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5 次 更新时间:2023-12-08 00:16

进入专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  

黄建军  

摘要: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人类文明具有多种样态和表达,为文明形态赋予了虚构性、绝对化和抽象性特质。马克思把人类文明形态从“神话”“精神”和“事实”拉回到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开创了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形态在历史规律中实现了“逻辑证成”,在社会形态中实现了“历史生成”。在历史规律和社会形态展开的逻辑中,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展开。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即新在它的批判性、超越性、前瞻性和生成性,新在它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人的解放的新途径和人类发展的新前景。在当代中国实践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达。

关键词: 人类文明新形态  唯物史观  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P85—P104

 

“文明”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精神标识,是作为“类”的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尺度。“人类文明”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证成,是人类生产方式、思想价值以及制度形态的确证。文明的主体是实践之人和理性之人,在不同的历史视域中,作为历史之主体的人类创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表征着人的实践活动的普遍性与差异性。但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看,“文明形态”不同于“文明”本身,它是对内嵌在社会形态之中的文明之类型与特质的概括。纵观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与类型,既有以技术创新和进步为核心标志的“技术文明”,也有以经济交往和经济活动为典型特征的“物质文明”,更有以制度设计和变革为表征的“制度文明”,还有以地域特征命名的“地域文明”或“区域文明”,总之,“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每前进一步,其背后所承接的“历史”也会发生或激烈或温和的变革。

人类文明形态的“界分”既不能单纯以“时间序列”为主轴,也不能单纯以“空间位置”为坐标,而是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运演模式为标尺,特别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建构的“经济文明”和“制度文明”为核心参照。从这个维度上看,“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与此一致,如果以“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为“界标”,那么,内嵌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之中的“文明形态”大致可概括为前资本主义文明(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未来社会文明。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大逻辑中,资本主义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既成”的文明,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则是“生成”中的全新文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是基于人类社会形态总坐标而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最新表达,是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所呈现出来的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的集中概括。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代表两种不同的文明走势,这两种文明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具有完全不同的生命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文明底本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文明图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逻辑并指向未来的开创性文明,这种文明是唯物史观视域中世界文明普遍性与中国道路所展现的文明特殊性的历史生成与实践证成。

一、人类的文明样态及诸种表达

从理论上讲,“文明”与“历史”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文明的起源内嵌在人类自身的历史活动之中,因此,人类的“文明形态”可以追溯到“历史的黎明”时期,即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文明社会”的人类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与“历史”似乎是相伴相生的。然而,“如果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各个时期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产生文明的时期远不能与人类的历史相提并论,仅仅是整个人类史的百分之二、人类生存时间的五十分之一”。由此可见,对人类文明形态的研究和把握,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唯有深入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中,才能真正洞察人类历史活动所表征的文明形态。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类文明形态的研究从未间断,涌现了诸多阐释人类文明形态的范式,这些表达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文明研究的“类型学”和“谱系学”,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立场,以至于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形态或多或少陷入了“历史占卜术”的困境。

其一,基于“神话”的文明及其“虚构性表达”。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文明的原初表达与神话紧密相关,可以说,神话构造了西方文明的原始底基。早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就以教谕诗的形式再现了古希腊人的生活图景和文明样态,这是基于追溯古希腊诸神的世系和部落以及名门望族的始祖而对人类“生产技术的指导和伦理道德的训诫”。在西方神话传统中,人类最早的文明熔铸在神人共在的共同体中。可以说,西方文化中的最早文明形态和文明话语源自神话、宗教和虚构,在西方历史上,“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人们“简单地凑在一起的有关神祇、民族和乡土的传说,便成了各个民族最早的历史唯一来源”。康德认为,人类社会“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自然律把理性和自由意志赋予人类,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开端是“可以根据经验来加以推论的”。康德从描述人类史前社会的神话出发,臆测了人类文明的起源,提出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第一步即“人类之脱离这座被理性所描绘成是他那物种的最初居留的天堂,并非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从单纯动物的野蛮状态过渡到人道状态”。正如汤因比所言:“神话是一种原始的理解与表现形式……在虚构和事实之间没有划出界线。”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对人类文明的塑造依托“神话线索”,神话构成了文明的底基,而研究人类历史就应该以相关神话为基点,以“文明”为单位,“闭眼不看科学的法则,以便洗耳恭听神话的语言”。当然,汤因比也认为,应该把文明定义为社会形态(包括文明、政治和经济),尽管社会形态中经济和政治状况易变,但文明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文明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排斥文明的更替,任何文明都要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文明具有“变异性”,即一种文明的消逝可能会生产新的文明。这一过程还意味着文明具有开放性和等值性,不存在文明优越论、文明中心论等。由此,汤因比特别申明,任何文明都没有资格“看不起”其他文明。事实上,汤因比对文明形态的起源追溯开创了以“文化形态史观”研究文明的路径。

其二,基于“精神”的文明及其“绝对化表达”。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文明形态与历史本身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文明与历史在本源上是共生的。黑格尔认为,历史本身是“精神”的自然史,与此一致,“理念构成历史的本质”。黑格尔坚持以纯思想辩证法展现“精神”的自然史和世界史。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分为“物理的自然”和“人的本性”,前者即自然界及其规律,后者即人的欲求、情欲、热情、私利及其必然性。黑格尔认为,历史或文明就是基于“精神”及其必然性在发展中的现实化(自然化),人类历史和文明是由“绝对精神”运动和发展的结果,“精神的本性要求这种文明的世界必须由精神自身创造出来”。黑格尔把基于人类实在关系的历史或文明绝对精神化,并由此建构了超脱历史实在关系的文明形态。黑格尔反复强调,历史是理念和精神以自然的方式实现其自身的过程,在历史运演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哲学、文化或文明。“在文明初启的时代,我们更常会碰见哲学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情形”,而当精神发展到某种阶段,就会形成独立的哲学体系和文明形态,“理念的知识在几百年后一般地是酝酿成世界历史和形成人类精神生活的新形态的基本因素”。基于此,黑格尔强调“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由此,黑格尔把世界历史中的人类文明形态划归为“四种王国”,它们分别对应着东方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始于“东方”而终结于“日耳曼世界”,人类文明归根到底是“精神”的自然史和现实化。

其三,基于“事实”的文明及其“抽象化表达”。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文明形态不仅与神话、历史相关,而且还与历史“事实”相关。如果说神话塑造的文明是“虚构”,那么历史事实塑造的文明则更加“真实”。基于此,有学者倡导以历史中的“事实”为基础阐释文明的具体形式,认为“文明是像任何其他事实一样的事实——一个像任何其他事实一样,可以被研究、被描写、被叙述的事实”。基佐依据欧洲的文明史指出人类的文明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复杂的事实,它如同历史一般,是可以被描写和叙述的真实状态。在基佐看来,“文明就像海洋,它构成一个民族的财富,该民族的生命的一切要素、支持它的存在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并团结在它的内部”。历史学家柯林武德也认为,文明和既成的历史事实直接关联,“一定的文明形式只能存在于时间对它已告成熟的时候,而且正因为这些是它存在的条件,它才具有它的价值”。“文明”之所以与“历史”直接关联,原因在于人的活动既塑造着历史,也塑造着文明的样式,人创造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人发生交往关系和创造文明的过程。例如,斯宾格勒重点研究了世界史中文明演进的基本框架,指出“古代—中古—近代”这一历史界分是一种线性的文明形态,它确认了西方文明在此框架中的中心位置,而其他文明都是围绕西方文明旋转的“行星”,斯宾格勒将此称作“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进一步区分了人类文明的“八大形态”,破除了西方中心论的歧见,他将这种划分称作“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亦即“世界历史形态学”。

西方思想史上对文明及其构成类型和形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视域”和“历史视野”,在文明的叙述和表达方式上陷入了臆想性、绝对化和虚无主义的窠臼,他们并没有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统一中探究人类文明的证成逻辑和生成轨迹,也没有从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宏观逻辑中考量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规律,更没有从人类制度文明成果中研究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因此,无论是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抑或是亨廷顿和福山,他们对人类文明形态的阐释、表达和展望,最终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传统泥沼,无法超脱资产阶级的立场而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视界和未来走向作出科学解答。

与西方思想史上解释文明形态的传统路径不同,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理解文明样态,把人类文明形态从“神话”“精神”与“事实”拉回到人类社会历史本身,在世界历史的展开逻辑中开创了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范式,开创了基于唯物史观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坐标。

二、人类文明形态的逻辑证成与历史生成

唯物史观始终坚持“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更确切地说,唯物史观坚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由此来看,要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与兴衰、发展与前景,必须依据唯物史观及其内在的历史视域,从历史规律与社会形态的双重维度中揭示人类文明形态的“逻辑证成”与“历史生成”。

(一)历史规律视域中人类文明形态的逻辑证成

在西方以往的思想传统中,对“历史”及其规律的认知往往是虚幻的,人们“先入为主”地把“精神”“思想”或“理念”“上帝”作为历史的动力,从而忽视了历史中“人”的本位意义,以及“人”所创造的文明形态的价值意义。特别是黑格尔曾言:“历史的基地是不同于哲学的基地的。在历史里理念是得到实现的;因为上帝统治着世界,理念是自己实现自己的绝对力量。”显然,黑格尔在历史的“抽象”中表达了“理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功能。与此不同,马克思在历史的“现实”中表达了“生产”与“生活”本身对于人类文明的形塑和功效,通过批判历史唯心论实现了对历史神秘主义的超越,最终在历史实在关系中划定了人类文明的本质与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运演的,而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在现实与历史的交汇贯通中,“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人类文明形态,都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个“普遍规律”不是“精神”“理念”等的外在化,而是蕴含于人类活动的不断展开并实际地支配这种活动的内在规定性的社会活动。马克思极力批判把人的实在关系及其文明创造活动虚无化,主张从人自身出发研究历史规律及其蕴含的文明逻辑。

首先,从前提看,人类历史活动是人的自身活动的开显,历史规律贯通在人类普遍的生产方式之中。研究历史活动及其文明形态的首要前提即回答“谁创造历史”和“谁创造文明”,这两个问题关涉到历史创造和文明创造的“主体性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社会结构和文明形态“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也不应当从外在的“抽象物”中去探寻,更不该在头脑中“臆测”,因为历史和文明并不是“源于精神的精神”,而是源于“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人们在创造历史和文明的过程中,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遵循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显然,人类历史过程和文明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这个规律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其次,从过程看,人类历史规律规定着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明是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映现和折射。唯物史观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还原了“历史”与“文明”的本质,将之置于人类真实的生产活动中加以考察,指认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人类直接的现实的物质的生产活动中,即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中,人民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马克思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在客观的物质生产生活中,即在历史的自觉与主动中,不断地创造着文明形态,这构成了历史的文明印记和文化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证,人类文明就是人类在历史实在关系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统和”,是人类生产活动、交往方式、精神文化的综合表达和映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域和逻辑链条中,文明的形态内嵌在历史的规律之中,文明形态反映了人类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是表征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尺。人类文明及其形态的发展变迁,反映了该文明所表征的共同体(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水平。

最后,从结果看,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标定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内在规律及其“逻辑证成”。唯物史观开创了从历史实在关系特别是物质生产视域理解人类文明及其形态的范式,开辟了人类文明形态的逻辑证成的理论范式。马克思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唯物史观以“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范式解答了人类文明形态构成的逻辑支点,回答了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以及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明的发生史蕴含在经济关系及其发展的过程之中,在解答文明的形态时,应该排除“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而应该看到“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所以,唯物史观建构了以“物质生产”为本质意蕴的生产方式尺度,这个尺度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坐标,这个坐标的核心原点即人的历史实在关系,只有“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 而与人的物质生产关系直接关联的交往关系、制度形式、政治文化等构成了人类文明之大厦的底基。所以,从逻辑上看,人创造历史的过程,也就是人发生交往关系和创造文明的过程。文明及其形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一。无论是人的经济关系及其形成的经济文明,还是人的政治活动及其形成的政治文明,抑或是人的精神活动及其形成的文化制度,无一不与人的生产活动发生关联。

(二)社会形态视域中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生成

历史规律是蕴含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本质、必然、稳定的联系,社会形态是历史规律支配下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文明形态和制度模式的统一体。社会形态既有技术的社会形态,也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更有基于人的发展进程推动的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经济的社会形态构成了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和文明演进逻辑的主轴,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因此,“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也只有在社会形态研究的总过程中,才能辨明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生成、阶段性特征和终极走向。

首先,“技术的社会形态”标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阶段性特征。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技术对人类整体的塑造作用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创造和使用技术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底色。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这充分说明,与人类技术创造紧密相关的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内在特质。人类发明和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往往标注了人类社会不同的“技术形态”,进而标注了人类文明形态不同的特征。技术的社会形态展现了人类因生产工具的变革而对文明形态的塑造。在唯物史观所表达的技术社会形态中,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大致可以划分为采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这些不同的文明阶段中亦可作出更细的划分,比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等。这些文明形态是对基于技术变革所表征的文明形式的不同表达,反映了文明形态的技术特征和阶段性特质。

其次,“经济的社会形态”揭示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生成逻辑。如果说技术的社会形态是对技术文明的表达,那么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对制度文明的表达,是对基于物质生产及其形成的经济结构的反映。在唯物史观论域中,经济的社会形态是文明演进的底基,而技术的社会形态则是文明底基之上的图绘,二者在时间序列上具有一致性。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划分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强调“经济的社会形态”规约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致图景”和“宏观逻辑”,是社会历史和文明形态演进的最基本的标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所以,“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社会形态”是理解文明形态的钥匙。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总体架构中,人类文明形态按照社会形态的基本逻辑发展,即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演变展现出古代社会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宏观逻辑。其中,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相较于古代社会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而社会主义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则是立足当下指向未来的最具有生机活力的文明新形态。

最后,“人的发展形态”表达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价值意义和终极走向。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归宿是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亦即人的价值本位的真正彰显和人的发展的全面实现。马克思揭示了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人的发展的三大形式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辩证法,即人类文明从“原初的肯定形式”向“资本主义的分裂形式”再向“共产主义的肯定形式”的发展过程。在人的发展的历史逻辑中,人类文明形态展现出不同的位阶与层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代表以物的依赖为主导形式的文明,这种文明形态是一种“分裂型的文明”,即“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相反,马克思在历史宏观图谱中展望了共产主义文明的光明前景,认为这种文明是人的价值本位的复归,是人类文明自身的胜利。共产主义文明“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所以,从人的发展形态看,共产主义文明是基于人的价值本位的文明,是超越资本主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文明形态的全新文明。

(三)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基本缺陷

在人类社会形态跃升的逻辑中,资本主义文明是基于经济的社会形态变革所产生的“现代文明”。在世界历史和文明形态的坐标总轴中,资本主义文明是相较于古代文明的“新文明”,它对人类社会历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性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面”,强调以“现代社会”为界标所形成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现代文明形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别是在资本扩张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资产阶级“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伴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生,相应地产生了“文明世界”“文明国家”“文明欧洲”“文明民族”“文明城市”等。当然,马克思并非全面褒扬西方现代文明的“果实”,而是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对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终结性文明”,而是分裂型文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社会从“传统文明”进入了“现代文明”。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人类历史中最高形态的文明,而是内蕴着冲突、对抗和矛盾的分裂型文明。就像“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一样,资本主义文明也是依靠征服、对抗、掠夺和奴役得以登场的,这种文明内蕴着“极端伪善”,具有“野蛮本性”,它在扩张的过程中“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消灭着旧文明,这种文明因其内在扩张性而造成了“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造成了“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使“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工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纵观资本主义文明的影响,尽管它创造了世界历史,开拓了世界市场,形成了现代城市,然而这种文明以资本的增殖为最高价值逻辑,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恩格斯指出,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人类文明的蓝本,也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而是人类文明形态中的特殊形式,是走向未来文明的“过渡性文明”。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终将被全新的社会主义文明所替代。由于人类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人类文明也在变革中发展,在发展中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文明由于自身的“基本缺陷”而必然被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所替代,这个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就是生成中的社会主义文明。在唯物史观开创的文明形态中,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是共产主义文明,而在通达共产主义文明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文明将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基本缺陷的超越,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文明冲突”的解答,这种新文明致力于使“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新文明摒弃了资本至上的逻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为开创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铺垫了道路。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展开及其理论意蕴

在唯物史观论域中,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内嵌了人类文明的更替,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也内蕴着人类文明从低到高、从旧到新的发展逻辑。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文明已经是“既成”的文明,不再是文明形态中的“新形态”,而是一种过渡性的分裂型文明。与此不同,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生成”中的新文明,它正在世界历史的场域中展开,也正在社会形态的逻辑链条中延伸,因而是指向将来且具有包容性的超越型文明。所以,在人类社会历史图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特指植根社会主义土壤且指向未来的文明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展开

在社会形态展开的逻辑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即在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它在时间次序上是“新近”于现时代的文明,在理论形态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胜利,在未来指向上强调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生成。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直接体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展开。作为一种“既成”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必将被新的文明形态所替代。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是人类战胜资本主义后必经的道路选择和文明选择,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初级展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这个“转变时期”在人类文明形态上就是从资本主义文明过渡到共产主义文明的时期,即通常意义上的“过渡时期”。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类文明在向共产主义高阶文明跃升的过程中要经历“必然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就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展开,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第一次公开出场。

所以,在唯物史观论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上生成于“过渡时期”,即生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恩格斯指出,“过渡阶段”是实现“新的社会制度”的必经阶段,是“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文明是扬弃资本逻辑宰制的文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所有制形式的文明,这种文明最大的优势即对社会分化的弥合和对人的主体性的彰显。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这种文明蕴含着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的文明形式和价值追求,是人类走出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实现文明的包容和和解的必由之路。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意蕴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即新在这种文明的批判性、超越性、前瞻性和生成性,新在这种文明形态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人的解放的新途径和人类发展的新前景。

首先,在自然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解的新道路。资本主义文明由于疯狂圈占自然资源而造成了现代文明的悖论。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资本扩张的目的之一即“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可以说,资本主义文明引发了人与自然的深度矛盾,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与系统性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文明劫掠自然资源和霸占自然财富不同,以社会主义文明为主要标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把生态文明作为价值追求,不断弥合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文明将摒弃资本的宰制逻辑,实现人的价值逻辑,在社会生产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自然与生态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恰好体现在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重置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属性。在共产主义文明中,“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人与自然实现了彻底的复归。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文明指引下,开创了人与自然实现和解的新道路。

其次,在社会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不同的道路,既有扩张性、侵略性的道路,也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既有依靠资本逻辑(物的逻辑)来实现价值增值的模式,也有依靠劳动逻辑(人的逻辑)来实现社会进步的模式;既有借助外援、依附他者的“趋同发展模式”,也有锻造领导核心、激发内生动力的“独立发展模式”。总之,不同的文明形态会有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了一条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的发展模式,其中,“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而社会主义文明则开创了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资本家不再作为主导力量的发展模式。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社会发展模式的“重置”,即把人作为发展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以人为本的文明形态,就是把人作为生产的主体的文明形态。在当代中国,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逻辑,坚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坚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模式上重新调试了资本与人的关系,摆正了人的主体位置,创造了既驾驭资本又促进人的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发展层面的实践生成。

再次,在世界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开创了世界和平共荣的新价值理念。西方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粉碎了资本主义文明独霸世界的魔咒,从思想上探寻并揭示摆脱社会现实痼疾的途径。”在人类思想进程中,唯物史观开创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新前景,把“社会化的人类”“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终极价值,强调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幻的共同体,最终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世界大同。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它打破了资本主义文明一统天下的局面,破除了资本主义引发的文明冲突与对抗、世界分化与鸿沟,弘扬世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胸怀天下,坚守天下为公。马克思曾经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建基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文明是超越世界两极分化、文明冲突对抗的崭新文明,这种文明新形态把世界和平发展、文明交流互鉴作为目标,在实践中为构建人类命运与共的真正的共同体而奋斗。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为人类文明和平发展谱写了全新的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初心使命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文化中的表达。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社会主义文明置于中国现实,在领导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追求真理和弘扬人类道义的姿态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最后,在人的发展维度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开创了人的解放的新意涵。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本应是价值本题,而资本与物本应是价值副题,但在资本主义文明中,资本成了主题,人则成了副题。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的发展维度上使“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使人深受资本的控制。从理论上看,人是历史的主体,同样也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人类文明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的”,即促使人类整体向更高位阶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 ‘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然而,资本主义文明使人陷入了物役逻辑的控制之中,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价值的反噬和消解集中表现为人的物化和贬值、贫穷与撕裂。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范式,即这种文明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差别是致力于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在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中,人类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把社会主义文明置于中国现实,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在唯物史观论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嵌在人类社会形态之中,生成于人类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和人的发展形式之中。在世界历史图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图景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理论表达。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在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既成性与生成性、世界性与中国性。从普遍性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明阐发,它具有生成性和世界性;从特殊性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表达,它具有既成性和中国性。只有从普遍与特殊、既成与生成、世界与中国的统一中,才能深入理解其理论意蕴。

首先,从宏观历史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首先在于它所处的社会形态之新、历史方位之新。如果说,资本主义文明是既成的旧文明,那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未来文明就是生成中的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在当代世界场域中,尽管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是主导性的文明,但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已经在实践中得以确立、生成和发展,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中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的现实生成。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历史进程和逻辑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眼光审视人类的文明成果,把科学社会主义置于中国现实,开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新版本,书写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从世界文明的比较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是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如李大钊在比较人类文明的三种形态时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是世界历史境遇中以社会主义为文明蓝本和实践底本的社会新形态和新模式,是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崭新文明。

其次,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成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具有普遍的世界意蕴,更具有独特的中国语境,是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提炼和升华,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结出的社会主义文明之果的现实表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老路非但适应不了中华文明的土壤,反而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五四运动以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从此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把社会主义文明置于中国土壤,在中国大地上逐渐生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它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吸收、转化、提升和发展,新就新在它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中打造了社会主义的文明样板,铺就了社会主义的文明路基。从更具体的视角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就新在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文明理想图景中加入了中国特色,把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并联”起来,形成了“五大文明”协同推进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再次,从现代化在中国生成的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达。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现代化的道路选择没有固定模式,而是具有多样性特征。总体来看,“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属于资本驱动的现代化,而是建基于社会主义文明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即它所表征的是“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从现代化在中国生成的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表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对中国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文明描绘,他指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 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科学社会主义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蕴含的文明逻辑是凝聚民智、共建共享、协同推进、和谐共生、天下大同,体现了以人为本、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彻底的文明精神。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价值形态和文化层面的独特表达。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最后,从文明创造的主体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表达。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造主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所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历史经验。这些成就和经验确证了社会主义文明的胜利,表达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智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仅指中国的文明形态,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世界文明发展书写的新篇章、贡献的新智慧。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的,更是“人类”的。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提供了共同前行的价值“公约数”。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前行的指引,也需要构筑共同的精神家园作为前行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纵观世界文明的复合结构和多种样态,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构成了两种相互映照的文明形态,这两种文明形态代表“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如果说西方文明以资本为内在驱力,那么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典型特征的社会主义文明则是以人的现代化为内生动力,后者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样态。与西方文明不同,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为底本,也内含着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和共同观念,特别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基于作为“类”的人的共同价值追求,蕴含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提供了全球性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历史视域中,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具有指引意义。

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提供了共同前行的道路“新范本”。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具有多样性,既有资本主义道路,也有社会主义道路,但这两种道路具有迥异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从起源上“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这种道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面向未来,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依然具有扩张性,甚至在数字时代又呈现出了帝国主义的特征。与此不同,以社会主义道路为根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致力于实现大同世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所秉持的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创造了人类走向未来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实践中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可以说,人类要想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必然绕不开文明交流互鉴,必然绕不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历史场域中为人类开创了一条走向未来的和平发展之路、共同进步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前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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