派”认定《红楼梦》是作者自传,并斤斤计较于小说的琐细,对于《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艺术,真的是在“误读”。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

   即便如此,李希凡并未找到最好的自我辩护词。我和曲沐、吴国柱在《红学百年风云录》中说:“李、蓝自以为超胜俞平伯的是什么呢?那就他们找到了当时最新最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判定《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然后再运用有关现实主义的一套理论去解读《红楼梦》。将《红楼梦》看作一部反映了一个时代本质特征的政治历史小说,这种对《红楼梦》全新的价值判断,旋即与时代的主旋律相呼应,成为被推崇的治学方法的示范,对于流行已久的古典文学研究模式,具有一举扭转乾坤的普遍意义。”现在看来,运用当时最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尽管有不完善甚至牵强之处,比起时下套用“符号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之类的新方法来,仍然要切实有效得多。

   而冯其庸早以“红学巨擘”自居,专访中看不到丝毫的自省意识。访谈一开始,就借“冯其庸学术馆”大肆自我标榜。我曾三次去前洲冯公馆朝圣,此馆为无锡市惠山区政府文化建设工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300多平方米,总投资2000余万元,设有成长历程、学术成就、书法绘画、西部文化摄影、古代石刻收藏五个展厅,其《序言》赫然写道:

   在红学研究中,从曹雪芹家世谜团的解疑、各种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到对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作出新解,冯其庸不仅扫清了红学研究中久存的重重疑云,创立了新的排列校勘法,还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有着独辟蹊径的解读,在中国红学研究上创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作为艺术珍品的《红楼梦》熠熠闪光,冯其庸的红学研究也将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序言将冯其庸的红学研究成就归纳为曹雪芹家世、抄本的遴选甄别缕析与作品思想艺术研究三大块。其实,冯其庸对《红楼梦》思想的论述,未脱“曾经历过从富贵荣华到败落凄凉的一段经历,仿佛是黄粱一梦一样”(《红楼梦概论》)的套路,艺术感受上就更难望何其芳、蒋和森的项背了。所以在专访中承认:“我在红学方面从实证出发,最早、用力最多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详细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系统研究了脂砚斋评《石头记》抄本。”所能夸耀的关于作者与版本考证,也无一不疑团重重,绝对经不起“历史的大浪淘沙”。他心知肚明,对敏感论题访谈时就采用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敷衍搪塞。如“程先脂后、程优脂劣”,是当前红学论争中最尖锐最重大的的论题,对于提问并不正面回应,仅以“我曾为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作有《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的长文,你可以参考”,就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

   我1991年提出,在《红楼梦》现存的版本中,程甲本是最早的,它是后世一切《红楼梦》据以翻刻抄写的祖本;现存的脂砚斋评本,不是什么“早期抄本”或“早期抄本的过录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冯其庸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问题捅到国际汉学会议上去了。不知道1993年马来西亚国际汉学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但大约只有冯其庸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在没有对手、不受质疑的情况下顺利发表了。争论的焦点是:程本、脂本,谁先谁后?谁优谁劣?冯其庸在这次国际会议干脆来了个釜底抽薪,说:“被欧阳健认为是最早的《红楼梦》的程甲本,它实际上是一个脂本”,“如果说脂本是伪本,那末程本岂不同样也是伪本了吗?”既然他将程本等同于脂本了,哪还有什么先后、优劣之分,冯其庸岂不是不战而胜了么?我在《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4期发表《真伪判然岂可混同》,反驳了他的“程甲本删去脂评”论,指出将程乙本《引言》“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解释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书开始采用木活字印刷,因为篇幅太大,故只取正文,没有将评点文字一起加上。这就是说他们采用的前八十回是脂评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如要印上评文,卷帙太大,所以把评文删去了”是错误的。“未加评点”只能解释为“没有加以评点”,绝不能解释为“把评点文字删去”。纵观明清小说传播史,书坊刻印小说,往往喜欢加上新的评点,以招徕读者。《红楼梦》之初印,由于“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而决不会说此书原本“是有评批文字的”,因为种种缘故(主要是本钱不够,工力浩繁)删去了——那样做,无异于自贬身价,不啻为自己做了一次反面的广告,任何出版商都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针对冯其庸搜寻出来的几条所谓“程甲本中残留的脂评文字”,我也逐条作了辨析。如第三十七回贾芸信后,落款“男芸跪书一笑”,冯其庸认为“一笑”两字应是混入正文的批语。我反驳说,在小说批语中,确有统计正文中用“笑”次数的批语,如甲戌本第六回在“凤姐笑道”行侧加批:“二笑”、“三笑”,“又一笑,凡五”、“又一笑,凡六”之类。但贾芸“跪书”后并无“二笑”、“三笑”,所批“一笑”,不属此类。“一笑”,又系书信中常用之调侃语,如俞平伯致邓云乡书云:“癸若近写长文,开头一段,述我早年曾将《红楼梦辨》原稿遗失,事确有之,早已忘却。如稿不找回来,亦即无可批判也。一笑!”(《俞平伯书信集》第79页)贾芸与宝玉的关系,宝玉笑说他像自已的儿子,乖觉的贾芸便趁势认宝玉为父,原本就是一场玩笑,此帖中却一本正经尊宝玉为“父亲大人”,自称“不肖男”,未免有点过份,故于落款下加“一笑”二字以自嘲之,十分得宜。甲辰本“一笑”亦为正文,复加双行小字批曰:“接连二启,字句因人而施,诚作者之妙。”所谓“接连二启”,指的是探春和贾芸的二启,也是承认“一笑”系落款的组成部分的。

   要之,程甲本并没有把脂批抄入正文,程甲本的底本也不是现存的什么抄本。程本与脂本,一优一劣,一真一假,是绝然不可混同的。真假《红楼梦》之辨,关系到以哪种本子作为阅读和研究的对象,亦即红学大厦应建造在何种基础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抑程扬脂,是不行的;勾消二者的界限,也是不行的。然而二十年过去了,没见冯其庸有过回应,如今装着“没事人”的样子,仿佛问题早已解决,脸红也不红一下,这能叫“扫清疑云”?

   要说冯其庸一点改变也没有,也不尽然。2010年出版的《红楼梦》校注本,将作者署名由原来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就是最突出的一条。面对这一质疑,冯其庸解释说,“不少红学研究者重新审视胡适当年立论的内证、外证,发现根据并不很充分。”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终于将“高鹗伪续”之说抛弃了,却并没有直接回答后四十回是否原著,仍不肯把《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也归曹雪芹,这不是岂有此理?

   冯其庸既然认为“程高序言是可信的”,请看程伟元是怎么说的:“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告成矣。”程伟元的叙既然是可靠的,则其中“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得只八十卷”,也应该是可靠的。须知,总回目一般多置于全书卷首,一百廿回之目的存在,就表明程甲本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全本,只是失却了后四十回而已。其后,程伟元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方法搜罗到的残卷,不仅在情节上“尚属接笋”,而且在回目上亦与总目契合,从而证明它正是散失的部分。承认高鹗“从时间上看,数月之内续成四十回大书殊不可能”,那位“无名氏”又怎么知道程伟元要刊刻《红楼梦》全书,急忙续成后四十回,并通过“鼓担”送到程伟元手中的呢?明明意识到错了,却咬紧牙关不认帐。这种红学研究竟会“伴随名著一同长存于世”?

   冯其庸不情愿承认一百廿卷的全本《红楼梦》统出于曹雪芹之手,目的是为了坚守是庚辰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时离开曹雪芹去世只有两年,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是“最接近作者亲笔手稿的完整的本子”的谬见。冯其庸要证明庚辰本的价值,就要以己卯本与曹家的“特殊亲密关系”为中介,但又不得不承认现存己卯本不是“己卯(1759)原本”,而是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以后的过录本,既然这样,此后再根据这个本子过录的本子就必在丁亥以后,绝对不能称作“庚辰本”,那时他曹雪芹已经去世多年,哪里会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

冯其庸说:“在具体校注《红楼梦》时,更重要的还是要选择好底本。校勘学的原则,一定要有一个底本作为依据,然后再采纳各个不同的本子参考。从完整性和早期性来说,现存脂砚斋《石头记》系统的其它抄本都无法与‘庚辰本’相比。庚辰本上有错别字,抄错的、抄漏的都存在,但没有有意修改、歪曲的文字。”完全不是事实,俞平伯说它“不能卒读”。苏雪林说它“别字连篇”,“文理蹇涩”,“造句常不自然”,严重糟蹋了《红楼梦》。周策纵从开卷第一回第一页就指出其中不少文字“不通”“累赘”,甚至“大煞风景”“大不合情理”,一点也不过分。冯其庸说他在文革中曾手抄过“庚辰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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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溯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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