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论语》的九位记录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7 次 更新时间:2023-10-04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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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  

 

摘 要:《论语》的具体记录者大多无法考证,所以古代经师现代学者大多干脆放弃了考证工作,这带来了误读经典等问题。在《礼记·檀弓下》《论语》郑玄注和杨伯峻先生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称名称字的礼制,还可考证出《论语》有陈亢冉求等九位具体的记录者。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部分经典,还可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论语》所收语录大多是孔子的语录,其记录者当然也大多是孔子的随侍弟子,因为他的徒孙一般不会随侍祖师爷,而只会随侍各自的老师。至于哪一章具体是哪位随侍弟子所记,则几乎无法考证。孔子究竟有多少设帐弟子,这些设帐弟子究竟有多少语录,过去很少有学者全面认真讨论,一般都只是笼统地说“《论语》中还收有孔子部分弟子的语录”,这就算过关了。我以前曾经详细考证,孔子至少有十位设帐授徒的弟子,这些设帐弟子的语录,则大多是各自的随侍门徒所记录,至于哪一章具体是谁所记录,也几乎无法考证。

太史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收“陈亢”,自然认为他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但《礼记·檀弓下第四》郑玄注孔颖达疏、《论语》郑玄注又都指出,“陈亢”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邢昺采用了郑玄的意见。如果郑玄的意见经过科学论证最终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推定《季氏篇》16·13是自称“陈亢”者的亲笔记录了。当今学者杨伯峻先生曾经参考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的意见,考证出《子罕篇》9·7的记录者就是自称其名为“牢”的人,并且由此进一步推定《宪问篇》14·1的记录者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原宪”。《论语》语录此外非常具体的记录者,汉代至今学术界尚无新的发现。

本文打算根据周礼关于称呼君子的姓名表字的规制,再根据《论语》中出现的孔门徒子徒孙的姓名表字,进一步考证《论语》其他的几位记录者。考虑到前人在断定“牢”等是《论语》记录者的论证都不充分不严谨,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论证,只是下了断语,为了论证充分严谨,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也为了让当今读者对已经发现的《论语》记录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认知,减少翻检之劳,本文在论及“牢”等三位记录者时,将不避与前贤的少许重复。至于我另外发现的六位记录者,自然要做尽可能严谨完整的论证。

一、周礼的启发:春秋时期关于君子之间称呼的礼制

周礼特别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此春秋君子之间的称呼无不极其讲究,一点都不敢马虎,否则不仅会被君子讥讽,将来亦寸步难行,甚至还可能有性命之忧。在周代,因为“人服不称”“名位不称”而被杀死的贵族,不在少数。

综合现存春秋文献,可以发现,春秋时代称呼君子的礼制大体上是这样的:(1)上称下,包括父母称儿子,上级称下级,老师称学生,称名不称字;(2)自己称自己,称名不称字。(3)同学之间,互相称字,不互相称名,以示敬意。(4)弟子称老师,老师如果是华夏大国之公卿,则尊称“某子”“子”“君子”;如果是大夫,一般称为“夫子”;如果不是公卿大夫,则泛泛尊称“先生”。《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担任鲁“相”之前的语录,也尊称他为“孔子”“子”,这些都是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改动所致,原简必定不能尊称“孔子”“子”。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相”,而整个春秋时代,鲁“相”都一直由公卿担任,孔子任“相”,说明他担任了华夏大国鲁国的公卿,其弟子就可以尊称他为“孔子”“子”“君子”了。孔子此前的语录,也可以改称“孔子”“子”“君子”了。这种“改称”的礼制至今犹存。(5)孔子设帐授徒的十位弟子,除了颜回、闵损两个坚决不肯做官,子路一生最高只做到大夫,级别不够称“子”以外,其他设帐弟子都或迟或早位列公卿,按照周礼,其门徒也应该尊称或改称自己的老师为“某子”。(6)弟子称呼老师的同学,称字不称名,以略表敬意。(7)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在不至于引起认知混乱的情况下,可以特别尊称华夏大国的公卿为“子”,不再冠以姓氏,例如孔子徒子徒孙在孔门常常尊称孔子为“子”,鲁国朝廷则常常尊称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为“三子”。(8)君子没有功名,既不称名,也不称字,而只能称为“某”,大夫以上才能称名或字。

当然,这些都只是一般的规制,具体如何称呼,还有许多特殊情况,可谓千变万化,需要按照这一礼制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根据文献再做具体分析。

我在过去学习周代文献的漫长岁月里,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写作《论语本意》的过程中,都非常注意研究周代君子之间的称呼,所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所以略有发现。我发现《论语》非常具体的记录者,除了前人发现的“陈亢”“牢”“原宪”以外,还有冉求、宰予、南宫适、漆雕开、公伯寮和有若。前贤或直接或间接考证出了三位记录者,我考证出了六位记录者,那么目前已经知道的《论语》的具体记录者一共有九位,具体可考的记录有十章。

学术史上过去有些悬案,例如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认为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因此不收他,但是他没有论证。《礼记·檀弓下第四》和《论语》的郑玄注又都认为陈亢是孔子弟子,同样没有正儿八经论证,都只是下了一个断语。汉代至今的学者难以考证谁是谁非,往往两说并存之。这类问题过去还比较多。如果我们尽可能多地知道《论语》语录的具体记录者,这些历史悬案就可望部分得到解决。过去我们解读经典时,因为不知道具体的记录者是谁,常常犯常识性的错误,我们如果弄清楚了这些具体的记录者,这样的错误就会少犯一些。曾参师徒编辑《论语》,“论”有评论筛选简牍之意,那么他们选择什么语录,不选什么语录,我们常常感到比较茫然。如果我们尽其可能多地了解《论语》语录的具体记录者,对理解编辑者的意图,也会多少有些帮助。这些考虑就是我写作本文的原因。

二、前贤的意见:论语的三位记录者

(一)陈亢

先看陈亢。太史公认为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所以《仲尼弟子列传》就不收他。既然不收他,太史公自然无须论证。《礼记·檀弓下》郑玄注和《论语》郑玄注、邢昺疏都断定陈亢是孔子弟子,就直接下了断语。古代经师没有进行严密推理科学论证的习惯,但是我们根据现存文献,不难发现他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历史文献依据究竟是什么。目前已经可以考证出来的《论语》的九位记录者中,最为特殊的恐怕就要算陈亢了。

陈亢字子禽,此人《论语》中共出现了三次:《学而篇》1·10称“子禽”,《子张篇》19·25称“陈子禽”,《季氏篇》16·13称“陈亢”,《礼记·檀弓下第四》称“陈子亢”。在19·25中,他竟然对先师孔子表示不恭,说子贡贤于孔子,授业弟子断无此礼。太史公应是根据这一章判断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的。但《礼记·檀弓下第四》郑玄注和《论语》郑玄注,又均称陈亢为孔子的学生,宋朝的邢昺又采用了郑玄的意见,于是这件事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悬案。东汉至今的学者大都采取两说并存的办法,对这两种意见不置可否,说明研究工作两千年来一直没有进展。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先将太史公用来排除陈亢的证据,即《论语·子张篇》19·25引用如下: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张篇》19·25)

陈亢在子贡面前竟然这样议论孔子,竟在孔门之中称孔子的表字“仲尼”,而不是尊称“孔子”“子”,对孔子及其伟大的道德学问如此不恭,按照常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授业弟子所当为,太史公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一章而断定陈亢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因此《仲尼弟子列传》不收他,不是没有道理。《子张篇》所收孔子设帐弟子的语录,都是在孔子去世以后,设帐弟子继续教育各自门徒的语录。由此可知,本章的记录者,应该就是子贡的随侍弟子。按照周礼,子贡的门徒称呼老师的同学,应该称字,这一章的记录称呼陈亢为“陈子禽”“子禽”,在礼制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子贡随侍弟子记录时,应该尊称子贡为“端木子”,应该是曾参师徒在编辑《论语》时,有意将原简中所有的“端木子”一并改为“子贡”,其改动的详细原因,我在《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中已经做了说明,恕不重复。但是子贡的随侍弟子如实记录陈亢对孔子不恭的话,和自己的老师批评陈亢的话,他们对陈亢的态度如何,自在不言之中,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

在《论语本意》中,我曾经推测《论语》本无《尧曰篇》,那么19·25就是《论语》的卒章了。如果我的见解能够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最终能够成立,那么曾参师徒将这一章作为卒章,含义可谓十分丰富:他们要借此说明,老师去世后,同学们已经各自开宗立派,甚至有陈亢这样的奇葩同学开始对先师表示不恭了。他们还想借助子贡的话,表示对先师孔子的无限尊敬,无限怀念,无限惋惜。他们还想告诉子孙,编辑《论语》,就是要维护先师孔子的道统。

陈亢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同学,曾参师徒当然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暗示或明示,不过却给后世子孙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读书,还是可以找到陈亢是孔子授业弟子的可靠证据,郑玄在注释《礼记·檀弓下第四》和《论语》时,断定陈亢就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应该主要依据下面这一章: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篇》16·13)。

古代学者解读《论语》,没有翻译的习惯,因为那时没有翻译的必要。但是他们大多从来不说本章的记录者是谁,说明经师们并没有搞明白这个问题,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个需要弄明白的问题。近代以来国家推行白话文,古代经典不得不翻译。当今学者在翻译本章时,大都把“陈亢”直接翻译为“陈亢”,那么说明他们都认为,本章是孔子的一位无法具体考证的随侍弟子所记录。

本章究竟是谁记录的呢?孔鲤是否设帐,目前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而且即使孔鲤设帐,因为他父亲孔子的缘故,恐怕也不能被尊称为“孔子”,更不能被尊称为“子”,恐怕只能称其表字“伯鱼”,略表敬意。也就是说,本章要是伯鱼之门徒所记,称呼“伯鱼”应该没有礼制问题。周礼虽有很强的原则性,也很灵活多变,这类案例春秋文献中很多。但是,按照周礼,伯鱼及其门徒无论如何都不能称呼“陈亢”,只能称呼他的表字“子禽”“陈子禽”。只有孔子和陈亢自己才可以称呼“亢”“陈亢”,本章当然不可能是孔子所记录,那么陈亢就是唯一可能的记录者了。《论语》只收录孔子弟子所记录的孔子语录,和孔子徒孙所记录的孔子设帐弟子的语录,完全没有收录孔子徒孙徒重孙的记录,更没有收录孔门以外的人的什么记录。我想,郑玄应该就是根据这一章的记录,和它被收进《论语》的事实,推定陈亢是孔子弟子的。他们虽然没有详细地记录这一推理过程,但是他们借以推定的史料,乃至他们推定的过程,并不复杂,我们如今可以还原。应该承认,郑玄的这一推定是很有道理,符合逻辑的。

陈亢既然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必然经常到老师帐下听老师讲学;伯鱼是孔子的亲儿子,必然也与孔子众弟子一起听父亲讲学。陈亢心想,伯鱼毕竟是老师的亲子,老师必然在普通教学之外,单独教伯鱼一些独特的秘而不宣的学问,所以前来打听打听。他没有料到,孔子教育亲子,与教育众弟子一模一样。孔子曾经对弟子们说过,他从来没有把应该交给弟子的任何东西隐藏起来,自己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曾参师徒把这一章编进《论语》,还有感念先师无私教诲的意思。正因为陈亢是孔子的授业弟子,这一章又是陈亢自己所做的记录,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翻译:

我问伯鱼道:“您在夫子那里另有所闻吗?”

伯鱼答道:“没有。他老人家曾一个人站在庭院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了诗吗?’我答道:‘没有。’(他老人家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我退回便学诗。有一天,他老人家又独自一人站在庭院中,我恭敬地走过。他老人家问我:‘学了礼吗?’我答道:‘没有。’(他老人家说:)‘不学礼,就无法安身立命。’我退回便学礼。只听到这两件。”

我从伯鱼室中退出来,非常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知道了三件事,知道要学诗,知道要学礼,又知道老师并非特别亲近自己的儿子。”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三年》考证:“《左传》记赋《诗》者始于此,而终于定四年秦哀公之赋《无衣》。始于此,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终于定四年者,盖其时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矣。”据《论语》记载,孔子常常与弟子讨论《诗》,说明鲁定公四年之后,君子赋诗风气尚存,只是外交场合较少赋诗,因此史官较少记录而已。

“礼”对国家,是立国之本,故《左传·闵公元年》曰:“周礼,所以本也。”《僖公十一年》曰:“礼,国之干也。”“礼不行,则上下昏。”对君子,是立身之本,不学礼,则无以安身立命,也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周代“立”“位”同字)。因此,孔子一生“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同纵)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篇》2·4);鲁国公卿孟僖子昭公二十四年去世时,遗命二子向孔子学礼(《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也叫自己的儿子孔鲤学“礼”。不过,孔子在世时,今人所见专门的礼学著作《周礼》《仪礼》《礼记》等均未编写出来,“礼”还散见于各种政府文告、各种简牍、周人的各种礼制安排之中,也散见于周代君子处理问题的许多案例之中,总之孔子那个时代的所谓“礼”,还是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混合体。

“君子远其子”,是说孔子并不特别亲近、特别宠爱、特别教导自己的儿子。孔子教导儿子,如同教导其他弟子,这就是“远其子”。孔鲤死后,孔子为他办丧事,丧事从简,有棺而无椁,这也是“远其子”。

陈亢到底是不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太史公应该是根据《子张篇》19·25而认为不是,郑玄则应该是根据《季氏篇》16·13认为是,二者说法不一,各有根据。学者们狐疑了两千年。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论语》的记录体例和编辑体例,明白《季氏篇》16·13就是陈亢本人所做的记录,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郑玄的意见是对的,陈亢的确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当然,他也是一个居然对业师表示不恭的奇葩弟子。这样一来,这个几千年的历史悬案,应该就算解决了。

(二)牢

我们再看看孔门弟子“牢”。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篇》 9·7)。

“牢”,人名,王肃伪《孔子家语》认为是孔子弟子,并说:“琴张,一名牢,字子开,亦字子张,卫人也。”《阙里文献考》采用了这一意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尽心下》(14·37)《庄子·大宗师篇》均记载有“琴张”,但“琴张”是否为“牢”,王引之《经义述闻》、刘宝楠《论语正义》即表示怀疑。按照本文所述周礼,外人称呼孔子,必称“仲尼”“孔丘”或“孔子”(《左传》所引孔子许多议论,即分别用这三种办法称呼孔子),有时还会加上“鲁”字,表示孔子是鲁国人,以防止出现因为重名而误认的现象。只有孔子的徒子徒孙在孔门里才会特别尊称孔子为“子”。“牢”既然特称孔子为“子”,《仲尼弟子列传》又无此人,那么“牢”应为孔子之徒孙。至于“牢”是孔子哪位设帐弟子的门徒,因文献阙如,就不得而知了。周代人自称名,不自称字。此人既然自称其名,那么本章应该就是他自己的记录,因此“牢曰”应该译为“我说”,而不能翻译为“牢说”。

(三)原宪

原宪也是《论语》的记录者之一。原宪字子思,按照周礼,在孔门里头,原宪的门徒只能尊称他为“先生”或“原子”。孔门除了孔子和原宪自己可以称“宪”“原宪”以外,其他所有人,包括原宪的同学,同学的门徒,都只能称他“子思”“原思”“思”。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已经指出《宪问篇》14·1是孔子弟子原宪自己所做的记录,这是完全正确的,此前从来没有哪位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在翻译这一章时,却仍然把“宪问”翻译为“原宪问”,这说明,杨先生翻译时可能偶然失察了,也可能是因为“导言”是他后来写的,后来的见识超过了前面作译注时的见识,却忘了修改前面的书稿,编辑处理书稿时也没有发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了方便说明问题,保持本文的完整性,方便学者检索讨论,我还是要将原文引用如下: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篇》14·1)。

杨伯峻先生将这一章翻译为:

原宪问如何叫耻辱。孔子道:“国家政治清明,当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道:“好胜、自夸、怨恨、贪心四种毛病都不曾表现过,可以说是仁人了吗?”孔子道:“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若说是仁人,那我不能同意。”

杨先生既然这样翻译,那么这一章的记录者就不是原宪,而是原宪的某位同学,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了。我认为应该明确指出本章是原宪自己所做的记录,并像下面这样翻译:

我问何为耻辱。老师道:“国家政治清明,就当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仍然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我又问道:)“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不曾有过,可以说是仁人了吗?”老师道:“可以说是难得了,至于是不是仁人,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认为,“宪问”当然应该翻译为“我问”,后面的“克、伐、怨、欲不行焉”两句话前面,也不能补译为“原宪又道”,而应该补译为“我又问道”。

据《论语·雍也篇》6·5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在世时,原宪曾经做过孔府的总管。老师去世以后,原宪终身未出仕,他像颜回那样,一生都过着极其清苦甚至衣不蔽体的生活,直到生命终止。孔子曾经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篇》7·11)。认为“行”即实行仁道和不得已时“藏”起来,都是君子实行仁道的正确方式。原宪一生用这种方式,践行了老师的仁道理想,成为一位真正的仁德君子。原宪一生行迹,与这一章记录的孔子的教诲关系极大,曾参师徒将这一章编进《论语》时,心中该是何等感佩?后之学者岂可不察?

三、我的心得:论语的其他六位记录者

以上陈亢、牢、原宪三位记录者,我都是受到前贤的启发,才可以进行讨论的。我之所以不避重复加以讨论,一是为了方便学者检索,免除学者四处翻检之劳。二是前贤的意见略有不明确不妥当或论证不充分处,我也略略发表一点浅见,以进一步完善前贤的意见。《论语》以下的六位记录者,则只是我自己初步的学习心得。

(一)冉求

《论语》涉及冉求者凡十三章,其中两章是冉求自己记录的孔子语录。我们先看看冉求记录的第一章孔子语录: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6·12)。

这一章,古代经师没有关注谁记录的问题,当今学者也没有发现讨论这个问题的。当今学者一般都这样翻译:

冉求说道:“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道:“力量不够,会走到半路走不动。如今你还没有开步走。”

学者们这样翻译,说明他们都认为,这一章就是记载孔子批评冉求不实行仁道,如此而已。许多学者还援引《仲尼弟子列传》关于冉求“性谦退”的话,佐证此章的记录。一般学者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记录者是谁的问题,即使考虑,也认为记录者自然就是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具体是谁不知道。学者们这样理解很可能不够准确。

冉求,姓冉,名求,表字子有。按照周礼,如果是冉求的同学或同学的弟子所记录,应该称呼他为“子有”或“冉有”,不可能称呼他的姓名“冉求”“求”。冉求曾经设帐授徒,如果是他的门徒所记录,原始简牍应该将“冉求”记作“冉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因为什么原因要贬低冉求,而将简牍中的“冉子”改掉,也只可能改为“冉有”或“子有”,不可能改为“冉求”或“求”,因为曾参师徒谁都不能称呼冉求的名或姓名,这是周礼,孔门无人可以违反周礼。那么,孔门谁可以称呼冉求的姓名“冉求”或者其名“求”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就是冉求自己。孔子自然不会记录自己的谈话,那么这一章的记录者,就只可能是冉求自己了。因此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对老师)说:“不是我不喜欢(不想实行)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老师道:“力量不够,会走到半路走不动。如今你还没有开步走。”

夫子之道,“立人达人”,修齐治平,到死方休,原本路途遥远,极其艰难。但是孔子并不要求弟子一定要治国平天下,因为那要受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孔子只要求弟子们终身为“立人达人”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奋斗即可。而奋斗的方式,既包括“用之则行”,即有机会被诸侯重用时,尽其可能实行仁道理想;也包括“舍之则藏”,例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篇》6·11),孔子认为颜回的“藏”也是实行仁道的一种方式。那么本章的主旨就不再是记录孔子批评冉求不实行仁道,而是记录冉求自己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教育,承认自己过去不实行仁道的行为错了,表示愿意改正这一错误。这两个主旨之间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差异很大。孔门师徒都认为,君子不文过饰非,也“不迁怒,不二过”(《雍也篇》6·3)。小人反是。《论语》中这类论述可谓比比皆是。冉求把老师批评自己的话记录下来,并且将简牍交给曾参师徒,以备将来编辑《论语》之用,说明他真诚虚心地接受了老师的批评教育,而且决心改正错误。曾参师徒将这一章选进《论语》,也主要是因为认可冉求这一举动,认为冉求是一位知错改错的君子。可见两个主旨之间差异甚大,如果不知道本章的记录者是谁,就很难正确理解文献和孔子一派人的君子之风。

冉求自己亲笔记录的孔子语录还有一章: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篇》11·17)。

这一章,当今学者大都是这样翻译的: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为他收括,增加更多财富。孔子道:“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

学者们这样翻译,除了说明他们还不知道“周公”是谁以外,还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本章记录者究竟是谁的问题。其实本章的记录者就是冉求自己。他记录本章,说明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批评得对,自己应该改正错误。《左传》记录了冉求为季康子加税的事情,事先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有很长一段议论,中心意思是反对加税。我在《论语本意》里已经援引了这些史料,并有很详细的分析。冉求特意记下老师骂自己的话,而且将简牍交给曾参师徒,以备将来编辑《论语》之用,可见冉求认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将本章收进《论语》,说明他们也是认可子有不文过饰非,知错就改的君子之风的。那么本章就应该这样翻译:

季氏比鲁侯都还富裕,而我还为他聚敛财富,使他更加富有。老师说:“(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就算大张旗鼓地攻击他,都是可以的。”

冉求是孔子设帐授徒的弟子,又是季氏宰,朝廷大臣,《论语》中有他的门徒记录的他的语录,尊称他为“冉子”。在老师、同学甚至自己的门徒面前,冉求老老实实记下自己的过错,承认自己犯了错,表示要下决心改正错误,这正是春秋君子、孔子弟子的风范。即使孔子自己犯了错,他也老老实实向学生认错,例如孔子曾经向学生言偃当面认错。孔门风气本来如此,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没有想到为谁隐瞒什么,自然而然体现了孔门的君子之风。这是我们今天的研究者要特别注意的。

(二)宰予

下面看看宰予。宰予,字子我,鲁国人,《论语》所及者凡四章,其中下面这一章,应该特别注意: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5·10)。

当代学者大都把这章翻译为: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这真是)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腐朽的墙壁粉刷不得啊!对予,责备他什么呢?”(过了一会,)孔子又说:“起初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但要观察他的行为。从予(大白天睡觉)之后,我改变了态度。”

这样翻译,那么学者就认为本章的记录者是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他看见孔子骂宰予,就记下来了,如此而已。按照周礼,这一章的记录者引用孔子的话称呼“宰予”,没有问题,老师本来可以称呼弟子的名,一般不带姓氏,带了姓氏,则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这一礼俗至今未变。孔子不称“予”而称“宰予”,表示态度极其严厉。但是记录者在叙述语言中称呼同学的姓名“宰予”,而不是称呼其表字“子我”或“宰我”,孔子任何一位随侍弟子,以及设帐弟子的任何一位门徒,都不可能称呼宰予的姓名,因为周代没有这样的礼制安排。虽然《孟子》里援引了宰我的语录,但还不足以证明宰予设帐,而且即使他设帐,他的门徒记录本章,应该将他记作“宰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要贬损宰予,也只可能改为称呼他的表字“宰我”“子我”,不可以改称他的姓名。这就是说,宰我的同学以及同学的弟子,都不可能称呼他的姓名;宰我的弟子,以及编辑《论语》的曾参师徒,也不可能称呼宰我的姓名。孔子帐下,只有孔子和宰予自己可以这样称呼“宰予”。孔子当然不可能记录自己的谈话,那么本章必然是宰予自己所做的亲笔记录,所以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大白天睡觉。老师说:“(这真是)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腐朽的墙壁粉刷不得啊!对予,责备他什么呢?”(过了一会,)老师又说:“起初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但要观察他的行为。从予(大白天睡觉)之后,我改变了态度。”

古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此而已。宰我大白天睡觉,所以老师骂他。宰予把老师骂自己的话记录下来,说明他真心认为老师骂得好,的确是自己错了,自己一定要改正错误,兑现当初对老师的承诺,发奋学习。史书记载,宰予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就可能与老师骂他,他真心改过有关。曾参师徒把这一章编进《论语》,重点不在记录孔子骂宰予上,而在宰予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体现了君子之风上。如果我们不知道本章是宰予自己所做的记录,这些意思就很难体会到,就会误读经典。

(三)南宫适

南容是孔子早期弟子之一,《论语》《左传·昭公七年》《仲尼弟子列传》均有可靠记载,《论语》所及者仅三章,但是他的身世、姓氏、名字均极其复杂,我在《论语本意·公冶长篇》5·2中已经一并考证,此不重复。《论语》中有一章他自己亲笔记录的孔子语录: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14·5)

这一章,学者们一般翻译为:

南宫适向孔子问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但都没得到善终。大禹和后稷都亲自下地种庄稼,却都得到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孔子不回答。

南宫适退了出来。孔子道:“这个人,好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

这样翻译的问题是,不言而喻,学者们已经断定,本章的记录者是南宫适的同学,孔子的某位随侍弟子。但这不是事实。大多数学者或者根本没有考虑本章记录者是谁的问题,亦不可取。南宫适,复姓南宫,名适,表字子容,所以《论语》常常称他为“南容”,犹如颜回,表字子渊,同学们便常常称他为“颜渊”。本章如果是南容的同学所做的记录,必然称呼他为“南容”或“子容”,不可能直接称呼他的姓名。周代没有同学之间互相称姓名的礼制。即使是南容的同学的门徒记录,也只能称呼他的表字,不可能称其姓名。目前没有发现南容设帐的证据,即使他设帐,本章又是他的门徒所记录,门徒也只能尊称他为“南宫子”。如果曾参师徒编辑《论语》时要贬损他,也只能将“南宫子”改为“南容”“子容”“南宫子容”“南子容”,而不可能改为称呼他的姓名,因为曾参师徒谁也不能称呼他的姓名,这是礼制。孔子门下,只有孔子和南容自己才可以称呼“南宫适”或“适”,孔子不可能记录自己的谈话,因此本章只可能是南容自己所做的记录。那么本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请问老师道:“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但都没得到善终。大禹和后稷都亲自下地种庄稼,却都得到了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老师不回答。

我退了出来。老师道:“这个人,好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

“退”,古人设帐,老师在“室”,弟子在“堂”,弟子有问题请教,“入室”请教老师。请教完毕,从“室”中“退”出,回到“堂”上,所以南容从老师“室”中退出时,还可以听到老师表扬自己的话。

南容本名什么,古代有许多说法,当依据《左传·昭公七年》作“说”(悦)。他后来改名什么,古书或称名“适”,或称名“括”,当依据《论语》作“适”。如果我们知道本章是南容自己所做的亲笔记录,那么就会明白,南容应该改名为“适”,而不是改名为“括”,“括”当为“适”之误。如此一来,这个历史悬案也就顺便解决了。

(四)漆雕开

孔子弟子漆雕开也是《论语》的记录者之一,《论语》所及者仅下面这一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篇》5·6)。

关于漆雕开的姓氏表字,古人说他复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说字子若,鲁国人。周代华夏君子,如果名“某”,其表字常常就是“子某”,《左传》中有无数这样的案例。因此“开”应该表字“子开”,不可能表字“子若”。按照上文介绍的周礼和分析的案例,这一章既然称呼其姓名“漆雕开”,那就应该是漆雕开自己所做的记录。近代以来的经师学者们这样翻译,恐怕就有问题了:

老师孔子叫漆雕开去做官,他回答道:“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这样翻译的错误,与上引各章完全一样。我认为应该这样翻译,才能体现经典的本意:

老师让我去做官,我回答道:“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老师很高兴。

漆雕开特别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曾参师徒特别把这一章选进《论语》,都是别有深意的。孔子曾经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篇》8·12)。当时的读书人,一者为了生计,二者为了理想,很少有不想早点当官挣俸禄的,所以孔子常常劝告弟子们不要着急,应该“人不知而不愠”(《学而篇》1·1)。孔子为鲁国国老,推荐弟子当官,应该问题不大,《论语》中有孔子与鲁国上卿季康子谈及授业弟子长处的语录,应该就有推荐弟子为官的考虑。但是漆雕开居然婉拒了老师的好意,主动承认自己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能当好官。老师见弟子拒绝了自己,不仅不生气,反而很高兴,这让弟子很意外,而且慢慢明白了老师高兴的原因:原来老师见弟子实事求是,承认自己目前还没有做好当官的准备,这是以国事为重,不是只顾自己当官发财。曾参师徒把这一章选进《论语》,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在孔子门下,漆雕开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学生,如果不是因为他婉拒了孔子的好意,显示了君子之风,《论语》无论如何不可能提到他。

(五)公伯寮

孔子弟子公伯寮,也亲笔记录了孔子语录: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宪问篇》14·36)

公伯寮,《论语》所及者仅上文援引的这一章。《仲尼弟子列传》作“公伯僚”,谓其表字“子周”。这一章不称呼“子周”“公伯子周”“公子周”,而称呼他的姓名,那么应该就是他自己所做的记录。但是学者们却都将这一章翻译为:

公伯寮向季康子告子路的状。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并说:“夫子(季康子)的确已被公伯寮所迷惑,但我仍有力量(证明子路无罪,从而让季氏杀死公伯寮,)让他的尸体在集市上示众。”

孔子道:“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被废弃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

如此翻译,说明学者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本章是谁所做的记录这个问题,而是按照思维定式,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孔子某位不知名的随侍弟子所做的记录。那么,子服景伯就是在背后告公伯寮的状了。其实,这一章的记录者就是公伯寮自己,子服景伯的话,就是当着他的面跟孔子说的。那么这一章应该这样翻译:

我向季子告子路的状。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了老师,并说:“夫子(季康子)的确已被公伯寮所迷惑,但我仍有力量(证明子路无罪,从而让季氏杀死公伯寮,)让他的尸体在集市上示众。”

老师道:“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被废弃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么样?”

当时公伯寮、子路、冉求、樊迟等人都在给鲁国正卿季康子当家臣,冉求同时还是朝廷大臣。子服景伯,《左传·哀公八年》《哀公十三年》均自称名“何”,则名“何”无疑。“何”为孟献子之玄孙,与其父昭伯,祖父惠伯,曾祖孝伯,高祖献子,每每见于《左传》。景伯为鲁定公、哀公时代的大夫,但非卿,故尝对吴人自称“贱者”。当时晋国内乱不已,华夏无主,蛮夷吴王称霸,暴虐华夏诸侯,季康子使景伯用奇计对付吴国,尽可能保护了鲁国的利益。因此景伯认为,自己能够获得季康子的信任,有能力保护子路。《哀公十四年》还记载,季康子使子路与小邾国大夫签约。但是《哀公十五年》就记载,子路已经在卫国接待齐国使者了,说明此时子路已经离开鲁国到卫国担任世卿孔悝的“宰”了。由此可以推知,本章所记之事,或许就发生在鲁哀公十四年。

子路可能遭遇不测,这与孔子之“道”能否实现有何联系呢?据《左传·哀公三年》记载,季康子从哀公三年开始担任鲁国的执政大臣,掌握鲁国的实权。哀公十四年左右,子路、冉求都在季康子手下做官。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报告鲁哀公,请求派兵讨逆,《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哀公竟让孔子报告季康子,让季康子拿主意。可见孔子是想,可以通过子路等弟子影响季康子,再通过季康子影响鲁国朝政,这就是所谓的“陪臣执国命”了。子路有此大权,又是几乎终身追随孔子的得意门生,想必会按孔子之“道”行事,这就是孔子之“道”有可能在鲁国实现的原因。若子路因为谗言而被杀,孔子弟子很可能不再受到重用,那么孔子之“道”必被季康子所废弃。由于上述原因,孔子将子路的命运与自己的人生理想“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愬”同“诉”,今言告状。“市朝”,集市和朝廷。按照周礼,周代罪犯被杀,大夫以上尸体在朝廷示众,士以下尸体在集市示众,以儆效尤。但也有因为罪行严重,影响太大,卿大夫被杀而在集市示众的,如齐国的崔杼,郑国的公孙黑,晋国的叔鱼和雍子,等等。公伯寮只是季氏家臣,应该还没有出任朝廷大臣,若有罪被杀,按照周礼,其尸体应在集市示众,所以上面的译文仅取“市朝”之“市”义。

本章应该就是公伯寮自己所做的记录,故叙述语自称其姓名“公伯寮”。按照周礼,他还可以自称其名“寮”。孔子称弟子,一般只称名不称姓,本章孔子连姓带名称他“公伯寮”,说明孔子对他的态度极其严厉。子服景伯与公伯寮是同僚,按照周礼,应该称他为“子周”或“公伯子周”“公子周”,而称其姓名“公伯寮”者,也表示对子周的态度极其严厉。子周记录本章者,盖表示接受老师和子服景伯的批评教育,有悔过之意。这与冉求记录老师骂自己的语录(6·12、11·17),出于完全相同的考虑。如果学者不知道本章是公伯寮自己所做的记录,就不知道他有悔过之意,本章的主旨就要另当别论了。公伯寮在孔子帐下,只是一个普通弟子,曾参师徒将他记录的这一章收进《论语》,其主要的考虑,恐怕就是觉得子周这个人,还是一位知错改错,不文过饰非,不二过的君子。如果不知道本章真正的记录者,就无法理解曾参师徒的这番用心了。

(六)有若

有子,名若,字子有,孔子设帐弟子。《论语》所及者凡四章:《学而篇》1·2、1·12、1·13,《颜渊篇》12·9。其中1·2、1·12、1·13均尊称“有子”,则为有子门徒所记录之有子语录;12·9亦为有子语录,但是记录者却是有若自己,这一章非常特殊。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12·9)

本章为有子语录,谈税率问题,主旨是反对鲁哀公多收税。有若记下这一章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记录自己的语录,而是想说明鲁哀公治国多么糊涂,只有我们这些后人才把它当作有子语录。记录者如为有若随侍弟子,原简应该尊称“有子”,即使《论语》的编辑者要改,也只能改称“子有”,不可能改称其姓名。按照周礼,在孔门,只有孔子和有若自己才可以称“若”“有若”,其他任何人,自然包括曾参师徒,都不可以称呼有若的姓名。如为有若自己所记录,这一记录则无任何问题。我下文的翻译,就是按照有若自己的记录来翻译的。

哀公向我问道:“年成不好,百姓饥馑,国家用度不够,应该怎么办?”

我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彻’这种十分抽一的税率呢?”

哀公道:“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

我答道:“百姓富足,国君怎么会不够?百姓用度不够,国君怎么会够?”

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学者的各种本子,古人都不翻译,今人则都将“有若”翻译为“有若”,说明学者们都认为,这一章是孔子的随侍弟子所记录,不是有若所记录。具体是谁所记,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如果这样理解,并不符合经典的本意。春秋末期,一方面是因为贵族生活越来越奢侈,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争连连,耗费巨大。鲁国早在宣公时代,就已经实行了“初税亩”,所有的荒地都要收税,但是钱还是不够,于是鲁侯想加税。如此下去,国家的税基必然越来越小,税收水平必然越来越高,必然陷入恶性循环。有若告诉鲁侯的办法,是培养税基,让百姓富裕,这样国家才可能富裕,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有若当初记录本章,恐怕主要是想记录哀公有多么糊涂。曾参师徒觉得有若讲的税收思想有理,就把这一章收进了《论语》。所以记录者和编辑者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如果误以为本章只是孔子的一个随侍弟子所记录,记录者与编辑者的本意就都不容易理解了。

四、结语

春秋时代,因为西亚人工冶炼钢铁的技术传入中国,锋利坚韧而又远比青铜便宜的钢铁小刀得以制造出来,古人开始预先制作许多空白竹简,需要时可以用毛笔很快书写,无比珍贵的春秋简牍由此产生。古人记录的艰难程度,远非今日之君子所能想象。所以古人的记录无不极其谨慎,所存记录很少而且常常已经被掐头去尾,这给我们正确解读经典带来了许多麻烦。本文主要利用周礼关于君子之间称呼姓名表字的规制,在先贤郑玄、孔颖达、邢昺、杨伯峻先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考证出了《论语》的九位记录者,重新解读了他们记录的十章语录,厘清了陈亢是否为孔子弟子、南容改名为“适”还是“括”等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认识了孔门弟子的君子风范,重新审视了曾参师徒编辑《论语》的良苦用心,当然也认识了孔子的奇葩弟子陈亢。我相信,其他学者将会以本文为基础,继续做这个工作,从而推动《论语》研究取得新的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全文,请查阅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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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理论月刊》2019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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