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梁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40 次 更新时间:2023-08-08 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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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梁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我们需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其生成之道?这一追问引导我们思考孔夫子和马克思,思考古今中西,思考中国与世界。

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所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种文明的生发,离不开扎根于本而溯流于源。本者,社会生活实践是也;源者,文明传承是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乃是中国当下的具体实际和建设实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则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既包括从先秦开始的古代传统,也包括自19世纪中叶以降逐步形成的近现代传统。

扎根于本而溯流于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正相应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乃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第二个结合”做了深入阐发。他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面向未来,我们将通过“结合”,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事因缘。历史地看,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如何正确处理孔夫子和马克思的关系,便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当然,这里的“孔夫子”不限于孔子本人,“马克思”也不限于马克思本人,而是分别用作指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符号。

早在1919年,李大钊就明确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无疑将我们对孔夫子和马克思的关系的理解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焦点在马克思主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法来说,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就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相形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发,其焦点在中国文化,着眼于中华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现代开展,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易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现代的赓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发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里所说的“有机统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统一,或者说,是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孔夫子和马克思的有机统一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而生命体之“新”,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不是简单地接受孔夫子,而是对它有所继承与发展;也不是简单地接受马克思,而是对它有所继承与发展。如冯契所言,“对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而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在此,我们看到了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有机统一。非创新无以连续,非连续亦无以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古今中西 和生新体

马克思主义如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入现代文明的语境,由此促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发。自然,在更广的意义上,西方现代文明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孔夫子”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马克思”代表马克思主义。孔夫子与马克思相遇,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则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孔夫子与马克思的关系,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则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或者说,古今中西的关系。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便是“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与之相随、逐渐由隐至显的“世界向何处去”。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思想政治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即如何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思想家对“古”“今”“中”“西”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近代早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道”,即伦理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是用不着变的,需要应时而变的只是技术。严复有见于器物与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相关性,批判“中体西用”说,强调一种文化(无论中西)自身的有机性,以及由此呈现出不同的整体风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不过,严复由此执着于中西的截然二分,断然否定中西之合:“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的理由是:“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诚然有见于机械之“合”不可行,然未见于“和实生物”的可能性:两物因“和”而生成新的一物,此新物自有其新体与新用,新体固非旧体,新用亦非旧用。严复以马牛为喻,容易见出“合”之不可行。为阐明“和”之可能,不妨另设新喻:调酒师将两种酒倒在一起,调出新酒。

五四时期,梁漱溟已经提出类似的思路。他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在于生活态度及意欲方向的不同,西方文明意欲向前,印度文明意欲向后,中国文明则取意欲调和的中道;而在今日,从世界文明演化的大势来看,人类处于从西方文明向中国文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我们的使命,便是在意欲方向上实现中西的含融,生发出一种新的意欲方向。这一意欲方向,梁漱溟虽然称它是孔子的“刚”的精神,但它实际上并非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旧物,而是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梁漱溟试图通过调和“中体”与“西体”来创造出新的“体”,让它兼有中西文化所原有的好的“用”,既有“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式的奋发精神,又克服了攫取外物的毛病。

尽管梁漱溟的思路流于思辨,但他在“古今中西”关系上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古今中西,和生新体,即由旧体之和而生出新体。“新体”是生之成,“和”是生之道。实际上,我们正是在类似的意义上主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最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里的“有机统一”,既是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内部器物、制度、思想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有机统一,也是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内部来自东西文明的不同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天然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文明亦有类似意义上的性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鲜明独特的文明性格:它主张,每种文明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尊重其他文明的个性,尊重自己的文明个性;既不盲目自大,以自己的文明压制其他文明,也不妄自菲薄,在其他文明的影响下失去自身个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必然主张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当我们说“互鉴”的时候,已经暗中运用镜与光的意象了,因为“鉴”正是“镜子”的意思。“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同文明闪烁着璀璨光芒,交相辉映,重重无尽,这正是生机勃勃的文明“互鉴”。而且,我们可以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传统中找到思想资源,丰富“互鉴”意象的内涵。相传,华严宗开创者法藏为了解释缘起无尽的道理,设善巧方便,做了一个“互鉴”的实验:“取鉴十面”。也就是拿了十面镜子,“八方安排,上下各一,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安一佛像,燃一炬以照之,互影交光”。海纳百川,容纳差异(而非拒斥他者),曾是大唐气象,亦是任何一种活泼泼的文明应有的气象,是世界文明新形态应有的气象。实际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尝不是中华文明传统与西方文明传统互鉴交流的积极成果。

与“互鉴”意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主导冷战思维的免疫学模型。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是一个被免疫学模型主导的时代,这个模型在内外、友敌、自我和他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而冷战也遵循了这种免疫学模型。时至今日,免疫学模型仍然作为一种人类思维的定式发挥着作用,禁锢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隐秘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冷战思维的免疫学模型,已是当今人类“心术之公患”。如果不摆脱免疫学模型,人类走向共生共成的文明新形态是无法想象的。

开创共生共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中华民族需要自觉承担的文明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为它既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也是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值此历史变局之际,我们有理由相信,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能够再度焕发勃勃生机,为人类未来新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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