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生存于物质运动法则主宰的宇宙，必须掌握两类知识，即形成于客观认识的科学知识与形成于主观认识的人的知识。人的知识是文化的本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文化创造者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将自己精神发现确立为承载于信仰的人的知识，引导族群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变。人类在不同文化中成长成人，即成为拥有某种特质（Identity）的人——中国人、西方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叙述君子信念的知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体系逐步沦为西方知识体系的“真子集”，中国人难以认识真实的自己，萌生自我迷失、自我误解、自我丧失等病态自我意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问题，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建设以中国的人的知识为基石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建承载中国文化的中国知识体系。“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
关键词：人的知识、自我、文化、中国知识体系
一
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建设以中国的人的知识为基石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在有关人类社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判断比事实判断更重要。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世界：后者的发展、演变形成于自然物质运动，决定于物质运动必然法则，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也没有好坏善恶等价值属性，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前者则形成于人的自觉建构，不仅具有自然世界所没有的价值属性——好或坏、善或恶、进步或落后……，兴衰存亡亦同其价值属性密切相关：好社会是“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1]，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坏社会是束缚人的自主活动的“偶然的桎梏”[2]，民生艰难，百业凋敝，衰落停滞，危机四伏。因此，人要通过学术研究对社会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解释与预测，首先就必须正确判断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强调：“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才是有用和有益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3]。
人的知识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石。事物的价值是相对于人的存在。价值问题就是“外界物对于人的需要的关系”问题[4]。人要正确判断社会的价值属性，首先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人。问题是：人人都可以拥有对“人”的个人理解，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人”的理解来判断社会的价值属性，“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学术研究也就成了无意义的争论。哲学社会科学要成为造福于人的公共事业，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前提，即某种关于“人”的认识是所有人的共识，是社会公认的人的知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被验证过的，被人们普遍相信的，可以“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形式传递给其他人” [5]。
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于西方，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识形成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即宗教认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6]。这段话不长，所叙述的思想却极为重要。首先，人为其信仰的造物主所创造。人是什么？人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都来自造物主对人的规训，记载于宗教经典。其次，人是独立的个体，禀赋造物主赋予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权利，人的正当生活就是运用自己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最后，好社会就是保障人运用自己权利追求自己幸福的社会，即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无疑，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识并非人的一般知识或一般人的知识，然而没有一般的人，只有具体的人、有着特定身份的人，人的普遍本质只能实现于某种具体形式。因此，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识成为社会科学基石，意味着从此人可以运用科学方法来探索、解决人类社会问题，对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事情都有两面性。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并非现代化社会的唯一模式。已故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强调：“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多种文明模式，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这些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但依然趋向迥异的意识形态动态和制度发展”[7]。另一方面，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与政治传统。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公平正义是从某一政治传统内部开始的，而且也把作为世世代代长期传延的公平合作的社会理念看作它的基本理念。它的成员只能由生而入其中，由死而出其外”；“个人观念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从我们日常的作为基本思想、沉思和责任单位的个人观念开始，并适应于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而不适合于一种完备性学说”[8]。于是，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石，西方人判断社会价值属性的标准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判断各国社会价值属性的价值标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就成为西方国家统治世界的“‘权力的源泉’，即控制的工具”[9]；如何构建体现文化多元性的人的知识，“摆脱西方知识的垄断，或‘学术殖民主义’”[10]，已经是目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它是以文化，而非以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11]。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开启现代化建设，几经挫折，“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己的正确道路”[12]。仅仅二、三十年，中国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就举世瞩目。“从世界的大历史观点来看，中国今日可以说是五百年来未有之新局”[13]。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在进行中，还有很多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研究、解答的实际问题。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无论其成就还是其问题，现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都还无法合理解释。张五常先生说：“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尺高，是世界记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14]。如何才能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的问题”？唯有基于中国的人的知识：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认为人应该这样生活，所以这样的社会条件是我们“自主活动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这样组织、治理我们的社会，必须这样看待、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遗憾的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知识，却唯独没有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何谓中国人？中国人何以区别于西方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质（Identity）是什么？已是中国学术界与中国人自己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人要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首先必需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清楚知道中国人是怎样的人。说到底，“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15]；“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16]。
二
文化的萌芽是主观观念——先哲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或者说，只能确证于人的生命的人的真理。文化的创造者是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族群领袖。他们将自己的精神发现确立为族群的共同信仰，引导族群成员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变。文化的本体即承载于信仰的人的知识。
进化论揭示：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如何发展为不是动物的人？进化论又不能合理解释。有关灵长目动物进化的研究发现：“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在进化上有最多失败的物种：在过去的600万年间，猿这个物种的数量急剧下降，特别是与我们的近亲猴子相比”[17]。一百年前，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8]，远见卓识。作为一种动物的人类不会通过生物进化途径而直接转变区别于动物的人，人只能诞生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当代人类学发现，人类在从动物转变为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非自然性的关键因素——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指出：“文化不是被附加在完善的或者实际上完善的动物身上，而是那个动物本身的生产过程的构成因素，是核心构成因素。……人类的神经系统不仅使他们能够习得文化，而且，如果神经系统要发生任何作用的话，还可能要求他们去习得文化。与其说文化的作用仅仅在于补充、发展和延伸在逻辑和遗传上先于它的以生物体为基础的能力，不如说它更像是这些能力本身的组成部分。事实会证明，没有文化的人类将可能不是内秀但未完善的猿，而是完全无智力从而不中用的畸形”[19]。因此可以说，创造人本身的劳动包括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而创造出文化的精神劳动则在人的创生过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性与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神经系统为什么必须习得文化才能发挥作用？或者说，在物质生活资料极其匮乏的远古时代，人类为什么要从事精神劳动，去创造不能吃也不能穿的文化？根源在于，人类在生物进化中萌生了精神与精神需要。目前已知，动物有意识，却还没有精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识。一些高等动物也可以从事分析与综合、比较与分类、抽象与概括等复杂的思维活动。“乌鸦和黑猩猩都能够进行高度智慧的行为，而且可以在野外利用树枝和树叶制造工具。乌鸦还能解决决策问题和新异问题”[20]。但动物还没有自我意识，思维的主体还是其大脑，而不是大脑中的我。美国生物学家多布赞斯基认为：“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迄今为止找不到高等动物具有内省或自我意识的证据，但它们看上去的确具备了感知、情感、记忆、意向甚至思考等精神属性”[21]。这就是说，动物还不能从“我”的角度看待一切，还没有精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识即我从“我”角度去观察、思考进而做出决定的意识。人类何以在进化中萌生自我意识？还是科学的未解之谜。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推测：“极为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扇通向未来的窗户只开启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其间原始人类这一分支从人科动物的进化路线分离了出来，经南方古猿而最终变成人。……原始人不仅有意识，而且萌生了人类的自我意识”[22]。人类可以意识到自己，意识发展成为具有了主观能动性的精神，也产生精神的需要：不是对于可获得情感满足的娱乐、游戏的需要，而是对于有关真实的自己、真实的我的观念的需要：人的一切自觉生命活动都决定于自己，因此也必须知道我是什么，何谓真实的自己，否则生命就没有意义，精神就会空虚、迷茫、困惑、苦恼、焦虑、烦闷、抑郁……，即便衣食无忧也仍然了无生趣，毫无人生幸福可言。一句话，人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体，人的精神需要与物质需要都是必须满足的基本需要，所以人类必须从事精神劳动，生产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
物质劳动艰苦，精神劳动艰难。人要通过精神劳动生产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首先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然而人认识自己的道路却深邃幽暗，处处歧路，一旦深入，犹如堕入专门吞噬人类才智的“意识黑洞”。囿于西方哲学的传统范式——把世界万物归结为某种本体以解释世界的哲学范式——的哲学，虽然也从事有关我的研究，却永远无法提供可以充分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人称自己为“我”，认识我，就是认识人。基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观点，将我将其归结为独立于物质的精神，虽然肯定人是自己的主宰，却难免妄自尊大，不自量力，四处碰壁。基于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将我归结为某种客观实在的主观映像，似乎可以通过发现客观实在的必然法则而把握自己，其实却意味着自己将自己归结为某种必然法则决定的物。毋庸讳言，如果基于目前唯物主义哲学的意识定义——“意识的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23]——认识我，必然陷入理论上的自相矛盾：我是意识，是现实中某物质实体在人脑中的主观映像；现实中作为物质实体的我是真实的我，我不是意识。追根溯源，人是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体，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也不能简单的归结为物质，将一切存在——人与物——都归结为某个本体、本原，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人，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不可能正确认识我——人称自己为“我”。
人可以通过科学去探索宇宙万物的本质与规律，我却永远在科学的视野之外。客观是科学研究的首要原则。我却是我从“我”的角度所看到的自己。对于人自称为“我”的那个人，他人都称其为你、他或其他什么。我一旦作为客观对象即人从“他”的角度所观察的对象，也就成为了你、他或其他什么，而不再是我。现实世界中永远不会存在所有人都称之为我的物质实体。在人脑中形成同我有关的主观映像的物质实体，并不是我本身，而是我的身体，所以《三国演义》中曹孟德假借梦游中杀了自己的卫士，却可以言之凿凿地强调杀人者并不是自己。因此，人在科学研究中看不到自己，我永远在科学视野之外。我是唯一的。佛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古往今来，亿万众生，每一个我都是唯一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可重复，都有着仅仅属于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关注与思考、想象与创造。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中唯一的主观性体验？科学越发展，人对大脑与意识的认识越深入，也就越发为此而困惑。英国心理学家布莱摩尔说：“一方面，对于握住铅笔这件事而言，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个人体验，这种体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在另一方面，世界中的确有真实存在的铅笔。那些不可分享的、个人的感觉又如何能够和空间中真实存在的物体联系在一起呢？……即使凭借我对大脑功能的所有理解，我仍然不能够明白本质上主观的、个人的和不可言说的体验如何能够从真实存在的铅笔和活生生的脑细胞这样一个客观世界诞生”[24]。对于经验科学，“从大脑的物理现象到与之相对应的意识事实之间的通途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关于在大脑中的物理过程如何引发宇宙间唯一的主观性体验的问题”，也就成为当代心灵哲学无法解答的“难题”[25]。近年，计算机科学发展迅速，然而“所有元数学和计算机理论的限制性定理都说明。你永远不能完整地表示自己。……寻找关于自我的知识就像踏上了这样一条路途。它永无尽头，它不可描述”[26]。
精神劳动者何以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解决人类智慧面临的最大难题？首先，“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精神劳动者因自己精神的饥渴、苦闷而从事追问自我的精神探索，并非为解释世界而追问一切。他们的思想自由无羁，不为任何教条所束缚，同时也有着明确的目标与界限，不会为知识而知识地没完没了地追问，正如雅斯贝尔斯论述孔子等作为思想范式创造者的伟大思想家：“他们对形而上的思辩、自然科学毫无兴趣。对他们来说，有更广阔的领域是他们根本不愿去知道的。……他们所强调的无知却是他们的根本界限。在知识无法达到的地方，不应等浪费时间做没有结果的思考。甚至在重要的问题上，知识也不是必须的，如果灵魂的救赎不完全依赖于它的话”[27]。其次，精神劳动者因心灵的饥渴而从事精神探索，因此他们的精神探索也并非仅仅诉诸理性的思考，更重要的，而是诉诸心灵的追问与判断。心灵是人的精神的器官，有着反映、表达、感知人的精神状况的独特能力。人类语言显示，人的精神状态极其复杂、微妙，是作为物质器官的大脑的感受所永远无法反映的，唯有反映为心灵的感受：心安、心定、心静、心慌、心乱、心寒、心虚、心惊、心动、灰心、会心、亏心、心乱如麻、心有灵犀、心悦诚服、万众一心……。经验科学的确无法确证心灵的存在，但任何人都不会说自己没有心灵，因为那就等于自己承认自己不是人，不具备人的精神感知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精神需要既表现为心的感受——心灵饥渴、心烦意乱、心灰意冷……，人也唯有诉诸心灵的感受——内心满足、内心安宁、心旷神怡、心安理得……，才能知道自己精神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从而才能准确判断自己精神劳动产品的正确与错误。荀子说：“人何以知道?曰：心。……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荀子·解蔽》）。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诉诸心灵，精神劳动者也就拥有真正的自信——信心，坚信自己心灵的选择，因此他们也就拥有了人的最高智慧，追问自我却不以自我为单纯的认识对象，从而发挥出自我意识赋予人类的最高能力。说到底，我、自己标志着一种能力，人类从动物转变为美国人类学格尔茨所说的人——“要靠自我完善的动物”、“自我实现的行为主体”[28]——的能力：自己形成于自指——自己指称自己，因此自己以镜像形态存在：我是唯一的，却不是孤立的，而是镜像形态的：我在，就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也在；“我”在，就有一个作为“我”的镜像的‘我’也在……；我知道，就一定有一个知道我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一定有一个知道“我”知道我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此，我是什么？只有“我”可以知道；只要我相信“我”，我就可以让“我”定义我，我决定以我的生命践行“我”对我的定义。最后，真正的精神劳动者是真实的我的真理的探索者，也是自己所追求真理的身体力行者。“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们并不用理论方式研讨这个问题，而是用实践来回答”[29]。一句话，他们追问自己却不以自己为单纯的认识对象而将生命荒废于没有止境的追问，而是一旦认定自己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就立即以自己的精神发现定义自己，以自己的生命践行自己的精神发现，让真实的自己展现于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真实生命确证了自己精神发现的客观真理性，因此也超越了“认识自己”的悖论，成为历史上最先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化的人。我是人的自称，我的真理就是人的真理，只能见证于人的生命的真理，而非可以脱离人的生命的抽象原则。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生而固有动物本能却又可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动物本能却可以不屈从于动物本能，而是以自己发现的、自己的真理为自己生命的准绳。雅斯贝尔斯在论述孔子等先哲时强调：“最为关键的东西并非这四位大师的著作或内容，而是他们生命的真实性，这是人类在世间转化的起点”[30]。
文化的本体是承载于信仰的人的知识。集体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基本方式。最先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变的精神劳动者，如果不能将其头脑中的主观观念转变为族群公认的知识即人的知识，通过知识传授途径引领其族群同胞也完成这一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精神发现也就失去了意义。然而人的知识完全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记叙社会历史事实的社会历史知识等。后者形成于人的客观认识，其真理性确证于众人参与的公共检验；前者叙述人是什么、人的准则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等，形成于人的主观认识，人只能通过自己的生命践行来确证其真理性。后者是人的工具，人是否学习这些知识，在生活中是否运用这些知识以及怎样运用这些知识，都决定于自己，没有一定之规；前者叙述人之为人的绝对真理，人唯有身体力行，以为自己生命准绳，否则就只是毫无意义的主观观念。因此，先哲个人有关人的正确认识发展成为社会公认的人的知识，也就意味着人类族群确立了共同的信仰——融主观确信与生命准绳于一体的意识形式，意味着人类族群建构起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世界。显然这极为艰难。人有自我意识，人人都有认识自己的意识能力，都希望自己的自觉生命活动决定于自己，从而都有理由质疑、拒绝他人所发现的人的真理。雅斯贝尔斯说：“真理的确存在于这样一个悖论里：在人类的生命走到尽头时，真理必须真正存在于形式和范围之中，而这一切又是以如此短暂的生命和如此有限的意识为其界限的。这一整体不可能长于人的生命的几十年，超过人的精神能量，胜于人类经验的丰富，以及逾越人类的理解能力”[31]。人类如何超越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悖论，完成从动物到人的转变？经验科学永远无法确证。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尔提出：“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科学知识并不是全部知识。……它总是处在与另外一种知识的竞争与冲突中。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把后一种知识称为叙述性知识。……在传统知识的表达中叙述形式占主导地位。……叙事的传统同时也是标准的传统，这些标准的传统界定了三种能力，即话说能力、倾听能力和做事能力”[32]。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在汉字中，“圣”的繁体字是“聖”，由耳、口、王等三个字组成，指以耳听天意与民意，以口表述天意与民意的族群领袖。引导人类族群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变的，或许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他们拥有真正的智慧，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或者说，发现了必须能显现为人的生命存在的我的真理，从而是最先实现从动物到人的转变的人；同时也是掌握族群最高权力的族群领袖，因忧虑仍困惑于自己的族群同胞而运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发现的真理确立为族群的信仰，要求族群同胞确信人的知识是人的绝对真理，必须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以为自己的生活准绳。有必要指出，族群领袖所以能够运用权力确立族群信仰，前提是人类有必须满足的精神需要——认知自我的需要。人的知识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粮，或者说，引导、规范人的意识从而使人得以认识真实的自己的思想范式。信仰是一种意识逐步萌生、确立于精神需要的满足：真实的我就是真正的人，人的真理就是我的真理，唯有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以为自己生活准绳。信仰确立的过程即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精神世界之所以区别于物质世界，就在于精神世界以作为意识的我为基石，拥有区别于物质世界的独立法则。人有信仰，不仅在于拥有一种主观确信，更重要的，是拥有正常的精神生活与健康的精神世界，成为能够自觉控制自身精神与物质的矛盾的人。由此，精神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精神需要而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演化为培育人类成长成人的文化。“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3]。原始文明形成于图腾信仰。人生而为氏族部落的成员，无条件地接受氏族部落的图腾信仰，人的知识随生命成长而逐步融入人的生命，成为超越本能的生命准绳，从本能支配的自然个体转化为合格的氏族部落成员即以自己生命践行人的知识的人，在生命成长中自然完成。从此，“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成为个人；文化模式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我们用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和意义系统”[34]。最初的人的知识还是狭隘的，带有人类脱胎而出的动物性，人类学家在考察中发现：血缘、地域都会成为人与非人的界限：“‘做一个人就是做一个爪哇人。’小孩、乡巴佬、傻子、疯子、道德败坏者，都‘还不是爪哇人’。一个有能力按照非常繁杂的仪式系统行动的‘正常’的成年人，具备音乐、舞蹈、戏剧和纺织品图案的精妙的美感，能对居于每个人的内在意识中的神灵的微妙提示做出应答，就‘已经是一个爪哇人’”[35]。
世上多数文化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以其宗教标志文明的个性特征，并非偶然。人的知识承载于信仰，宗教信仰是信仰的天然形式，宗教信仰传承是文化传承的天然形式，犹如黄金是货币的天然形式。文化是人类最具原创性的精神创造，却并不承载于人类生物遗传基因。先人智慧，发明文字，以文本形式记叙文化精髓并以为族群世代的经典。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是人的知识的世代传承。另一方面，人是精神与物质的辩证统一，人的精神世界是信仰与理性的辩证统一。文明越发展，人的变革物质世界的能力越强大，人也就越是依赖并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越要质疑形成于主观观念的信仰。宗教现象学认为：“对宗教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探讨拯救问题，……因为它定义了宗教自身的目的”[36]。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37]；“宗教可以定义为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41]。按基督教的理解，宗教起源于上帝，目的是拯救，《圣经》说：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宗教信仰者所信仰的上帝，并非以无限力量主宰万物而让人类不能不匍匐于其脚下的神灵，而是人本应如此、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人”的典范，即形象化的人的真理。人皈依宗教信仰，就直接领悟人的真理，满足认知自我的精神需要，获得超越本能的生命准绳。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说：“我信仰上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信仰与我坚信存在着以太、月球能够住人、人的本质永远不变等完全是两回事。这不仅是说，上帝的此在虽然不可确证，但我依然深信不疑；同时，也意味着……我把上帝当做生活的准绳”[39]。因此，宗教信仰传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保证。当代西方国家拥有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文化的本质规定仍形成于其宗教，西方国家核心价值仍根植于西方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当代西方知识体系中，宗教知识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作为神圣与拯救的知识而与效能知识（作为科技知识的实证知识）、教养知识（文史哲知识）鼎足而立[40]。
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也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本质属性——个性。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个性源于人的个性。在很多哲学辞典中，个性都被等同于特殊性，其实两者并不相同。特殊性是物的属性，并且是物的非本质属性。这片树叶之为这片树叶的特殊性被改变了，被另一种特殊性取代了，这片树叶仍是树叶，树叶的本质没有改变。人的个性却是人的本质属性。一个人如果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他的生命就不属于他自己，他就不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只是一个从属于其他存在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41]。文化创造者们对真实的我或人的真理的认知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们所发现的真实的自己，他们以思想言行乃至全部生命所彰显的人的真理，又体现着自己的鲜明个性，因此他们“实现了人类终极的各种可能性，但在内容上并不一致”[42]。一定人类族群在一种文化中成长成人，其先哲头脑中的“我”也就成为了规范其族群同胞自我意识的精神范式，无数拥有自己独立意识的个人凝聚为人类世界中的“我们”，因此拥有独特精神追求与精神气质。人类在一种文化中成长成人，这种文化就是满足其精神需要的主要精神食粮。人们学习自己文化的经典，就是认识自己，回答人永远需要回答的“认识你自己”的问题
文化的生命承载于人的生命。文化的本体是承载于信仰的人的知识，人有信仰，人的知识所叙述的人的真理就是人的绝对真理，人对人的真理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人的自然生命也就成为了人的知识的物质载体，人类生命的延续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发展与创造，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样式：宗教、哲学、服装、建筑、饮食、诗歌、音乐、绘画、娱乐……。文化发展成为文明——“最广泛的文化实体”[43]。人群繁衍传承文化，文化传承形成文明历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我”，拥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因此也拥有一次不可再生的生命，一旦生命终结，也就永远不会再产生出来。文明历史显示：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形态的历史都仅仅属于一定历史阶段，文化的生命却可以同文明历史一样长久，超越多种社会形态的变革。公元1世纪犹太民族失国于罗马人，20世纪中叶重建以色列国。近两千年中，犹太人民散居世界各地，犹太文化并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建构，唯有犹太人民始终不渝的犹太教信仰，但犹太文化却因此生命延续，犹太民族也终有机会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指出，历史上曾存在过很多种文化，但多数都已灭亡，只留下散落于荒野的古迹与陈列在博物馆中的古籍、文物。说到底，人的知识是人脑中的主观观念，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物质运动法则主宰的宇宙，就在于人确信其为人的绝对真理，自觉以为自己生命准绳，从而承载于人的物质生命；一旦人质疑人的知识是否真理，不再自觉自愿以其为自己的生命准绳，人的知识也就退化为人脑中的主观观念，随时都会在宇宙中消失。
三
中国文明是世界诸文明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明——已故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称其为“专注于现世的文明”[44]。从古到今，多数中国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中国文化的本体即叙述君子信念的知识。人在中国文化中成长成人，也就意味着人的精神成长规范于君子信念，作为人而成为中国人——具有中国人的特质（Identity）的人。
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如《尚书》、《易经》、《诗经》中，先哲就以“君子”界定自己，确认真实的我就是君子，君子就是人的真理的生命形态，确立了中国人特有的信仰形式——君子信念。所谓信念，指人“对理论的真理性与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固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理论对信念的形成具有决定的作用”[45]。就是说，信念同信仰一样，都是融主观确信与生命准绳于一体的意识形式，都奠基于相应的世界观理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清晰阐述中国先哲在深入思考人与物、我与他、自我与生命、文明与自然等辩证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理论：世界万物遵循自然法则，万物运动具有任何力量都不可改变的必然性；我以君子为人生准绳，我作为人的生命就如天地运行般刚劲强健，所承载文明亦生生不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思想家从各自角度重新认识自我：道家的“君子”超然物外，自然遂性，独善其身；墨家的“君子”勇武、侠义、实干、有为；法家的“君子”抱法处世而治；儒家学者继承并弘扬君子信念的传统：《论语》以“仁”概括君子的本质并以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仁”字由“二”字和“人”字组成，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先哲对于人的深刻理解：人是什么？人不是可以孤立存在于宇宙间的生命个体，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中的独立个体；人如何作为人而存在？在于人要使每一个人都作为人而存在。君子是“仁”的自觉者与践行者：“为仁由己”（《论语·述而》），“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成人即成己。“仁”是好社会的原则，也是判断社会价值属性的准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也都相应承担着自己的职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好社会是使人作为人而存在的社会，以德为本，无须将“自由”规定为人的权利，只要自觉遵循合乎“仁”的言行规范，人人都是自由的，都可以堂堂正正地自主决定自己的生命活动。好社会使人可以堂堂正正作为人而生活的社会，人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改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同时拥有财富也就意味着肩负了对他人与社会的责任，否则就是为富不仁，为世人所鄙视。“仁”是永恒的，其内涵可以随社会分工的发展而无限拓展，好社会的构建、维护离不开仁人志士世世代代“仁以为己任”的奋斗、追求：坚持真理，追求正义，果敢坚毅，无所畏惧，“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永不懈怠，永无止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说到底，在物质运动法则主宰的宇宙，人作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可能”——人以物质形态存在，却拥有自己决定自己自觉生命行为的自由，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不可能”才可能转变为现实，即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强调：“人不能够真正自由或倡导真正的自由﹐除非他承认﹐在现实世界以上有一超越的境界﹐并生活于其中﹐而生活在与天主的关系里﹐因为自由永远是按照造物者的肖像而受造的人之自由”[46]。人的教育是好社会的根本，也是君子的社会职责：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引导人作为人而成为人。先哲智慧，洞悉人的精神世界：你是人，真实的我就在你心中；无须解释，无须论证，你亦不会质疑；但你要成长成为真正的人——君子，又需要正确的引导，使真实的我不断巩固、强化，最终形成坚定的君子信念——时刻审视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准绳。《论语》只讨论何谓君子，何谓小人，人如何成为君子，并不探讨人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君子，人为什么一定不能成为小人。《孟子》以心、性等范畴阐发“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明确教育对于人的重要意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三字经》）；同时以尽心、知性为本，奠定了融知识学习、信念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中国教育模式。对于中国人，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并非只是青少年读书期间的事情，而健康人生的必要部分——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形式：“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国人在儒学教育下成长成人，君子信念传承于知识传授，人人以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人无需崇拜、信仰任何外在于自己的神灵即可获得超越动物本能的生命准绳。因此，中国古籍中罕见“信仰”一词，艾森斯塔特亦特别强调：“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中，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紧张是用相对世俗的术语表述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一种形而上的或伦理的──而不是宗教的──区别表述出来的”[47]。
中国哲学即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从“君子”角度看待世界的世界观理论，或者说，系统阐述、论证君子信念的哲学。中国的君子信念同其他文化的宗教信仰一样，既是人的主观确信，永远不能为经验科学所确证，但也并非没有真实根据的盲目、迷信，而是根植于人的世界观，形成于系统的世界观理论。中国历史上没有哲学这样一门学问。就文明教化功能及其在文化中的地位而言，《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所阐述的世界观理论，近似其他文化中的宗教：阐述先哲为人确立的规范并以为人的知识，通过人的知识传授而引导其族群同胞的自我认知，使其作为人而成为人。所以，辜鸿铭说：“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48]，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还有一些学者称儒学为儒教，称中华文明为儒教文明。就理论形态、传承形式等而言，儒学经典所阐述的世界观理论又近似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建构于高度抽象的形而上范畴，传承于诉诸理性的知识学习，从而人们又称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为哲学。美国学者古德诺说：“中国人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不如说是一个哲学的种族。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与创世者的关系（中国人以一种被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体系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调节人与人的关系）”[49]。另一方面，作为阐述君子信念的世界观理论，中国哲学立足于先哲的自知之明，从而不同于追求解释世界万物的西方哲学。冯友兰先生指出：“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习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而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50]。金岳霖先生强调：在中国，“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对于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51]。在中国，哲学家并不以哲学研究为职业，而是教书育人的教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者”（韩愈：《师说》）。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中国哲学家的职责。“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中国哲学以人的自知之明为本，缺乏追问万物之究竟的动力，没有形成本体论、认识论，没有成为孕育科学的摇篮。
“中国文明秩序的核心是其政治体系”[52]——根植中国文化的、以德为本的精英政治体制。原始社会解体以来，文明社会就构建于人与人之间无法消除的利益矛盾之上，因此必须组织成为政治社会，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来确立、保障、维护社会秩序。怎样的政治制度才是正义的，才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始终是各国哲学家、思想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强调：正义的政治体制根植于人民“世世代代长期传延的公平合作系统的社会理念”[53]。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54]。中国先哲确信君子是真实的自己，亦是社会中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因此也奠定以德为本的、中国人世代传延的公平合作的社会理念。三千年前的殷周制度，“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奠定以德为本的精英政治：一是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并非仅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单纯政治关系，而还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互负有道德责任的道德关系，所谓“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 (《礼记·表记 》)。一是执政者必须是有德之人，“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的共同理想，大家确信：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于外，才可为善政。中国人心目中的好社会体现着中国人的最高价值——“仁”，即是由最优秀的人即“仁以为己任”的人所治理的社会。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教育是人的教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也是名副其实的精英教育——“仁以为己任”者就是中国人的精英，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读善其身”；社会上上下下都尊重读书人，推崇道德文章，“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科举制度是国家选拔治理社会的精英人才的重要制度。隋唐以后，历朝历代均开科取士，以考生掌握儒学经典程度录用官员。人类社会应当由最优秀的人治理，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就是众多西方思想家的政治理想，科举制度则将这一理想变为现实，并至今造福于人类。有必要指出，中国古代社会并非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封建社会，虽然没有人权、自由、民主、公民等政治概念，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社会公认的基本规则，“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社会公认的政治理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国家政治并非只属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贵族政治、专制政治。贫寒子弟亦可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社会公认的精英，治理国家的政府官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历朝历代，不乏出身寒门的名臣、名相。另一方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宗棠），“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范仲淹），是社会公认的政治美德，同时也形成诸如“公车上书”这类重大政治事件，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当然，精英也会腐化、堕落，选贤举能同样也会演变为任用私人，结党营私，精英治理也会蜕化为奸佞专权，党同伐异。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任何社会环境都不会让人自动成为完美无缺的圣人；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同人的发展、完善一样永无止境。
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是“经史子集”。“经”指《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叙述中国的人的知识，阐述真正的人即君子的准则──仁、义、礼、智、信，叙述中国人的世界观理论——从“君子”角度看待人类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史”并非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科学，而是中国文明的终极评价体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修史是政府职责，前朝史后朝修。老百姓没有机会进入国家正史，就自撰家谱、族谱；人生短暂，但以生命承载文化，人人都是文明中的永恒。“子”即百家之说，记叙中国人的精神探索；“集”为诗歌、小说、散文、笔记等所结文集，展现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理想与追求。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中国文化中成长成人，就是在君子信念引导下成长成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却同样拥有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永远“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55]。中国文化承载于族群繁衍，生命顽强而坚韧。
四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体系逐步沦为西方知识体系的“真子集”，君子信念成为没有根据的主观观念，中国人难以认识真实的自己，萌生自我迷失、自我误解、自我丧失等病态自我意识，进而影响、阻碍甚至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建设以中国的人的知识为基石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建中国知识体系。
人类作为人而生存于物质运动必然法则主宰的宇宙，必须拥有两类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成于客观认识的科学知识与形成于主观认识的人的知识。人的物质属性在于人的生命的物质性，物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物质生活是人的日常生活的首要部分；因此人必须掌握正确反映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知识，从事变革自然万物的物质劳动，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确保自己正常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属性在于人有自我意识，一个人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决定于人脑中的意识——我。人的精神需要——“我”对于有关真实的我的思想观念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人的精神生活即人摄取自己所需要的精神产品的生命活动是建康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人必须从事精神劳动，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精神产品——人的知识，确保自己正常的精神生活。科学知识形成于人对宇宙万物的客观认识，其真理性确证于公共检验；人的知识形成于先哲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其真理性确证于人的生命。科学知识叙述相对真理，随着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人的知识叙述人之为人所必须确信的绝对真理——人是什么、人的准则是什么、人应当怎样生活等，是人作为人就必须永远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绝对真理，人之为人的根本，文化赖以维系、传承的根本——舍勒称其为神圣与拯救的知识，利奥塔尔称其为叙述性知识。在狩猎时代与农耕时代，人类有关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知识主要凝聚于生产的经验与技艺，故而利奥塔尔强调：科学知识“曾经是多余的”[56]。“经史子集”曾是完善的人类知识体系，因此也成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最先掌握这些知识的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经史子集”中没有系统探索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知识，中国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冲击。当然，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人的知识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文化、文明赖以存在、维系的根本。“科学知识并不是全部知识。如果不求助另一种知识——叙事，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是互相依存的” [57]。所以，西方文明仍以宗教标志其本质特质，神圣与拯救的知识仍是西方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仍是奠定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根本的基石。
当代中国知识体系仅是西方知识体系的“真子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为追求现代化，解构“经史子集”，依据西方的学科制度重建中国知识体系，在获得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越来越迷信科学，逐步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自信。学科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世界观：世界万物本原于物质，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决定于物质固有性质；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因素间的本质性联系，规定着事物发展、运动的方向、道路与途径；事物遵循其规律的发展、运动，具有不可改变的必然性；人只要掌握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就可以“根据世界在某一时刻的状态，……无歧义地得出它的过去和未来的其他一切状态”[58]。科学知识形成于对宇宙万物分门别类的实证研究。学科指科学知识的分支——“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59]。当代中国知识体系按学科知识分类，包括理、工、农、医、文、史、哲、经、法、教育、管理、军事、艺术等十三个门类，其中所有知识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知识、学科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作为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与总结的哲学知识。《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虽然仍散存于文、史、哲等不同学科，但不仅已经丧失叙述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的真理的知识功能，而且还要为新的知识标准重新评价其作为知识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知识体系中，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学科公认的价值标准——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根植于西方人的身份认同即宗教认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0]的核心价值，也还是西方价值标准中的个人自由。因此，无论当代中国学术界在主观上怎样看待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同根同源，都以西方文化的人的知识为基石。所以说，当代中国知识体系仅是西方知识体系的“真子集”，全部知识仅相当于西方知识体系的部分知识——效能知识与教养知识，全部知识生产也只是在发展、完善西方知识体系的部分知识——效能知识与教养知识。郑永年说：“中国知识体系的状况，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状态”[61]，并不过分。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62]。也正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样不能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的问题”，并且形成一种中国特有的荒谬现象：学术越发展，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就越稀缺；学者的思想越自由，学术界的思想就越匮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科原创作品的影响日渐衰退。以十年为计，三个十年间称得上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分别为90篇，49篇和70篇，约占被引文献总数的60%、25%和15%”[63]。说到底，文明世界以人为核心，形成于人的自觉建构、自觉维护；人无自知，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清楚，又有什么资格讨论文明社会应当如何构建，如何治理？
中国知识体系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真子集”，作为中国文化本体的人的知识——叙述君子信念的知识——成为了没有知识功能的知识碎片，不再提供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精神产品，中国教育因此传授知识却不再传承文化；文化传承断裂导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以至形成种种病态自我意识，产生出种种直接影响、干扰、迟滞甚至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首先，迷失自我，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进而导致“社会溃败”[64]。信仰形成于人的主观确信——我对真实的“我”的确信。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知识体系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真子集”，除非信仰某种宗教，否则“我是什么”就是无解的问题，或者说，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当代哲学尚未解决的哲学前沿课题。亿万中国人困惑于“我”，社会上下陷入信仰危机、信念危机。有资料显示：“58.33%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信仰”[65]；中纪委机关报指出：“迷信是官员软肋，在有的地方已经半公开化”[66]。信仰是精神世界的支柱。信仰危机、信念危机标志着人的精神支柱的软化、衰颓、崩碎、坍塌。“善、勇气和尊严都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这在汶川地震时期我们都看到了,但这些品质转瞬即逝,消失在空气中,我们无能为力。也许我们只能在更小的尺度和方向上,去描述这种人类的正面力量,和这些正面情感有细小的相遇。我们无法庄严,无法宏阔,无法秩序井然”[67]。信仰、信念的危机意味着内心约束的松弛，人民整体道德素质全面下滑。“部分社会成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68]。近年，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日益深化，进而引发孙立平所概况的“社会溃败”：权力失控，潜规则通行于所有社会领域，逆淘汰成为普遍社会现象，职业操守、职业道德日益丧失，信息系统失真，强势利益集团越来越肆无忌惮，社会生活出现黑社会化趋势等。
其次，自我误解，思想教条、僵化，直接影响、阻滞、干扰甚至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中国知识体系逐步发展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真子集”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逐步接受、认同一种来自西方文化的、有关人及其历史的理论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自我误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是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近代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当代世界的无产阶级——异化的人；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自我误解形成于特定世界历史时期，曾对中国人具有很强解释力，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却越来越脱离现实，中国人也不能不因自我误解而付出沉重代价。其一，西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18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中叶）的内部紧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直接转化为中国文明社会从古到今的内部紧张：中华民族被人为地划分为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两个相互敌对阵营，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矛盾被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造成无数“冤假错案”并最终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造成极大伤害。其二，冷战期间两个敌对国家阵营之间的尖锐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直接转化成为中国内部不同经济形式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迷信计划经济、公有制，一方面否定市场经济、私有制，压制、打击中国人民对自身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身奋斗目标，反复形成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思想路线，而且每一次“左倾”思想路线形成时都高居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势不可挡，不到局面不可收拾不会被纠正、反思。邓小平曾万分感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69]。其四，人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教育是人的教与育。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误解不能不误导中国教育，贻误后人。目前，中国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只能存在于书本概念的人、中国现实生活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人。中国宪法明言：“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非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脱离实际的教育目标导致教育问题的丛生：教育本应引导人的精神成长，鼓励青年人追求真理、正义，实际上却处处禁区、禁忌，束缚了人的思想，压抑了人的精神；教育本应让受教育者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实际上却鼓励心口不一、唯书唯上，以至培养出大量善于逢迎、配合、表演、利用体制追求个人私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其五，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继承中国精英政治传统的现代制度建设——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主要瓶颈。现代政治是以政党政治为形式的民主政治，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之间的政党竞争。中国政治秩序根植于中国人民世代传延的公平合作理念，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并非仅仅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还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负责治理社会的执政群体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所一致认同的社会精英，代表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共同利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动卷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以政党政治为形式的现代民主政治，因此也形成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建立继承中国精英政治传统的现代政治秩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际，毛主席依据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历史矛盾，运用阶级、政党、专政等西方政治术语，初步回答了继承中国政治传统的现代制度建设问题：“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70]。七十多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了侵略、压迫中华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国内各个阶级、阶层、社会集团也都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主席当年的论述过时了——这也显示了毛主席当年论述中特别强调“在中国，在现阶段”的严谨。但是，自我误解仍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新型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71]。这就是说，目前中国还同一些国家处于敌我对立的政治状态，中国国体仍有必要建构于一部分中国人对另一部分中国人的专政；中国社会还处于潜在战争状态——还有一部分中国人是国家政权的敌人，还在处心积虑地要推翻国家政权；中国政治建设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运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国家政权本身的安全，而不是如何依法治理已经处于和平状态的、有序运行的社会；中国共产党还不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精英——包括中国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精英，“共产党的领导”并未得全体中国人的认同。因此，尽管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条件，自我误解却让中国仍置身于冷战世界；尽管实践证明：在多数国家采取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当今世界，中国精英政治传统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自我误解却无法将其转化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制度。
最后，自我丧失，文化衰落，中国现代化建设主体日益解体。千百年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就在于叙述君子信念的人的知识是满足中国人精神需要的精神食粮，无论贫富贵贱，哪怕土匪强盗，都以“君子”为荣，小人为“耻”。中国知识体系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真子集”，中国文化的本体——叙述君子信念的知识——成为毫无根据的主观观念，中国教育传授知识而不传承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质（Identity）随时间流逝而日益模糊。17世纪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预言：“大同主义的体系构成其顶点，中国的精神文化能够发展至此。唯一能够销蚀并阻挠它的力量是科学。如果人们严肃地从事科学的时代来到，那必定无疑出现中国全部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完全变革，通过它，中国或者必定四分五裂或者将经历再生，此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72]。毋庸讳言，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建设主体的解体。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是中国人——以生命承载中国文化的人。正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现代化追求，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让原本封闭的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古老的中国文明逐步成为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文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在进行中。放眼未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现代中国文明的政治秩序究竟是怎样的？谁也无法预言。囿于西方文明产物的理念与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一党制与多党制、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等，无论怎样，中国的现代化都意味着中国的西方化，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可以肯定，只要中国人仍是中国人——以自己生命承载中国文化的人，仍不断努力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中国的经济生产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逆转，中国文明就必定自立于当代文明世界。正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昆，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正确认识、解答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就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让中国人世世代代成为以自己生命承载中国文化的人。中国百年现代化追求给予我们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相信自己，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可以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国家就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就会蒸蒸日上；脱离自己的实际，迷信、照搬他人的理论与经验，国家就必然误入歧途，人民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无论我们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遇到怎样的复杂问题，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自觉、自信，发展、建设以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为基石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都可以找到逐步解决问题的办法。“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三十三章》）。
中国文明要自立于当代人类文明，必须重建中国文化的人的知识，重建中国知识体系。冷战结束，人类进入新的历史时代。“‘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73]。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人民，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的知识，都有权利自己决定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中国人、西方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在多元文明并存的当今世界，人的知识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74]。
重建中国知识体系，任重而道远。当代中国知识体系在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难度并不亚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更困难的是，重建中国知识体系，中国人就必须重新认识自己，重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必须面对并回答一个当代哲学仍在探索的古老哲学问题——认识你自己。“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然而人不知物，可以很快就知道自己不知道。人无自知，却很难知道自己不知道，反而常常以为自己最知道。正所谓，人之患在不自知。人无自知，一切思想言行必然南辕北辙：自信就是自欺，自尊就意味着自负，自豪只是自傲，自珍自重就变为自高自大，自由自在就意味着自我放纵，自强不息就恰恰是自取灭亡……。一念之差，天上地下。智慧孕育于苦难。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期间）延续数百年的苦难，孕育了人类精神的重大突破，即苏格拉底、耶稣、孔子、佛陀等思想家突破当时人类因囿于有关真理的片面认识而陷入的精神困境，在认知自我的精神探索中发现了真实的我，并以自己生命确证了新的思想范式——规范作为一切思想源泉的我的思想的真理性，从而形成适用于所有人类成员的“人”的观念，确立从那以后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核心，形成奠定当代文明格局的三种原创文明——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与印度文明。“艰难困苦，玉成于汝”。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或许还需要中国人经历更多苦难，正如一位当代中国政治家多年前所说：“我们可以一下子成为世界最好的国家吗？难。我们恐怕还没有吃够苦头，付出足够的代价。简单说，我们的路还很漫长”[75]。"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注释：
[1][2][4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5、205、203页
[3]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译本，260页
[4] 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5] [美]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95页
[6][美]艾捷尔编：《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7][44][47][以色列]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三联书店，2006年，第22、309、273页
[8][53] [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2-18、14页
[9][10][11][52]《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3、203、77-78、78页
[12] 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2003-12-10
[13]金耀基：“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想象”，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3期
[14]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2007年，中信出版社，第6、51页。
[15][16][美]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 第9、21页
[17][美]特纳：《人类情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3-2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19][28][34][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76、245、66页
[20][24][25][英]布莱摩尔：《人的意识》．耿海燕、李奇等校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第155、5、14-15页
[21] Lake, D.(1961)Evolutionary Theory and Christian Belief. The Unresolved Conflict, London: Methuen ；转移自：[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M]．潘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284页
[22] [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239-271页
[23]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9、296页
[24] [德]尼采：《道德的谱系》．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前言
[26] [美]侯世达：《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郭维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922-923页
[27][28][30][31][42][73][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3、192、189、34、194、80页
[32][56][57][74][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第12-45、12、12-13、14页
[33][35] [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62、5、66页
[36][意大利]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高秉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第314-317页
[37][德]卢克曼：《无形的宗教》．覃方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61页
[38][美]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尹今黎、张蕾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23页
[39] [德]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40] 参阅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41]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45] 《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31、70页
[46]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81年为致力和平而尊重自由”
[48]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49] [美]古德诺：《解析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53页
[50]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16页
[51]金岳霖：“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5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55]《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2页
[58]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237页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11-01
[6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62][63] 凌斌：“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读书》，2009年第1期
[61] 郑永年：《中国知识的重建》，东方出版社，2018年
[64] 孙立平：“经济危机与社会溃败”，在博客中国做客中国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如何重建社会研讨会上的发言，2009年2月26日
[65]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视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348页
[66] 参阅中纪委机关报：2015-09-24）
[67] 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68] 李长春在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八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的讲话，人民网，2011年9月20日
[69]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7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71] 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
[72] 转引自《卡尔·雅斯贝斯文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81页
[73] 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载于《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75] 王岐山：“中国要成为世界最好恐怕还没吃够苦头”，搜狐新闻，2011.09.16
参考文献：
[1][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2]《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3][澳]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潘泓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4] 郑永年：《中国知识的重建》，东方出版社，2018年
[5][美]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李雪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Rebuilding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Abstract: To live in the universe dominated by the law of material movement, man must master two kinds of knowledge, that is,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med in objective cognition and human knowledge formed in subjective cognition. Human knowledge is the Noumenon of culture and the cornerston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The creator of culture combines wisdom and power to establish his spiritual discovery as the knowledge of a person of faith, and to gu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group from an animal to a human being. People grow up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become people with a certain Identity：Chinese、 Westerners……. The noumen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knowledge that narrates the gentleman's belief. Since the Opium War, th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True subset” of the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their true selves, and have developed Morbid self-consciousness such as self-loss, self-misunderstanding and self-lossing, has Seriously affected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to construct the social sci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people, and to reconstruct th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which bears the Chinese culture. “Knowledge and power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question: Who Decides what knowledge is? Who knows what should be decide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question of knowledge is more dominant than ever before.”.
Key words: human knowledge, self, culture,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Jia L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Tsinghua University (reti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