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语》的具体记录者大多无法考证，所以古代经师现代学者大多干脆放弃了考证工作，这带来了误读经典等问题。在《礼记·檀弓下》《论语》郑玄注和杨伯峻先生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称名称字的礼制，还可考证出《论语》有陈亢冉求等九位具体的记录者。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部分经典，还可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论语》所收语录大多是孔子的语录，其记录者当然也大多是孔子的随侍弟子，因为他的徒孙一般不会随侍祖师爷，而只会随侍各自的老师。至于哪一章具体是哪位随侍弟子所记，则几乎无法考证。孔子究竟有多少设帐弟子，这些设帐弟子究竟有多少语录，过去很少有学者全面认真讨论，一般都只是笼统地说“《论语》中还收有孔子部分弟子的语录”，这就算过关了。我以前曾经详细考证，孔子至少有十位设帐授徒的弟子，这些设帐弟子的语录，则大多是各自的随侍门徒所记录，至于哪一章具体是谁所记录，也几乎无法考证。
太史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收“陈亢”，自然认为他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但《礼记·檀弓下第四》郑玄注孔颖达疏、《论语》郑玄注又都指出，“陈亢”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邢昺采用了郑玄的意见。如果郑玄的意见经过科学论证最终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推定《季氏篇》16·13是自称“陈亢”者的亲笔记录了。当今学者杨伯峻先生曾经参考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的意见，考证出《子罕篇》9·7的记录者就是自称其名为“牢”的人，并且由此进一步推定《宪问篇》14·1的记录者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原宪”。《论语》语录此外非常具体的记录者，汉代至今学术界尚无新的发现。
本文打算根据周礼关于称呼君子的姓名表字的规制，再根据《论语》中出现的孔门徒子徒孙的姓名表字，进一步考证《论语》其他的几位记录者。考虑到前人在断定“牢”等是《论语》记录者的论证都不充分不严谨，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论证，只是下了断语，为了论证充分严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也为了让当今读者对已经发现的《论语》记录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减少翻检之劳，本文在论及“牢”等三位记录者时，将不避与前贤的少许重复。至于我另外发现的六位记录者，自然要做尽可能严谨完整的论证。
一、周礼的启发：春秋时期关于君子之间称呼的礼制
周礼特别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此春秋君子之间的称呼无不极其讲究，一点都不敢马虎，否则不仅会被君子讥讽，将来亦寸步难行，甚至还可能有性命之忧。在周代，因为“人服不称”“名位不称”而被杀死的贵族，不在少数。
综合现存春秋文献，可以发现，春秋时代称呼君子的礼制大体上是这样的：（1）上称下，包括父母称儿子，上级称下级，老师称学生，称名不称字；（2）自己称自己，称名不称字。（3）同学之间，互相称字，不互相称名，以示敬意。（4）弟子称老师，老师如果是华夏大国之公卿，则尊称“某子”“子”“君子”；如果是大夫，一般称为“夫子”；如果不是公卿大夫，则泛泛尊称“先生”。《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担任鲁“相”之前的语录，也尊称他为“孔子”“子”，这些都是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改动所致，原简必定不能尊称“孔子”“子”。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相”，而整个春秋时代，鲁“相”都一直由公卿担任，孔子任“相”，说明他担任了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其弟子就可以尊称他为“孔子”“子”“君子”了。孔子此前的语录，也可以改称“孔子”“子”“君子”了。这种“改称”的礼制至今犹存。（5）孔子设帐授徒的十位弟子，除了颜回、闵损两个坚决不肯做官，子路一生最高只做到大夫，级别不够称“子”以外，其他设帐弟子都或迟或早位列公卿，按照周礼，其门徒也应该尊称或改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6）弟子称呼老师的同学，称字不称名，以略表敬意。（7）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在不至于引起认知混乱的情况下，可以特别尊称华夏大国的公卿为“子”，不再冠以姓氏，例如孔子徒子徒孙在孔门常常尊称孔子为“子”，鲁国朝廷则常常尊称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为“三子”。（8）君子没有功名，既不称名，也不称字，而只能称为“某”，大夫以上才能称名或字。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般的规制，具体如何称呼，还有许多特殊情况，可谓千变万化，需要按照这一礼制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根据文献再做具体分析。
我在过去学习周代文献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写作《论语本意》的过程中，都非常注意研究周代君子之间的称呼，所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所以略有发现。我发现《论语》非常具体的记录者，除了前人发现的“陈亢”“牢”“原宪”以外，还有冉求、宰予、南宫适、漆雕开、公伯寮和有若。前贤或直接或间接考证出了三位记录者，我考证出了六位记录者，那么目前已经知道的《论语》的具体记录者一共有九位，具体可考的记录有十章。
学术史上过去有些悬案，例如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认为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因此不收他，但是他没有论证。《礼记·檀弓下第四》和《论语》的郑玄注又都认为陈亢是孔子弟子，同样没有正儿八经论证，都只是下了一个断语。汉代至今的学者难以考证谁是谁非，往往两说并存之。这类问题过去还比较多。如果我们尽可能多地知道《论语》语录的具体记录者，这些历史悬案就可望部分得到解决。过去我们解读经典时，因为不知道具体的记录者是谁，常常犯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这些具体的记录者，这样的错误就会少犯一些。曾参师徒编辑《论语》，“论”有评论筛选简牍之意，那么他们选择什么语录，不选什么语录，我们常常感到比较茫然。如果我们尽其可能多地了解《论语》语录的具体记录者，对理解编辑者的意图，也会多少有些帮助。这些考虑就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
二、前贤的意见：论语的三位记录者
(一)陈亢
先看陈亢。太史公认为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所以《仲尼弟子列传》就不收他。既然不收他，太史公自然无须论证。《礼记·檀弓下》郑玄注和《论语》郑玄注、邢昺疏都断定陈亢是孔子弟子，就直接下了断语。古代经师没有进行严密推理科学论证的习惯，但是我们根据现存文献，不难发现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历史文献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已经可以考证出来的《论语》的九位记录者中，最为特殊的恐怕就要算陈亢了。
陈亢字子禽，此人《论语》中共出现了三次：《学而篇》1·10称“子禽”，《子张篇》19·25称“陈子禽”，《季氏篇》16·13称“陈亢”，《礼记·檀弓下第四》称“陈子亢”。在19·25中，他竟然对先师孔子表示不恭，说子贡贤于孔子，授业弟子断无此礼。太史公应是根据这一章判断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的。但《礼记·檀弓下第四》郑玄注和《论语》郑玄注，又均称陈亢为孔子的学生，宋朝的邢昺又采用了郑玄的意见，于是这件事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悬案。东汉至今的学者大都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对这两种意见不置可否，说明研究工作两千年来一直没有进展。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先将太史公用来排除陈亢的证据，即《论语·子张篇》19·25引用如下：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篇》19·25）
陈亢在子贡面前竟然这样议论孔子，竟在孔门之中称孔子的表字“仲尼”，而不是尊称“孔子”“子”，对孔子及其伟大的道德学问如此不恭，按照常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授业弟子所当为，太史公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一章而断定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因此《仲尼弟子列传》不收他，不是没有道理。《子张篇》所收孔子设帐弟子的语录，都是在孔子去世以后，设帐弟子继续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由此可知，本章的记录者，应该就是子贡的随侍弟子。按照周礼，子贡的门徒称呼老师的同学，应该称字，这一章的记录称呼陈亢为“陈子禽”“子禽”，在礼制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子贡随侍弟子记录时，应该尊称子贡为“端木子”，应该是曾参师徒在编辑《论语》时，有意将原简中所有的“端木子”一并改为“子贡”，其改动的详细原因，我在《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中已经做了说明，恕不重复。但是子贡的随侍弟子如实记录陈亢对孔子不恭的话，和自己的老师批评陈亢的话，他们对陈亢的态度如何，自在不言之中，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在《论语本意》中，我曾经推测《论语》本无《尧曰篇》，那么19·25就是《论语》的卒章了。如果我的见解能够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最终能够成立，那么曾参师徒将这一章作为卒章，含义可谓十分丰富：他们要借此说明，老师去世后，同学们已经各自开宗立派，甚至有陈亢这样的奇葩同学开始对先师表示不恭了。他们还想借助子贡的话，表示对先师孔子的无限尊敬，无限怀念，无限惋惜。他们还想告诉子孙，编辑《论语》，就是要维护先师孔子的道统。
陈亢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同学，曾参师徒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暗示或明示，不过却给后世子孙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读书，还是可以找到陈亢是孔子授业弟子的可靠证据，郑玄在注释《礼记·檀弓下第四》和《论语》时，断定陈亢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应该主要依据下面这一章：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篇》16·13）。
古代学者解读《论语》，没有翻译的习惯，因为那时没有翻译的必要。但是他们大多从来不说本章的记录者是谁，说明经师们并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近代以来国家推行白话文，古代经典不得不翻译。当今学者在翻译本章时，大都把“陈亢”直接翻译为“陈亢”，那么说明他们都认为，本章是孔子的一位无法具体考证的随侍弟子所记录。
本章究竟是谁记录的呢？孔鲤是否设帐，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而且即使孔鲤设帐，因为他父亲孔子的缘故，恐怕也不能被尊称为“孔子”，更不能被尊称为“子”，恐怕只能称其表字“伯鱼”，略表敬意。也就是说，本章要是伯鱼之门徒所记，称呼“伯鱼”应该没有礼制问题。周礼虽有很强的原则性，也很灵活多变，这类案例春秋文献中很多。但是，按照周礼，伯鱼及其门徒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呼“陈亢”，只能称呼他的表字“子禽”“陈子禽”。只有孔子和陈亢自己才可以称呼“亢”“陈亢”，本章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所记录，那么陈亢就是唯一可能的记录者了。《论语》只收录孔子弟子所记录的孔子语录，和孔子徒孙所记录的孔子设帐弟子的语录，完全没有收录孔子徒孙徒重孙的记录，更没有收录孔门以外的人的什么记录。我想，郑玄应该就是根据这一章的记录，和它被收进《论语》的事实，推定陈亢是孔子弟子的。他们虽然没有详细地记录这一推理过程，但是他们借以推定的史料，乃至他们推定的过程，并不复杂，我们如今可以还原。应该承认，郑玄的这一推定是很有道理，符合逻辑的。
陈亢既然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必然经常到老师帐下听老师讲学；伯鱼是孔子的亲儿子，必然也与孔子众弟子一起听父亲讲学。陈亢心想，伯鱼毕竟是老师的亲子，老师必然在普通教学之外，单独教伯鱼一些独特的秘而不宣的学问，所以前来打听打听。他没有料到，孔子教育亲子，与教育众弟子一模一样。孔子曾经对弟子们说过，他从来没有把应该交给弟子的任何东西隐藏起来，自己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曾参师徒把这一章编进《论语》，还有感念先师无私教诲的意思。正因为陈亢是孔子的授业弟子，这一章又是陈亢自己所做的记录，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翻译：
我问伯鱼道：“您在夫子那里另有所闻吗？”
伯鱼答道：“没有。他老人家曾一个人站在庭院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了诗吗？’我答道：‘没有。’（他老人家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我退回便学诗。有一天，他老人家又独自一人站在庭院中，我恭敬地走过。他老人家问我：‘学了礼吗？’我答道：‘没有。’（他老人家说：）‘不学礼，就无法安身立命。’我退回便学礼。只听到这两件。”
我从伯鱼室中退出来，非常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知道了三件事，知道要学诗，知道要学礼，又知道老师并非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三年》考证：“《左传》记赋《诗》者始于此，而终于定四年秦哀公之赋《无衣》。始于此，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终于定四年者，盖其时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矣。”据《论语》记载，孔子常常与弟子讨论《诗》，说明鲁定公四年之后，君子赋诗风气尚存，只是外交场合较少赋诗，因此史官较少记录而已。
“礼”对国家，是立国之本，故《左传·闵公元年》曰：“周礼，所以本也。”《僖公十一年》曰：“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对君子，是立身之本，不学礼，则无以安身立命，也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周代“立”“位”同字）。因此，孔子一生“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同纵）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篇》2·4）；鲁国公卿孟僖子昭公二十四年去世时，遗命二子向孔子学礼（《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也叫自己的儿子孔鲤学“礼”。不过，孔子在世时，今人所见专门的礼学著作《周礼》《仪礼》《礼记》等均未编写出来，“礼”还散见于各种政府文告、各种简牍、周人的各种礼制安排之中，也散见于周代君子处理问题的许多案例之中，总之孔子那个时代的所谓“礼”，还是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混合体。
“君子远其子”，是说孔子并不特别亲近、特别宠爱、特别教导自己的儿子。孔子教导儿子，如同教导其他弟子，这就是“远其子”。孔鲤死后，孔子为他办丧事，丧事从简，有棺而无椁，这也是“远其子”。
陈亢到底是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太史公应该是根据《子张篇》19·25而认为不是，郑玄则应该是根据《季氏篇》16·13认为是，二者说法不一，各有根据。学者们狐疑了两千年。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论语》的记录体例和编辑体例，明白《季氏篇》16·13就是陈亢本人所做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郑玄的意见是对的，陈亢的确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当然，他也是一个居然对业师表示不恭的奇葩弟子。这样一来，这个几千年的历史悬案，应该就算解决了。
（二）牢
我们再看看孔门弟子“牢”。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篇》 9·7）。
“牢”，人名，王肃伪《孔子家语》认为是孔子弟子，并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阙里文献考》采用了这一意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尽心下》（14·37）《庄子·大宗师篇》均记载有“琴张”，但“琴张”是否为“牢”，王引之《经义述闻》、刘宝楠《论语正义》即表示怀疑。按照本文所述周礼，外人称呼孔子，必称“仲尼”“孔丘”或“孔子”（《左传》所引孔子许多议论，即分别用这三种办法称呼孔子），有时还会加上“鲁”字，表示孔子是鲁国人，以防止出现因为重名而误认的现象。只有孔子的徒子徒孙在孔门里才会特别尊称孔子为“子”。“牢”既然特称孔子为“子”，《仲尼弟子列传》又无此人，那么“牢”应为孔子之徒孙。至于“牢”是孔子哪位设帐弟子的门徒，因文献阙如，就不得而知了。周代人自称名，不自称字。此人既然自称其名，那么本章应该就是他自己的记录，因此“牢曰”应该译为“我说”，而不能翻译为“牢说”。
（三）原宪
原宪也是《论语》的记录者之一。原宪字子思，按照周礼，在孔门里头，原宪的门徒只能尊称他为“先生”或“原子”。孔门除了孔子和原宪自己可以称“宪”“原宪”以外，其他所有人，包括原宪的同学，同学的门徒，都只能称他“子思”“原思”“思”。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已经指出《宪问篇》14·1是孔子弟子原宪自己所做的记录，这是完全正确的，此前从来没有哪位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在翻译这一章时，却仍然把“宪问”翻译为“原宪问”，这说明，杨先生翻译时可能偶然失察了，也可能是因为“导言”是他后来写的，后来的见识超过了前面作译注时的见识，却忘了修改前面的书稿，编辑处理书稿时也没有发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保持本文的完整性，方便学者检索讨论，我还是要将原文引用如下：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篇》14·1）。
杨伯峻先生将这一章翻译为：
原宪问如何叫耻辱。孔子道：“国家政治清明，当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道：“好胜、自夸、怨恨、贪心四种毛病都不曾表现过，可以说是仁人了吗？”孔子道：“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若说是仁人，那我不能同意。”
杨先生既然这样翻译，那么这一章的记录者就不是原宪，而是原宪的某位同学，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了。我认为应该明确指出本章是原宪自己所做的记录，并像下面这样翻译：
我问何为耻辱。老师道：“国家政治清明，就当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仍然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我又问道：）“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曾有过，可以说是仁人了吗？”老师道：“可以说是难得了，至于是不是仁人，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认为，“宪问”当然应该翻译为“我问”，后面的“克、伐、怨、欲不行焉”两句话前面，也不能补译为“原宪又道”，而应该补译为“我又问道”。
据《论语·雍也篇》6·5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在世时，原宪曾经做过孔府的总管。老师去世以后，原宪终身未出仕，他像颜回那样，一生都过着极其清苦甚至衣不蔽体的生活，直到生命终止。孔子曾经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篇》7·11）。认为“行”即实行仁道和不得已时“藏”起来，都是君子实行仁道的正确方式。原宪一生用这种方式，践行了老师的仁道理想，成为一位真正的仁德君子。原宪一生行迹，与这一章记录的孔子的教诲关系极大，曾参师徒将这一章编进《论语》时，心中该是何等感佩？后之学者岂可不察？
三、我的心得：论语的其他六位记录者
以上陈亢、牢、原宪三位记录者，我都是受到前贤的启发，才可以进行讨论的。我之所以不避重复加以讨论，一是为了方便学者检索，免除学者四处翻检之劳。二是前贤的意见略有不明确不妥当或论证不充分处，我也略略发表一点浅见，以进一步完善前贤的意见。《论语》以下的六位记录者，则只是我自己初步的学习心得。
（一）冉求
《论语》涉及冉求者凡十三章，其中两章是冉求自己记录的孔子语录。我们先看看冉求记录的第一章孔子语录：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6·12）。
这一章，古代经师没有关注谁记录的问题，当今学者也没有发现讨论这个问题的。当今学者一般都这样翻译：
冉求说道：“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道：“力量不够，会走到半路走不动。如今你还没有开步走。”
学者们这样翻译，说明他们都认为，这一章就是记载孔子批评冉求不实行仁道，如此而已。许多学者还援引《仲尼弟子列传》关于冉求“性谦退”的话，佐证此章的记录。一般学者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记录者是谁的问题，即使考虑，也认为记录者自然就是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具体是谁不知道。学者们这样理解很可能不够准确。
冉求，姓冉，名求，表字子有。按照周礼，如果是冉求的同学或同学的弟子所记录，应该称呼他为“子有”或“冉有”，不可能称呼他的姓名“冉求”“求”。冉求曾经设帐授徒，如果是他的门徒所记录，原始简牍应该将“冉求”记作“冉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因为什么原因要贬低冉求，而将简牍中的“冉子”改掉，也只可能改为“冉有”或“子有”，不可能改为“冉求”或“求”，因为曾参师徒谁都不能称呼冉求的名或姓名，这是周礼，孔门无人可以违反周礼。那么，孔门谁可以称呼冉求的姓名“冉求”或者其名“求”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冉求自己。孔子自然不会记录自己的谈话，那么这一章的记录者，就只可能是冉求自己了。因此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对老师）说：“不是我不喜欢（不想实行）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老师道：“力量不够，会走到半路走不动。如今你还没有开步走。”
夫子之道，“立人达人”，修齐治平，到死方休，原本路途遥远，极其艰难。但是孔子并不要求弟子一定要治国平天下，因为那要受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孔子只要求弟子们终身为“立人达人”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奋斗即可。而奋斗的方式，既包括“用之则行”，即有机会被诸侯重用时，尽其可能实行仁道理想；也包括“舍之则藏”，例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篇》6·11），孔子认为颜回的“藏”也是实行仁道的一种方式。那么本章的主旨就不再是记录孔子批评冉求不实行仁道，而是记录冉求自己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教育，承认自己过去不实行仁道的行为错了，表示愿意改正这一错误。这两个主旨之间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差异很大。孔门师徒都认为，君子不文过饰非，也“不迁怒，不二过”（《雍也篇》6·3）。小人反是。《论语》中这类论述可谓比比皆是。冉求把老师批评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并且将简牍交给曾参师徒，以备将来编辑《论语》之用，说明他真诚虚心地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教育，而且决心改正错误。曾参师徒将这一章选进《论语》，也主要是因为认可冉求这一举动，认为冉求是一位知错改错的君子。可见两个主旨之间差异甚大，如果不知道本章的记录者是谁，就很难正确理解文献和孔子一派人的君子之风。
冉求自己亲笔记录的孔子语录还有一章：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11·17）。
这一章，当今学者大都是这样翻译的：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为他收括，增加更多财富。孔子道：“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
学者们这样翻译，除了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周公”是谁以外，还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本章记录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其实本章的记录者就是冉求自己。他记录本章，说明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批评得对，自己应该改正错误。《左传》记录了冉求为季康子加税的事情，事先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有很长一段议论，中心意思是反对加税。我在《论语本意》里已经援引了这些史料，并有很详细的分析。冉求特意记下老师骂自己的话，而且将简牍交给曾参师徒，以备将来编辑《论语》之用，可见冉求认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将本章收进《论语》，说明他们也是认可子有不文过饰非，知错就改的君子之风的。那么本章就应该这样翻译：
季氏比鲁侯都还富裕，而我还为他聚敛财富，使他更加富有。老师说：“（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就算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
冉求是孔子设帐授徒的弟子，又是季氏宰，朝廷大臣，《论语》中有他的门徒记录的他的语录，尊称他为“冉子”。在老师、同学甚至自己的门徒面前，冉求老老实实记下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犯了错，表示要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正是春秋君子、孔子弟子的风范。即使孔子自己犯了错，他也老老实实向学生认错，例如孔子曾经向学生言偃当面认错。孔门风气本来如此，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没有想到为谁隐瞒什么，自然而然体现了孔门的君子之风。这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
（二）宰予
下面看看宰予。宰予，字子我，鲁国人，《论语》所及者凡四章，其中下面这一章，应该特别注意：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5·10）。
当代学者大都把这章翻译为：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这真是）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腐朽的墙壁粉刷不得啊！对予，责备他什么呢？”（过了一会，）孔子又说：“起初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但要观察他的行为。从予（大白天睡觉）之后，我改变了态度。”
这样翻译，那么学者就认为本章的记录者是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他看见孔子骂宰予，就记下来了，如此而已。按照周礼，这一章的记录者引用孔子的话称呼“宰予”，没有问题，老师本来可以称呼弟子的名，一般不带姓氏，带了姓氏，则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这一礼俗至今未变。孔子不称“予”而称“宰予”，表示态度极其严厉。但是记录者在叙述语言中称呼同学的姓名“宰予”，而不是称呼其表字“子我”或“宰我”，孔子任何一位随侍弟子，以及设帐弟子的任何一位门徒，都不可能称呼宰予的姓名，因为周代没有这样的礼制安排。虽然《孟子》里援引了宰我的语录，但还不足以证明宰予设帐，而且即使他设帐，他的门徒记录本章，应该将他记作“宰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要贬损宰予，也只可能改为称呼他的表字“宰我”“子我”，不可以改称他的姓名。这就是说，宰我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弟子，都不可能称呼他的姓名；宰我的弟子，以及编辑《论语》的曾参师徒，也不可能称呼宰我的姓名。孔子帐下，只有孔子和宰予自己可以这样称呼“宰予”。孔子当然不可能记录自己的谈话，那么本章必然是宰予自己所做的亲笔记录，所以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大白天睡觉。老师说：“（这真是）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腐朽的墙壁粉刷不得啊！对予，责备他什么呢？”（过了一会，）老师又说：“起初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但要观察他的行为。从予（大白天睡觉）之后，我改变了态度。”
古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此而已。宰我大白天睡觉，所以老师骂他。宰予把老师骂自己的话记录下来，说明他真心认为老师骂得好，的确是自己错了，自己一定要改正错误，兑现当初对老师的承诺，发奋学习。史书记载，宰予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就可能与老师骂他，他真心改过有关。曾参师徒把这一章编进《论语》，重点不在记录孔子骂宰予上，而在宰予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体现了君子之风上。如果我们不知道本章是宰予自己所做的记录，这些意思就很难体会到，就会误读经典。
（三）南宫适
南容是孔子早期弟子之一，《论语》《左传·昭公七年》《仲尼弟子列传》均有可靠记载，《论语》所及者仅三章，但是他的身世、姓氏、名字均极其复杂，我在《论语本意·公冶长篇》5·2中已经一并考证，此不重复。《论语》中有一章他自己亲笔记录的孔子语录：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14·5）
这一章，学者们一般翻译为：
南宫适向孔子问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但都没得到善终。大禹和后稷都亲自下地种庄稼，却都得到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不回答。
南宫适退了出来。孔子道：“这个人，好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
这样翻译的问题是，不言而喻，学者们已经断定，本章的记录者是南宫适的同学，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但这不是事实。大多数学者或者根本没有考虑本章记录者是谁的问题，亦不可取。南宫适，复姓南宫，名适，表字子容，所以《论语》常常称他为“南容”，犹如颜回，表字子渊，同学们便常常称他为“颜渊”。本章如果是南容的同学所做的记录，必然称呼他为“南容”或“子容”，不可能直接称呼他的姓名。周代没有同学之间互相称姓名的礼制。即使是南容的同学的门徒记录，也只能称呼他的表字，不可能称其姓名。目前没有发现南容设帐的证据，即使他设帐，本章又是他的门徒所记录，门徒也只能尊称他为“南宫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要贬损他，也只能将“南宫子”改为“南容”“子容”“南宫子容”“南子容”，而不可能改为称呼他的姓名，因为曾参师徒谁也不能称呼他的姓名，这是礼制。孔子门下，只有孔子和南容自己才可以称呼“南宫适”或“适”，孔子不可能记录自己的谈话，因此本章只可能是南容自己所做的记录。那么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请问老师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但都没得到善终。大禹和后稷都亲自下地种庄稼，却都得到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老师不回答。
我退了出来。老师道：“这个人，好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
“退”，古人设帐，老师在“室”，弟子在“堂”，弟子有问题请教，“入室”请教老师。请教完毕，从“室”中“退”出，回到“堂”上，所以南容从老师“室”中退出时，还可以听到老师表扬自己的话。
南容本名什么，古代有许多说法，当依据《左传·昭公七年》作“说”（悦）。他后来改名什么，古书或称名“适”，或称名“括”，当依据《论语》作“适”。如果我们知道本章是南容自己所做的亲笔记录，那么就会明白，南容应该改名为“适”，而不是改名为“括”，“括”当为“适”之误。如此一来，这个历史悬案也就顺便解决了。
（四）漆雕开
孔子弟子漆雕开也是《论语》的记录者之一，《论语》所及者仅下面这一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篇》5·6）。
关于漆雕开的姓氏表字，古人说他复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鲁国人。周代华夏君子，如果名“某”，其表字常常就是“子某”，《左传》中有无数这样的案例。因此“开”应该表字“子开”，不可能表字“子若”。按照上文介绍的周礼和分析的案例，这一章既然称呼其姓名“漆雕开”，那就应该是漆雕开自己所做的记录。近代以来的经师学者们这样翻译，恐怕就有问题了：
老师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道：“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这样翻译的错误，与上引各章完全一样。我认为应该这样翻译，才能体现经典的本意：
老师让我去做官，我回答道：“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老师很高兴。
漆雕开特别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曾参师徒特别把这一章选进《论语》，都是别有深意的。孔子曾经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8·12）。当时的读书人，一者为了生计，二者为了理想，很少有不想早点当官挣俸禄的，所以孔子常常劝告弟子们不要着急，应该“人不知而不愠”（《学而篇》1·1）。孔子为鲁国国老，推荐弟子当官，应该问题不大，《论语》中有孔子与鲁国上卿季康子谈及授业弟子长处的语录，应该就有推荐弟子为官的考虑。但是漆雕开居然婉拒了老师的好意，主动承认自己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能当好官。老师见弟子拒绝了自己，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这让弟子很意外，而且慢慢明白了老师高兴的原因：原来老师见弟子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目前还没有做好当官的准备，这是以国事为重，不是只顾自己当官发财。曾参师徒把这一章选进《论语》，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在孔子门下，漆雕开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如果不是因为他婉拒了孔子的好意，显示了君子之风，《论语》无论如何不可能提到他。
（五）公伯寮
孔子弟子公伯寮，也亲笔记录了孔子语录：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14·36）
公伯寮，《论语》所及者仅上文援引的这一章。《仲尼弟子列传》作“公伯僚”，谓其表字“子周”。这一章不称呼“子周”“公伯子周”“公子周”，而称呼他的姓名，那么应该就是他自己所做的记录。但是学者们却都将这一章翻译为：
公伯寮向季康子告子路的状。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并说：“夫子（季康子）的确已被公伯寮所迷惑，但我仍有力量（证明子路无罪，从而让季氏杀死公伯寮，）让他的尸体在集市上示众。”
孔子道：“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被废弃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
如此翻译，说明学者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本章是谁所做的记录这个问题，而是按照思维定式，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孔子某位不知名的随侍弟子所做的记录。那么，子服景伯就是在背后告公伯寮的状了。其实，这一章的记录者就是公伯寮自己，子服景伯的话，就是当着他的面跟孔子说的。那么这一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向季子告子路的状。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了老师，并说：“夫子（季康子）的确已被公伯寮所迷惑，但我仍有力量（证明子路无罪，从而让季氏杀死公伯寮，）让他的尸体在集市上示众。”
老师道：“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被废弃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
当时公伯寮、子路、冉求、樊迟等人都在给鲁国正卿季康子当家臣，冉求同时还是朝廷大臣。子服景伯，《左传·哀公八年》《哀公十三年》均自称名“何”，则名“何”无疑。“何”为孟献子之玄孙，与其父昭伯，祖父惠伯，曾祖孝伯，高祖献子，每每见于《左传》。景伯为鲁定公、哀公时代的大夫，但非卿，故尝对吴人自称“贱者”。当时晋国内乱不已，华夏无主，蛮夷吴王称霸，暴虐华夏诸侯，季康子使景伯用奇计对付吴国，尽可能保护了鲁国的利益。因此景伯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季康子的信任，有能力保护子路。《哀公十四年》还记载，季康子使子路与小邾国大夫签约。但是《哀公十五年》就记载，子路已经在卫国接待齐国使者了，说明此时子路已经离开鲁国到卫国担任世卿孔悝的“宰”了。由此可以推知，本章所记之事，或许就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
子路可能遭遇不测，这与孔子之“道”能否实现有何联系呢?据《左传·哀公三年》记载，季康子从哀公三年开始担任鲁国的执政大臣，掌握鲁国的实权。哀公十四年左右，子路、冉求都在季康子手下做官。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报告鲁哀公，请求派兵讨逆，《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哀公竟让孔子报告季康子，让季康子拿主意。可见孔子是想，可以通过子路等弟子影响季康子，再通过季康子影响鲁国朝政，这就是所谓的“陪臣执国命”了。子路有此大权，又是几乎终身追随孔子的得意门生，想必会按孔子之“道”行事，这就是孔子之“道”有可能在鲁国实现的原因。若子路因为谗言而被杀，孔子弟子很可能不再受到重用，那么孔子之“道”必被季康子所废弃。由于上述原因，孔子将子路的命运与自己的人生理想“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愬”同“诉”，今言告状。“市朝”，集市和朝廷。按照周礼，周代罪犯被杀，大夫以上尸体在朝廷示众，士以下尸体在集市示众，以儆效尤。但也有因为罪行严重，影响太大，卿大夫被杀而在集市示众的，如齐国的崔杼，郑国的公孙黑，晋国的叔鱼和雍子，等等。公伯寮只是季氏家臣，应该还没有出任朝廷大臣，若有罪被杀，按照周礼，其尸体应在集市示众，所以上面的译文仅取“市朝”之“市”义。
本章应该就是公伯寮自己所做的记录，故叙述语自称其姓名“公伯寮”。按照周礼，他还可以自称其名“寮”。孔子称弟子，一般只称名不称姓，本章孔子连姓带名称他“公伯寮”，说明孔子对他的态度极其严厉。子服景伯与公伯寮是同僚，按照周礼，应该称他为“子周”或“公伯子周”“公子周”，而称其姓名“公伯寮”者，也表示对子周的态度极其严厉。子周记录本章者，盖表示接受老师和子服景伯的批评教育，有悔过之意。这与冉求记录老师骂自己的语录（6·12、11·17），出于完全相同的考虑。如果学者不知道本章是公伯寮自己所做的记录，就不知道他有悔过之意，本章的主旨就要另当别论了。公伯寮在孔子帐下，只是一个普通弟子，曾参师徒将他记录的这一章收进《论语》，其主要的考虑，恐怕就是觉得子周这个人，还是一位知错改错，不文过饰非，不二过的君子。如果不知道本章真正的记录者，就无法理解曾参师徒的这番用心了。
（六）有若
有子，名若，字子有，孔子设帐弟子。《论语》所及者凡四章：《学而篇》1·2、1·12、1·13，《颜渊篇》12·9。其中1·2、1·12、1·13均尊称“有子”，则为有子门徒所记录之有子语录；12·9亦为有子语录，但是记录者却是有若自己，这一章非常特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12·9）
本章为有子语录，谈税率问题，主旨是反对鲁哀公多收税。有若记下这一章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记录自己的语录，而是想说明鲁哀公治国多么糊涂，只有我们这些后人才把它当作有子语录。记录者如为有若随侍弟子，原简应该尊称“有子”，即使《论语》的编辑者要改，也只能改称“子有”，不可能改称其姓名。按照周礼，在孔门，只有孔子和有若自己才可以称“若”“有若”，其他任何人，自然包括曾参师徒，都不可以称呼有若的姓名。如为有若自己所记录，这一记录则无任何问题。我下文的翻译，就是按照有若自己的记录来翻译的。
哀公向我问道：“年成不好，百姓饥馑，国家用度不够，应该怎么办？”
我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彻’这种十分抽一的税率呢？”
哀公道：“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
我答道：“百姓富足，国君怎么会不够？百姓用度不够，国君怎么会够？”
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学者的各种本子，古人都不翻译，今人则都将“有若”翻译为“有若”，说明学者们都认为，这一章是孔子的随侍弟子所记录，不是有若所记录。具体是谁所记，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并不符合经典的本意。春秋末期，一方面是因为贵族生活越来越奢侈，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争连连，耗费巨大。鲁国早在宣公时代，就已经实行了“初税亩”，所有的荒地都要收税，但是钱还是不够，于是鲁侯想加税。如此下去，国家的税基必然越来越小，税收水平必然越来越高，必然陷入恶性循环。有若告诉鲁侯的办法，是培养税基，让百姓富裕，这样国家才可能富裕，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若当初记录本章，恐怕主要是想记录哀公有多么糊涂。曾参师徒觉得有若讲的税收思想有理，就把这一章收进了《论语》。所以记录者和编辑者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如果误以为本章只是孔子的一个随侍弟子所记录，记录者与编辑者的本意就都不容易理解了。
四、结语
春秋时代，因为西亚人工冶炼钢铁的技术传入中国，锋利坚韧而又远比青铜便宜的钢铁小刀得以制造出来，古人开始预先制作许多空白竹简，需要时可以用毛笔很快书写，无比珍贵的春秋简牍由此产生。古人记录的艰难程度，远非今日之君子所能想象。所以古人的记录无不极其谨慎，所存记录很少而且常常已经被掐头去尾，这给我们正确解读经典带来了许多麻烦。本文主要利用周礼关于君子之间称呼姓名表字的规制，在先贤郑玄、孔颖达、邢昺、杨伯峻先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考证出了《论语》的九位记录者，重新解读了他们记录的十章语录，厘清了陈亢是否为孔子弟子、南容改名为“适”还是“括”等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认识了孔门弟子的君子风范，重新审视了曾参师徒编辑《论语》的良苦用心，当然也认识了孔子的奇葩弟子陈亢。我相信，其他学者将会以本文为基础，继续做这个工作，从而推动《论语》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全文，请查阅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