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戈:从中华文明特质的多重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26 次 更新时间:2024-03-13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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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戈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在“七个着力”的重要要求中,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2],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因此,从中华文明特质的多重维度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对于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华文明“讲仁爱”的特质滋养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胸怀天下”的道德实践

人类文明应该秉持什么样的道德基准?是胸怀天下、立己达人,还是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信奉极端利己主义。为了自身利益,他们频频转嫁危机,挑动冲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气度。中国坚持发展是为了让本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也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从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追根溯源,中华民族胸怀天下的气度源于“讲仁爱”的特质。“仁爱”本质上是对他人的爱。这种“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人的爱,即“亲亲”。“亲亲”表现为“孝悌”,意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是仁爱的发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2第二层次是对众人普遍的爱。将“仁”继续推广到“众人”,就成为“泛爱众”,“泛爱众而亲仁”[3]4。最高层次是“仁民爱物”。在“泛爱众”的基础上,将“仁”推广到天下,就成为超越一家一隅的无疆大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4]281。那么如何践行“仁爱”?孔子提出了“立己达人”。“立己达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75;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212。两者统一,构成了“讲仁爱”的本质论和方法论。儒家的仁爱思想,不但有助于一家一国的稳定,而且有助于邻国和睦,因而被历代王朝青睐,沉淀为“讲仁爱”的特质。

“讲仁爱”是由亲到疏、由一隅到天下的“爱”。无产阶级则提出了解放全人类的“大爱”。《共产党宣言》宣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385,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成员,一方面要树立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要有先解放天下再解放自己的觉悟。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以热忱的国际主义情怀,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人类解放而奋斗。但在当时,党还很弱小,集中力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是全国人民的期盼。那该如何处理“天下”与“自身”的矛盾?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6]1这一主张,将“讲仁爱”“立己达人”的精髓与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目标统一起来,阐释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任务。

革命道路是布满荆棘的,需要付出巨大牺牲。因此,在革命时期,每一名共产党员在入党之时,都立下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的誓言。新中国成立后,入党誓词也阐明“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7],明确了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和胸怀天下的崇高境界。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不够强大。周恩来指出:“和工业化国家相比,我们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但目前还没有做到,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8]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更有能力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值此之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动“讲仁爱”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结合,明确概括并提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9]。

“胸怀天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谋进步。就“自身”而言,强调党员要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就“天下”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明“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理念,“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10]。从援助老挝农村电子商务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上万亿元的援建项目,从推动绿色发展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困难和危机面前,一次次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见证中国人民无私奉献、胸怀天下的品质和气度。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胸怀天下”是超越了意识形态偏见的崇高道德实践,“立己达人”是超越了狭隘利益集团短视的中国智慧;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仁爱”,不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胸怀天下”的道德实践。

二、中华文明“重民本”的传统夯实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至上”政治实践的文化土壤

人类文明应坚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是金钱至上,还是人民至上?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凭借其实力,向全世界兜售所谓的“西式民主”,兴起一波波“民主化”浪潮。然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却接连陷入了“民主泥淖”,政治乱象层出不穷,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即便是被称为“民主样板”的美国,也不断上演着政治极化、两极分化乃至政治暴力的乱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目标,不断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

“人民至上”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扎根,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重民本”的特质。“民本”是发源于中华文明早期的政治思想。商末周初,为反抗“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11]的“重神”思想,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从“重神”到“重民”的转向。经历了夏商周的政治实践,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政权的稳固在于是否顺应“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136;想要得到“民心”就要“以民为本”,否则就会被推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2]。正是基于这种政治实践,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等思想。在历史进一步的发展中,“重民本”逐渐深入人心,沉淀为中华文明的特质。

“重民本”为“人民至上”的扎根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和群众基础。但囿于历史局限,传统“重民本”还有着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一面,具有局限性。《共产党宣言》则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宣告了彻底的人民立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11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人民立场。1922年党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13]随后,毛泽东创造性地吸收了“重民本”的积极因素,采用了“人民”这一集合名词阐释了党的立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6]21

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同“重民本”精华相结合的进程中,不断诠释和践行了人民立场。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推动“重民本”与人民立场的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将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概括为“坚持人民至上”,并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归纳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之一。

三、中华文明“守诚信”的特质为建立“重信守诺”的社会制度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在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信用已经成为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共同守护好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就是守护人类文明的“信用堤坝”。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外国的一些政客却言行不一、背信弃义、动辄“退群”。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重信守诺。从努力维护世贸组织等机构权威到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政治承诺,从捍卫多边主义到力争实现“双碳”目标,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中国的重信守诺,正如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所说:“中国支持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重信守诺,这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14]

中国之所以“重信守诺”,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文明“讲诚信”的特质。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在思考如何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在这个问题上,孟子认为应当“思诚”,“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4]138,孟子效法“天道”学来的“智慧”就是“诚”。“诚”,最初指的是面对神祇的真实无妄状态,后引申为内在的心中赤诚、不自欺。“诚”通过“信”来表现。“信”是“人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20,侧重信守诺言,后引申为外在的言行一致、不欺人。孔子认为“信”是交往的基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3]4。随着儒学的兴盛,“信”被纳入“五常”,内化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倘若个人失信,就会被社会所抛弃,“故祸莫大于无信”[15];倘若人人都不讲信用,社会就会混乱,“故君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情不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16]。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恪守“讲诚信”,最终沉淀为中华文明的特质。

“讲诚信”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同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建构其理论之初,就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虚伪和不诚信:“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5]41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7]。恩格斯将是否言行一致作为评判的重要标准:“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5]644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更应讲诚信:“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18]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讲诚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将是否“讲诚信”作为三民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差别:“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19]同时强调:“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2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推动诚信建设。一方面,将“诚信”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重信守诺”的诚信建设指向。另一方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加快个人诚信、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21]由此推动建设了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体系以信用记录大数据和信用基础设施网络为基础,以树立诚信文化、弘扬诚信传统为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奖惩机制,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各领域各行业诚信水平。

我国不但在国内建立起了社会信用体系,还在国际上倡导“重信守诺”的政治互信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方面坚定不移地与国际社会一道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不断与世界各国建立双边或多边的互信机制,推动相互理解,深化政治互信。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始终坚持言而有信、言出必行。从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到坚定支持多边体制,削减非关税壁垒,从带头遵守多边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到落实减排承诺。中国倡导建立政治互信机制的努力和行动,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尊重和赞誉,不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重信守诺”的制度机制实践。

四、中华文明“崇正义”的特质为践行“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重要的文化根基

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中华文明自古就崇尚正义,也历来坚定支持国际公平正义。然而,少数国家却频频以大欺小,动辄恃强凌弱。面对不公不义,中国坚定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就“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发出响亮声音,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明公正立场。

中国之所以坚定不移地坚守正义,有其“崇正义”的历史和群众基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大夫崇尚争权夺利,世人追捧为了获取功名利禄而游说诸侯的苏秦、张仪。面对“崇利”风气,诸子百家开始思考“义利之辩”。儒家坚持“崇正义”。孔子将“义”和“利”视为有没有道德的分水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43,他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义”,“居仁由义”[4]274。这是先秦儒家协调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重要价值理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崇正义”逐渐融入民族血脉,内化为“崇正义”的特质,外化为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平凡如“乐于助人”“刚正不阿”是正义的体现,崇高如“舍生取义”“宁死不屈”也是正义的体现。然而,囿于历史局限,传统的“崇正义”未能从根本上阐明“不公不义”现象的根源。《共产党宣言》则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揭示了不公不义现象的本质:“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400被压迫者要想摆脱压迫,实现正义,必须依靠共产党,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5]413。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公平正义”。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提出,党领导革命的目的在于“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2]。这一主张,契合了被压迫中国人民“崇正义”的朴素观念,赢得了工农的衷心拥护。此后党始终致力于实现“公平正义”。从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党初心不变。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对“公平正义”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值此之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同“崇正义”的结合,明确要求:“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23]为此,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力促进司法公正,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完善保障公平正义的体制机制。不仅如此,我们党将“崇正义”应用于国际层面,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必要条件。”[24]中国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对于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要意义。

五、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智慧为人类文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重要的中国方案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时代大潮正滚滚向前。然而,少数国家却逆时代潮流,开历史倒车。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强我弱、你赢我输、你存我亡,因而奉行零和博弈、破坏合作。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理念。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致力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一理念符合世界发展大势和各国人民的期待,赢得了广泛赞誉。

“合作共赢”生动地注解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特质。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崇尚和平、谋求合作的基因。早在上古时期,尧就通过“协和万邦”平息了部落冲突,实现了部落和平、百姓和睦,“黎民于变时雍”[25]。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发展并践行了“和合”。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3]7,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65,将“人和”提高到更为核心的位置。“和合”契合了百姓内心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愿,因而深入人心。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和合”被赋予了和合共生、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的含义。先贤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26],在承认“存异”的前提下“求同”,进而寻求“和而不同”的解决方式,才是化解矛盾的“上策”。

“尚和合”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处世方式。从廉颇、蔺相如“将相和”到范仲淹“政通人和”,从“心平气和”到“家和万事兴”,从“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再到“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尚和合”已深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沉淀为中华文明的特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尚和合”,并将其应用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在统战工作中,我们党先后提出并践行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团结起来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充分汲取“尚和合”的精髓,将其运用在新时代统战工作中,“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7]。统战理论与“尚和合”的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有效地促进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28]这一理念闪耀着“尚和合”的精髓,同时也启示各国,在解决矛盾问题时,应坚持合作共赢的态度。尤其是面对冷战思维、零和思维频频抬头的逆流,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六、中华文明“求大同”的追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重要的价值理念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中国给出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这种局势,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29]这一选项,是新时代对“大同”理想的生动诠释。

“大同”是《礼记·礼运》对理想社会的生动描绘,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华民族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开始在党的带领下,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世界大同的理论与实践。周恩来在其早期文献中勾勒了大同:“人人尽力,人人享受,人人快乐,这是大同世界!”[30]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大同,“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3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立足国情,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再次强调党对大同的追求,“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9]。为此,党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将大同由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上升到人类文明层面,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新的选项。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有表现,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世界性难题层出不穷。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公平包容,坚持共建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2]这与“大同”所追求的“故人不独亲其亲”[11]419的共同责任,与“故外户而不闭”[11]419的普遍安全是相通的。中国人民的梦想与世界人民的梦想是相通的,中华文明“求大同”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统一的。当前,国际格局日益深刻变革,人类面临的挑战日益险峻。值此之时,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的实现,为世界人民带来了可供参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大道之行,世界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能够为人类发展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多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七、结语

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中国智慧,也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今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就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此,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直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不但使中华文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作者简介:张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中心特邀研究员)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MYYA01)阶段性成果)

来源:《宁夏党校学报》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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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Super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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