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北大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94 次 更新时间:2023-11-0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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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逝去的教授

在阳光明媚的北大校园,隐藏着许多不久前的阴影。

入学第一学期,在建校劳动中,我不慎被砖头砸了头,当时晕倒了,马上送往北医三院,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闹得班里系里一阵忙乱。

我在校医院住了几周,因此认识了历史系许大龄教授。

许的夫人与我同一个病房。每天许教授都来陪夫人,一进来,就要问:“今天怎么样?”然后坐下,说些家常。

许先生,人略矮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的外衣总不扣上,敞穿。每次进来,夫人都要说他,“当心着凉。”他就听话地扣上,一副宽松随和的学者样。

这是一个恂恂君子,无论与医生护士讲话都轻言细语,与夫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

我和他在病房里大侃,诸如:“农民起义对历史是什么作用?”、“明清萌芽的人文思想为什么后来没有真正地发展起来?”、“《红楼梦》值不值得搞一个‘红学’?”等等。

那时候的大学生,喜欢为国家开处方找良药,一股启蒙的思想浪潮正席卷全国。

许大龄是清史专家。我问他:“当今的中国人,应该算是汉唐的子孙,还是元清的顺民?”

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从元、清之后,败类增多,风气下流,这与两次异族的征服有关。

《红楼梦》里袭人的奴才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而黛玉、晴雯、司棋、紫鹃、鸳鸯这些人,有信念有感情,从一而终,是汉人风骨的传人。

许先生说:“现在不能这样提问题,都是民族融合。”

我却认为,不能抹杀一个朝代对国民性的塑造。屈原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内部的分合格局,历史授予他“爱国诗人”的美名,其实他爱的也就是楚国。而岳飞、屈原的品性,都融入了“大中华”的范畴。

精神的遗产,一种品格是可以超越朝代和国度传承的。在元、清朝代所铸造的奴才品性,也会超越时光而传承至今。

当时启蒙派有一个观点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为什么是一个不可崩溃的体系,超稳定结构。就是说每一次破坏都是重复建设这种体制。

记得这好像是金观涛提出的。有一套“启蒙丛书”,当年风靡校园。每一本都很薄,主要是一些观点的构架。提供新的思维模式,在当时很有开拓意义。

这也是我和许先生讨论不完的话题。这种话题就在眼前的现实里,使得历史和理念都变得鲜活。

出院之后,我成为许先生家的常客。令我意外的是,他住在低矮的平房里。拥挤黑暗,还有屋漏。

许先生说:“原来北大教授们的房子,都让给学校的工人阶级住了。”

不久,上面又让许先生家重新搬回原处。许先生说:“我们住惯了。工人同志人口多,让他们住那大房子吧。”

但这是“政策”,有人来监督执行的。那家工人骂骂咧咧地,只好又搬了出来。

许先生一家搬回去后,见房子被损坏了不少,楼梯上的扶手有斧砍的痕迹。帮忙搬家的学生都很生气。

他说:“算了,别吱声,人家心里有气,才拿这房子出气。”

许夫人告诉我近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北大应邀组团赴国际学术会议,因为安排开车送机场的那位司机“心里有气”,故意“晚点”,几位学者都没有能赶上飞机。对方来迎接的时候,只有一位团长走下舷梯。当官的有专车送。

庄严的北大校园内,堂皇的师道尊严后面,有着太多的屈辱和隐忍。

一个大学,不就靠名师支撑吗?师长没有尊严,名校还何名之有?

一个星期天,我又去他们家,发现许先生和他的爱人有点紧张。他们互相看了看,许先生就说:“还是我来说吧。曼菱,对不起你,我们早应该告诉你,我是‘梁效’。因为我们很喜欢你,怕你知道后,不来了,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本来,应该是一认识,就告诉你的。”

许先生说着,和夫人一起露出惭愧的脸色。

我虽感意外,但立即说:“许先生,这算什么?谁不知道,这是他们强迫的。他们要拉名家史家来充门面。这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哪里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许先生说:“不管怎样,应该告诉你。”

我说:“那年头的事,不能当真的。”

许先生说:“那天听你提起在云南被打成‘反革命’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对不起你。”

细思之,的确有些骇然。那些事只在几年前。怎么能想象,我这个因“纪念周总理”受尽迫害的边疆小工人,和那做尽恶事、高高在上的“梁效”之成员,竟在北大校园成为“忘年交”?

过去的岁月,一切竟如幻境。它是那么不真实,是荒谬的,它把善良的人们划成敌对。我们都是被摆布的,犹如陀斯妥耶夫斯基那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我自然还去他家,但许先生总有些压抑,情绪不佳。我珍惜与他们的这份情谊,这是我们的新生命。我还想向他请教和探讨清史、红学,还有民族的命运。

我们本该继续着从医院开始的欢乐笑谈,在他淡泊朴素的家里,享受师生之谊的人生妙趣。但很快他夫妇俩都卧病在床。

许先生不久就过世了。我总感到,这跟他的痛苦有关。

他是清史专家,为人谨慎厚道。所谓“梁效”,许先生只是那些被强迫加入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他照样地被赶出了教授的小楼。可是他的良心却为此饱受折磨,直至心碎。

每当想起那个夏季里,那一天,许先生在那间低矮的小平房里,那副欲言又止的惭愧神色,我就想吼一声:先生!您别再给自己顶上那么一顶罪孽的帽子了。在这社会上,多少厚颜者,干出了多少无耻的事情,却毫不赧然,依旧身居高位,堂皇有功。您这样的恂恂学者,是不该为这个历史的垃圾负责的。您从厚厚的眼镜片里,看透多少书中历史,可是您却没有看透这现实中的社会。

在校园体制中,真正令人畏惧和有所求的,依然是权力的尊严。

老师们被捆绑、打伤和侮辱,还不是真正的耻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曾被迫做自己心目中离经叛道的事情,这使得他们在学界和学生的面前永远地失去了内心尊严。

许先生给我的警示是:我绝不要做一个单纯的文化人。知识的面是广阔的,我要学习那种“如何利用我的知识”的知识。我要做一个自为的自然人和社会人,绝不能再做一个受摆布的“书中人”了。

当年我们在北大校园生活,绝少听到人们谈起“文革”的事情。

也许人们都在忙于营造春天和光明吧。到我离校后,才读到一些人们的回忆文字,揭示出北大校园黑暗时代的细节。

燕南园,未名湖幽静的后湖小区。很多居住在那里的学者入狱,挨打,被关押,劳改和死去。那是北大的黑色年代。

这才是许大龄教授难以解脱的深层原因。这是那段时期误入歧途、进入“梁效”圈子的许多学者难以自我解脱的灵魂重负。在那个头衔下面,繁衍着太沉重的罪恶。

当时我这个刚从云南过来的学生,给许先生带来了一种天真的师生之情,所以他万分珍惜。

最终,他舍弃了这个世界。也许,他明白,政治已经将他这个纤弱的书生卷进深渊。

我怀念许大龄先生。他具有一个恂恂学者的真挚性格,在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里,还能辨识出学界的清浊与歧路。

谁能料想到,在许多年后,当今占据大学讲坛的某些人们,从他们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到清浊之界,亦无耻辱与愧疚可言,他们直接就是市侩了。

逝去的一代教授是珍贵的。

历史的邂逅

暑假我回到昆明,邻居韩伯伯让人来叫我,去他家。

韩天石的爱人李阿姨是昆明医学院教务长,母亲的领导。我自幼就与他家为邻。

从我认识他,他一直是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沉默着。

一进门,看见韩伯伯很高兴的样子,讲话也爽朗多了。

他说:“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原来“上面”要起用韩伯伯了。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当副省长,一是到北大主持工作。

我马上说:“当然就是到北大去啦!”

我直言道:“你在这里受压多年,人人都知道你是‘高饶集团’的。就算到了省级领导层,你没有手下,没有人帮你,也是一个空头的职务,不过房子换大了,钱多点而已。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没有威望。

“可是北大不同,北大从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长期脱离政界也没关系。来什么人,都要看他能不能适应北大的气候。你本身就是北大出身的,搞过学生运动。有这个来历,熟悉教师和学生,你应该去北大。

“北大服不服你,就看你的个人风格,而不是看你带多少人马去。北大的人见多识广,不会计较你的历史问题的。”

韩说,他也想去北大,可是家里人不愿意到北方去。

我说:“你先去了,她们不去也得去。”

我回到学校不久,有一天,在办公楼听报告,忽然有人指给我看,黑板上写着我的名字,要我马上到 101室去。

我推开门,原来韩伯伯已经到了。他马上带我到他的宿舍去,在后湖朗润园。屋里空荡荡,桌子上放着几个烧饼。盆里泡着脏衣服。

我就帮他把衣服洗了。

他说:“你快动员她们过来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呢?”他的家属与我很熟悉。我写信去,告诉她们韩伯伯来到北大,一个人生活有困难。

而后我带了同乡马军去见他,让马军有空就过来照料。

韩天石进入北大,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有三个小段子可以一提:一是:“小韩,脱帽!”

安排新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与全校学生见面,是在冬季的长跑会上。一伙学校领导,都是棉大衣厚帽子长围巾,登上体育场上的露天主席台,从台下看,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同学中有人就喊:“小韩,脱帽!”

于是一群领导中,真的就有一个老头就脱了毛帽子,摘了围巾,光着头,在寒风中露了真相。台下报以一片热情的掌声。

又有喊声:“戴帽!”“行了,别感冒了。”

这就算是通过了。

二是:“老头开门!”

新来的书记韩天石要在办公楼礼堂作报告。那天,有些同学早去了,见门还锁着。

一会,一个穿大棉衣的老头来了。同学以为他是管礼堂的工友,就说:“老头,快去拿钥匙来开门!”

那老头转身就去了。一会,有人拿了钥匙来开了门让大家进去。

等到作报告了,一看,那老头正在台上,就是韩天石书记。

三是:“看什么看?出去!”

有一天,一个老头摸进北大女生楼来,东瞧西看。正在瞅着,一个女生问:“找谁?”

他说:“不找谁,看看。”

女生火了:“看什么看?出去!”

老头就乖乖下楼走了。

后来开大会,女生一看,被她们轰出去的那老头就是这位韩书记。

对于中央领导人,北大人当时昵称为“邦邦”,每天在女生宿舍里都可以听到爱娇的声音:“看,邦邦又在……”我一开始听到,还以为她们说的是一头大熊猫呢。

后来我的惊异消失了,也满口地“邦邦”。这就是北大人的境界和情感方式:不仰视,以轻松的语气来表示信任。

所以后来在天安门前会出现“小平你好”的床单标幅。

而当年,为了“邦邦”之逝,北大人亦遵从自己的感情踏上了街头。

韩天石进校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显出了他的气度和宗旨。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但值得一表。

那天,如果不是我到他家去,听到他在那里发火、骂人,也不会知道。

77、78级学生,大男大女居多,有的已婚,有的正当谈婚论嫁时。于是在周末和假期,学生宿舍常有“鸳鸯”寄宿。同学们相互成全,渐长此风,有几幢男生楼最为嚣张。

有一个夜间,灯熄人静后,学校人保组突袭宿舍楼,捕获了不少梦中鸳侣,连夜带到人保组,让他们写了检查。翌晨,这些颜面扫地的大龄学生回到课堂,等待着令人沮丧的处置。

不料此事泥牛入海无消息。

原来当人保组将“战绩”报告校党委,韩天石勃然大怒了,说:“这是糟蹋人才!北大自己给自己抹黑。”当即下令:立刻把那些“检查”全数销毁,也不许将这些学生的姓名通告给系里,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这令我想起历史典故“摘缨会”。学校这一片苦心,保全了多少大龄学子的尊严与人格;其中又有多少英才人杰,将会为国尽力。

经历过大半人生的压抑磨难,韩天石对我们这批学生是怀着感情与期待的。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韩来到北大就任,有力地推动了80年代的北大,使之顺利地进入一个开放活跃、朝气蓬勃的新时期。

还有一件事:韩的儿子来到北大学校办公室,要求解决住房。恰巧韩天石那天到校办去有事,碰上了,大怒,立命其子离开,并嘱北大校办,“不要搭理”。

韩回到家中,余怒未消,又向家人说了一番,表示对此类事情深恶痛绝,不许家人到北大索取任何条件。

直到毕业,周围的人们并不知道我与韩天石有这层深远的关系。这与我的家教有关。父母总是教育我们:当别人落难的时候,不可冷淡;而别人高升的时候,自己要保持距离。这也是一种洁癖吧。

我决定,不让班上和系里知道我与韩的关系。

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和他都正在面临新的难题,不要相互影响。

尤其是我,不断地受到一些困扰,自己就是一个“多事之身”。

因为我到他们家去得太少,韩伯伯经常表示不满意。我借口说功课忙,往朗润园那边跑一趟,很费时间。

韩伯伯希望我能够多来,陪陪他的家人。她们从昆明初来,很不习惯;同时他也想听听我谈校园的情况。

那年“五一”节,韩伯伯的小儿媳分娩。我们是儿时一起玩大的,她丈夫远在武汉上学,深夜只有我守在医院产房陪她。早上我走进教室,伏在桌上睡着了。班里人却把我与另一位夜不归宿的男生联系起来,令人哭笑不得。

逢到周末或节假日,在韩伯伯家吃饭时,北大有人来了,我会避进他孩子的房间去。他们家的人以为我忽然变得多虑。因为我自幼都是大大咧咧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有一个下意识:韩伯伯来到北大,和我这个从小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相遇,这只是极小的事;而我和他,都要为与一个大时代的邂逅作好准备。小邂逅必须服从于大邂逅。

1981年,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中,以韩天石为首的北大诸领导,为保护学生的竞选,保护学生与北大,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

在竞选中,韩天石急切希望了解同学中的情况。我也有很多焦虑的事情要请教于他。我们这种“知根知底”的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因为是“地下”的,故没有对他和我发生负面的影响。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我们共同保护着北大。

在当时,保住北大,就保住了以胡耀邦为首的整体格局,和全国的开放势态。

在那个时代,起用和召集起一批保持着纯洁的理想力量的干部,使中国政坛大有起色。北大的另一位校领导马石江,也是从“一二·九”运动过来的当年学生骨干。

人们都说,北大的领导难当,韩天石和马石江他们,是少有的没有以“下台”姿态离开北大的一届领导人。

八九后,我远走海南。韩天石以“中顾委”官员的身份视察海南,提出要见我。原来,他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

相逢备感亲切,我们回忆了自昆明到北大的愉快往事。

记得我当时带了一盒参茶去,韩的后续老伴严肃不收。韩伯伯笑道:“你不要,我要了。”一把接了过去。

我说:“我又不是官员,我是从小在韩伯伯家吃饭长大的。”在场的人们笑了。

最后一次看望韩伯伯,是在北京翠微路他家中。他依然生活简朴,特意备了一盘葡萄招待我,要我讲讲外面的情况。当时我向他提到一些问题,他叹道:“现在我们这些人说话不管用了,还不如你们呢。”

另一位马石江书记,退到档案馆,也很式微。他们的处境令我感到茫然。我们这代人与主流政治失去了一种天然性的挂钩。

韩伯伯在京逝世,消息传到昆明,令我追忆如缕。

韩天石,东北人,因日寇入侵,流亡到北平,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到延安。他的婚礼是集体的,与我的另一位恩师韦君宜同时举行。

由于在抄没高岗的信件时,发现其中一封信,称赞当年鞍山团市委书记韩天石,韩因此受到“高饶集团”牵连,来到云南边地,在一个小厂担任副厂长。

我与他的儿子自幼同学,下乡都到了滇西盈江。因为“思想罪”,韩的孩子还被关押过。他的爱人李阿姨下乡探望孩子,曾专程到我的寨子去看望我。回来后她向我母亲唏嘘不已:“一个女孩,就住在那种篱笆编的屋子里。”

在昆明过日子,我和韩伯伯曾一起去排队买豆腐。1976年春天,韩伯伯曾顶着风险来参加我组织的“追悼周总理”大会。在我 1977年高考受阻的日子里,韩伯伯表示了愤怒与对我的同情。他那时还在受压抑。

他历尽沧桑,不改其道,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来到北大。

他一直力图将自己的道路与我们这代人的道路衔接起来。

他敢于承担风险,保护学生,遵从正义与民主的潮流。

毕业时,韩伯伯曾经对我提及,王震要他介绍一名北大女生去“写传”,他欲推荐我,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当时就回绝了。我认为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到边疆采风更适合我。

“高处不胜寒”。宫廷不是我可以去的地方。韩伯伯没有多劝一句话。他明白,我的决定是明智的。

金克木戏说时势

人的因缘,到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下子就会扯得很长。

在昆明医学院曾经有一位朱锡侯教授,他曾留学法国,是云南省的“大右派”。他的女儿新地与我自幼在学院里一起长大,趣味相投。

我们常干些彻夜不归、吟诗探险的事情。

朱伯伯与我的父亲结为知音,在压抑中相濡以沫。

1978年秋天,朱伯伯夫妇来到北大,带我去探望他的老友金克木,郑重地拜托金先生指导我。

从兹我常去未名湖后湖,成为金克木先生家的常客,时常聆听他的高谈雅论。他女儿木英与我是同龄人,坐在一起,就讨论文学与时代。

一天,他的女儿和我讨论当今文学,说起台湾小说风行。我认为,有名的《尹县长》,其实不怎么样。

金先生在一旁说道:“你何必去看那种小岛文化?”

我当时为之一振。金先生可能是勉励我,有意扬我的气吧?

但这一下打破了海外的神话,令人痛快。初开放的文坛确实有些崇尚港台的莫名之风。

我问金先生对我的小说有何看法。他说:“语言好。这是很大的优势。文学的很大一半就是语言嘛。但我看你的小说,一到要害的地方,你就跳过去了。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没发现。读者最想知道的地方,你闪过去了。我估计那就是你的真实生活,你不愿意全部抖出来。可是写小说,这就是‘文眼’,是最精彩的地方,你必须贡献给读者。”

“还有,你不会写对话。你的对话不行,太简洁,生活里没有这样对话的。对话是小说的重要部分。”

最初的几篇小说都是写我自己的生活,有回避的下意识。这个可能遏制我发展的问题,金先生看出来了。

讲到我的竞选,他说:“你是艺术的政治,政治的艺术。”

像这样“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收获,只有在金克木这样的“老”而“不老”的先生面前能够得到。

金克木的心灵可以穿透岁月,仿佛不会老。说起巴金与萧珊当年住在他楼上谈恋爱的事,他仍是觉得很逗,一阵阵地发笑。而说起现在的青年,他也没有什么距离感。

总之,什么对他都是近在跟前的事。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和不能理解的事情。这一点,使他不像同辈人那么沉重,而是敏锐,灵透。

毕业后,我常回北大,住在“北招”写作,那是原来的苏联专家楼,与他邻近。黄昏散步,便过去闲聊。

有一阵,局势有些动荡。我问他:“您看形势怎么样?会不会‘收’?会不会‘转’?中国还会倒退吗?”

我想,金先生肯定有新鲜话。果然他说开了,完全是“金克木式”的诙谐:

“你看《水浒传》一开头,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一移开,那些天煞星地煞星出世了。现在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中国的局势还会不会收?收什么?都走出来了,就要在这世间好好闹一场。”

这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只有金克木这顽皮的穿透了历史的老头儿,这博学的洞察世事的活泼精灵,像“金”克“木”一样,参透书里书外的大学者,才能说得出来。

相比之下,人们常说的“放飞”一词是多么平淡啊。

金克木讲话专讲“话眼”。就像泉水的泉眼一样,一旦点到,汩汩而流。他擅长于巧妙地东拉西扯,用文化来将事物移位,扩大了这个世界的空间。我曾经想写一篇《金克木的“跨文化”观》,可不敢轻易下手。

所谓“厚积而薄发”,他整个人就在一种“文化态”里,无论说、写、想,自带来一股文化气息。

每当形势使我有所感,就会想听听金克木先生的调侃。他会说什么呢?他必说得幽默深刻尖锐和有来历,带给人巨大的快感与信念。

这是巨大的文化自信所致啊!

“八九风波”后,我离开了北京,金先生一直惦念我。

《梵音》的编辑、藏族朋友桑吉扎西告诉我,金先生直到临终前,还在问:“找到张曼菱了吗?她现在在哪儿?”

我与金先生还有很多约定。他答应给我写一个书评。而我说过,我一定要突破他所指出的“文字回避”意识,我要给他看一个满意的小说。

为怀念金先生,我淘了些他的专著来看,可是那些梵文的研究,我不懂,翻开了也站在门外。

像他这样的先生,在我面前似一个和蔼的伯父,有时像一个顽童,有时像是同窗,可他其实是一个大海。海的深处我永远都不可测到,那里可能就是世界的极限。

海的博大吸引着我,看远,再看远。水面上有些碧波白帆,是他呈现给世人的风光,例如金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面的那些学贯中西的小而不小的文章。

这样壮阔的文化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恐怕是很难达到的。

那一代大师们,有时留洋,有时借居在亭子间,有时钻学问进象牙塔,有时涉足社会谈笑人生。在他们那里,知识的情趣和生活的情趣是永远融合在一起的。洞察世界,与洞察书本,对于他们已经修成正果。

在北大校园北边的楼里,金先生的家人后来搬走了。

直到如今,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隔膜,在世界,在人生,在书本与我之间,常感困惑。

先生,你是否已经知道,在你身后洪水滔滔?商场的贪婪和政坛的欺诈席卷校园。人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请告诉我,校园的清平什么时候才能再现?

季羡林“不默而生”

季先生常用戏谑的口吻说:“近年季羡林走俏。”

我认识季先生,是在他没“走俏”、我也颇不合时宜的年月。

此去三十载,相识风雨中。

1980年,北大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主竞选运动。

现在的小学生都知道竞选了,可那时,“民主”的意识甚至在北大也很可怜,人们可以忍受一个不认识的官方提名之人,却不能忍受自己熟悉的人成为“候选人”。

作为当时第一个女竞选者,我受到强烈关注。加之我个性自由,平时口出狂言,爱唱爱跳,剪了一个男孩子的“寸头”,为当时一些同学所不容,不是传统中的“代表”形象。

就在中文系 78级,我的同班人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我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正在社科院读研的男友,也与我分手了。

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看了那些大字报,矛头一时都指向一个女生,担心我承受不住压力发生意外。他曾叫人暗中跟着我夜行。

我被带到季先生的家中,受到他的抚慰。

看我大大咧咧的样子,“已摒忧患寻常事”,他就与我谈开了人生与学问。颇为融洽。

在朗润园沿湖的一楼底层,季羡林朴素无华的居室永远是“小乡镇水平”。而居室对面的那个单元里,厨房、水房、通道、住房里堆积着的书山,则属于“国家级图书馆的水平”。

毕业离校时,季先生将刚刚出版的一批书赠我,是印度史诗的译著。文字清明,有东方素朴之风。记得有我喜爱的《莎恭达罗》。

1986年岁末,电影《青春祭》在美国举办“中国电影首届新片展”,作为原著和编剧,我应邀访问好莱坞。

飞机起飞后,我突然收到先生派人送来的信。

原来,他担心我第一次到美国,万一钱不够花,或有难处,特意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

这封信是通过同机的中国民航的一位工程师,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送到我手上的。当机上人们进入睡眠时,客舱的喇叭忽然呼唤我的名字。我和代表团的成员莫不惊讶。

回国后,与他相对,他却只字不提此事。

季先生有着激越坦荡的情怀,但一生中轻易不露。

老秘书李玉洁曾说,季先生像老和尚似的,秉性活泼的我却能与他一坐几个时辰。每知我到京,先生都会兴奋地等待。

季先生非常细腻和敏锐,谈话直指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他总是对我最狂妄的思想与作为给予明白的肯定。他和我共同思索着,此“忘年”也。

季羡林执着于记忆中的每一桩珍贵往事。他曾对我讲过鲁迅,讲过胡适,和他的恩师陈寅恪。其神情谦恭无比,如师长犹在前。

他说,他们都非常爱护年青人。

北大郝斌先生曾跟我讲过他陪季老去台湾的事。

当时邀请一来,季先生马上就答应了。说明他心里有事,想去。

到了台湾,季先生就提出要去谒胡适墓。

那天,郝斌跟在他后头。季先生上前恭敬地朝着胡适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先生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如仪。

后来郝斌跟我说:“他不叫,我也是要鞠躬的。因为他在我前头,我意思得等他行礼退下,我再上前行礼。不料季老那么性急。他怕我不行礼。”

回来之后,季先生写了《站在胡适墓前》的文章。这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感情终于宣泄。

季先生是一个有心灵底线的人。大陆多年来批判胡适,季先生沉默不语。该守望的东西,他没有丢掉。

胡适最重要的名言是:“宁鸣而亡,不默而生。”

季羡林的人生,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没有沉默。季羡林的声望达到极顶,应始于北大“百年校庆”。

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宏大舞台上,季先生有壮观的表演,没有辜负观众与时机。在这个举世瞩目的场所和时段,他推出了重要著作《牛棚杂忆》。

《牛棚杂忆》忆“文革”,论视野和深度,不及巴金的《随想录》和韦君宜的《思痛录》。然而,他对人性的透视,对自己的透视,却力透纸背,令我敬服。

其中一个细节,他写自己在被工宣队监视,连上厕所都被跟着,他却坦陈,竟然为发现地上的一枚硬币,没机会去拾而沮丧不已。

知耻近乎勇。还没有人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对自己的剖析达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真挚与痛心的程度。这令人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

季先生其实完全可以只写自己“如何在看大门的时候偷偷地进行翻译巨著的工作”,给自己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面子”。可是他不放过自己精神史上这最丢人的一笔。

他把“文革”的源头直接追溯到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与鲁迅的鞭挞相衔接;这或许是比政治更加深刻的原因。

季先生从一个孤儿自幼奋发,至清华深造,留德时期备尝家国辛酸,他追随大师陈寅恪、胡适等,从不放弃学业精进和人格修养。

可是那连战火与贫寒都不能改变的风骨,在“文革”中却有此颓唐的沦落。

季先生把“文革”称为“人类悲剧”。

他继承了鲁迅的那种自我剖析精神,通过对自己萎靡精神状态的暴露,指出了国民性的贫弱,是由于体制的精神剥夺。

《牛棚杂忆》说:“我们既不研究(指‘文革史’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说真话比说谎话强。”

季羡林疾呼“研究文革史”。这使他与巴金、韦君宜殊途同归,成为中华民族觉醒之良知代表。

在国内的“文革”回忆停止出版的局势下,季羡林利用他的名人声望造势,借北大百年校庆的劲风,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史,研究‘文革’”。在别人不能出“文革”书的时候,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以轰动式的效应大批推出。

季先生此举居高而借风,可谓谋划已久的大举动。

对此他是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绝非偶然。他的书中讲到:现在国外人在研究“文革”,而中国无。这就已经证明他打破禁锢的明确意识和决心。

尊荣之际,他并没有迷失。

那些瞧不起季羡林的人,他们有如季羡林这样严肃地回忆过“文革”、剖析过自己吗?反之,有的人虽身受其害,而写起“文革”来,避重就轻,风花雪月,淡如游戏,愚下媚上,还自鸣得意。这是新的犯罪。

人总得扛住一点什么,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和校园、家国。

我带回家的《牛棚杂忆》,立即被父母亲轮流争读。

母亲说,她喜欢季先生的清淡文字,如同与朋友面谈。同为大学校园知识分子,她回味着浩劫时代自己感同身受的遭遇。

父亲则沉思道,此为有胆识之文字,应该收藏。于是放在他为数不多的案头书中。

因为这本书的坦诚风格,父亲向我详细询问了季先生的生活现状。时值中秋,我说,季先生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月饼,每略加品尝后,在月色之下,走到门前的湖前看荷花。

父亲郑重交代我:“以后每年中秋都要给他寄去。记住。”通过《牛棚杂忆》,父亲已经把季先生惦记心头,视若亲友。

后来,当我向季先生哭诉父亲逝世。他为我写下了:“曼菱无名有品无位有尊。”

如今中秋之月,留下我独自守望。古人云“代无穷已”。倘若没有了这些人间的情节,那一轮满月之辉亦无意思。望月,乃是望人生,望别离,望期冀。

先生逝后,托人转交与我一幅“天高秋月明”。原来先生也如此望月,这是一种内心清明的勉慰。

北大这块风水宝地,世世代代地总要出一些忧天的杞人。然而,思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一次次的伤害,已使校园的众多优秀心灵远离尘世,渴求宁静纯和,人们不再习惯于正面交锋。现代的“杞人”已习惯于压抑式的表达。

但季羡林没有选择低调,他“百年老病独登台”,不避锋芒地成为主角。这种差异,细思之,是很多有价值的人已比他更虚弱了。

在与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见面时,季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弊端。他说,目前社会上“重理轻文”,必有后患。李岚清来给他拜年,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

他对我说过,国内的文科无院士,这是不尊重文科所致。

温家宝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现在讲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还应该加上一条:政治文明。”

在 301医院的病房中,他提醒我写《北大回忆》。他说:“应该写,值得回忆。”也是基于这种“不默”的精神吧。

有年轻人出世,把北大的老先生们一个个拎出来贬斥一通,说这个的散文不行,那个的讲话如何,意思是“北大导师不过如此”尔尔。

写此“灵性散文”的人,不知道是否了解中国和北大走过的那些沉重的道路。出身于此校园,他是否知道,北大驶过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是谁坚守在北大?是谁坚守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当献身之刻轮到他的时候,他是否能做到大师们的一二?

2007年夏秋之交,季先生逝世。

我急赴京城,携白菊与百合。一面电话遥嘱北大郝斌师兄,为我书写挽联。此时,自然而然从我心底里流出了两句苏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季羡林曾在耄耋之年涉入时代风暴,和孙子辈的学生们站到一起。风波险恶之际,他以晚年衰躯维护青年学生,可谓“擎雨盖”。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他始终不渝,曾自愿去要求与学生们一起领受铁窗之役。

记得当年对太炎先生也是人言籍籍,但鲁迅在回忆太炎先生时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朦胧诗”呐喊——谢冕

当年,最受欢迎的是谢冕老师的诗歌大课。

在我们进校的时候,中国当代诗歌,成为思想启蒙运动的前驱。

诗歌的光芒,穿透了被封闭和禁锢的民族灵魂,使得智慧和激情复活。

作为当代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谢冕立即发现和为之呐喊。

那些星星点点的,刚从全国各地冒出来的新诗,如天街小草,远看新绿,近看却“无”,因谢冕在大雅之堂上的评说,使其勃发出时代的光彩。

他对这些先锋派诗歌的敏锐、热情,令人想起“新文化运动”时这座民主的学府。在他的课堂上,舒婷的《致橡树》,还有许多被争议的青年诗人的诗歌被高度地评价和赞扬。

真正的大学,正应该打开这样的襟怀,来迎接社会的新生儿。只有这样,大学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界领袖。这是谢冕的讲课更高的意义所在。

试想,假如北大和其他高等学府对待当代思潮与文学都有谢冕这样开放、敏感和勇于接纳的胸怀,那么,文苑和学院的关系可能会打成一片,人们可以企盼一个蔚然壮观的前景。

谢冕的壮举意味着,经历多少年的禁锢之后,学院“指点江山”的雄风又重开启。谢冕是被热情追随的一位老师。同学们把他看作是新思潮的引领者,“自己人”。

学子是如此的单纯和偏激。对于初入学的我们,“课”与“人”就是一回事。记得,看到谢冕师与我们眼中的那些“顽固派”亲密无间,我们很诧异。

谢冕师告诫我们,不要太过激了,某某老师是非常有功底的,其观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五院就像一座山崖,表层有斑驳的石头,那些刻板的课程和讲义,不经教育部允许是不能动的,而内里却有着沃土与激流。

五院的水深,老师的心深。老师们以不同的类型,春风化雨,对我们这批学子,洒下甘霖。

谢冕为这春色付出了代价,不久,他的诗论就被“点名”了,一位中央领导人还找他“谈话”。一位政治要员向大学教授发出警示,这已经算是很文明很客气的了。

抗战时期,民国教育部大员视察昆明,要求教授统一口径。张奚若先生那时讲了一番举重若轻的妙语,他建议政府找一位可以放心的教授,在重庆设一个广播电台,全国的大学就用一个教授讲课,可以保证思想统一。

而在谢师他们这里,这是不可能的。

从谢冕师的身上看不出沮丧,他从来不跟我们提这个,依然是红光满面,兴致勃勃。对于渴望冲决禁区的学生,这件事只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敬意。

诗的课是在下午,经常有同学迟到。谢冕总是和颜悦色地说:“请进来。”还问:“是不是睡过头了?”他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是你同宿舍的。那种与学生同辈的感觉,令他总也不会老。

他是诗人,他就是谢冕。我们都直呼其名。你去找他帮忙的事,他总是用跟你商量的语气。他所受的坎坷不平,也很透明,也会跟你直率地讲一通。

他家里总是“谈笑有同学”。不管隔了多长时间,谢冕师家你总是径直可以去的。

毕业前,由孙玉石老师介绍,谢冕接收了我的毕业论文,并给予我一个最高分。

谢冕对于我这样自由散漫的学生尤有感慨与爱护之情。离校时,谢师给天津方面写了信,称我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品学皆优”。

当时许多同学因为“竞选”之故,遭遇分配难题,我得到这样的推荐,心底温暖。

我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除了北大、北京,恐怕都很难容你。”果然,我自从毕业,几乎尽在漂泊中度过。

百年校庆回去,循踪到了畅春园谢冕老师处,那儿正有一拨心念有之的故人在召唤我。访师会友,正是此行极乐之事。

与谢师谈天,是真正谈“天”,行云流水,无主题变奏,无师无生。谈彼此生活,谈都在做些什么,谈修身养性。

那天在座者,有同班男生友循,同届的青年评论家书磊,还有同系的神交之友秉杰。阔别十六载了,大家笑看彼此,都说“没变”。

此谓性格气质和友情仍如其人。至于增几根白发,添几丝皱纹,不过是造化小儿信笔涂鸦而已,谈不上改变什么。

谢师做东,他说:“这里新开一家杜甫草堂,我们就到那里去用餐吧。”大家欣然而往。

随着世俗对诗歌和诗情的冷漠,这支曾经攻陷城池的文学劲旅成了“闲勇”。这对于谢冕和所有的真诗人来说是一种痛苦。

在一个缺乏诗意和诗情的时代里,过急地追赶功利,来不及关心灵魂,这种生活难道就是我们所理想的吗?

谢冕当时在坚持冷水浴。我以为,他在这冷水的坚持中,还有另一种坚持。自古“高台多悲风”,诗人的命运,总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

曾经“流放”——倪其心

倪其心老师留给人很多细节的回忆。

他寡言。但有这些细节,就嵌刻出他那不同凡响的个性,不为岁月所磨朽。这使我时常会将他当作是一个同辈人。

初来上课时,倪老师讲授的尽是他个人的研究心得,非常独到,令人惊喜。使这门“古典文学”课和另一门“古汉语”课,完全地分开了。

上课的时候,只听见大家记笔记的“唰唰”声。

大约是他在流放地积压太深,我们这批老大学生就成了他的第一批知音。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他说,这不合教学大纲,还是要按照“大纲”讲,我们立刻群起反对。他看了我们一下,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真的按照大纲讲起来了。

一天,我去南校门外的长征食堂。

每当馋得不行了,我和冬就跑那儿,两人合吃一盘炒肝尖。那天冬回家了,我一个人进去,人挤,好容易找到一个空座,坐下,对面一个人在喝酒吃饭,正是倪老师。

我说:“老师你好!”

不料他把手一指,说:“我不认识你!”

我愣住了,生气地说:“你给我们上过古典文学课。”

他把手放下来,说:“哦,那是替费振刚老师代课,你是文学78的?”

这么个性格。回来我对宿舍里的人说:“怪不得当右派!”

倪老师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看学生,他的眼睛一直是看着窗外的,好像那里有什么吸引他的东西。

有一年他来参加我们的新年晚会,大家要他出节目,倪老师沉思了一下,唱起那支悲伤的俄罗斯歌曲:“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位马车夫,将死在草原。”这支歌,我当知青的时候也唱过。当时就有一种冲动,很想接着他唱下去:“车夫挣扎起,拜托同路人,请把我埋葬,不要记旧仇……”

然而我没有出声。直到现在,倪老师已经过世了,我还在懊恼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唱出来。

我记得他那忧郁而分外寂寞的面孔。那天晚上他很快就离去了。

如果当时我唱了,他就会感觉到我们师生都经历过的流放之苦,不同的历史,共同的心声。它能使师生之谊深化,令老师的表情不再那么孤寂。

倪老师也曾是北大学生,女生中自然有好事者,打听来很多他当年的风采、逸闻和厄难。

他曾经是中文系的才子,女友也是班上的佼佼者。一场“反右”使他丧失一切。我们入校之后,他才重返讲坛。

我对倪老师深怀敬意,而非同情。有的人你是没有资格去“同情”的。这就是那些为中国的进步呼喊和付出过的人。

那个年代有一句话:“别想混入右派队伍。 ”“右派”在80年代已经成为某种有内涵的荣誉桂冠,它意味着独立思考与独立人格,意味着耿直与正义。

“右派”的悲剧绝不属于个人。失去了这一批精英的中国社会,不断沦落,堕入更大更深的悲剧迷潭。所谓“摘除大脑页”的时代从此开启。

倪老师在他的同类中是幸运的,他终于回到了北大。他出书的速度是很快的,是在他被压抑的时候就写下的。很快他就带研究生了。

我们是看着他重返校园,立命安身,成家生子的。他在我的心目中可谓应了一句话:“穷且不坠青云之志。”这话我从来没有对他说出。但我心已自认定,如果一旦劫运轮到我,我会像倪老师一样,绝不易志。

当我的古典文学的试卷发下来时,我看见在“优”的下面批了两行字:“祝贺你的小说发表。”

这就是倪其心。他教的是古典,却关心到我的创作,师生的心灵如此沟通。在北大,学生出成绩,老师就高兴。而对我们这样下过乡的,倪老师更体会其甘苦。

毕业之际,我专程去拜访他。在他家的书房里,倪老师对我说,他喜欢我的小说《云》。他说:“没有一定生活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话的。这些话让人想起生活中的很多东西。”

我在新年之夜没有唱出的草原流放之歌声,终于在这篇小说里让倪老师听到了。小说写我和明失之交臂的故事,我想倪老师早一步领略到了。那是比我更加深刻和痛苦的故事。

当他知道我即将到天津去,他说:“我来找你喝酒。”

我想,我们是有一杯共同的苦酒可尝的。倪老师后来病逝,我一直认为与他嗜酒有关。

有一年,我从新疆回来,在北大的东门遇到倪老师,他非常高兴,我们站着说了半天话。我说:“倪老师,看您怎么老了很多?不像教我们的时候那么年轻了。那时候,我觉得你与我们一般大。”

倪其心老师是体格很好的人,他头发微卷,肤色黝黑,气质沉郁,很吸引女生的目光。

他豪爽地一笑,说:“这几天有点累了。没事的,冲一个澡又年轻了。”

一别经年,我来到北大勺园,打电话过去,倪老师马上说:“晚饭我请你喝酒。”那天下了暴雨,记得他来到勺园时衣服都湿了。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我儿子上大学的钱够了。”令人觉得有点太虑后事。

孙玉石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因为倪老师的遭遇,所以在安排访日学者的日程时,特意多了一个周期。然而系里同仁们的关爱并没有能够留住这位才华馥郁的老师,他还是早逝了。

之后很多年,一看到北大“反右”的文献资料,一听到那首俄罗斯民歌《草原》,我就想到倪其心老师。

一位俊雅豪迈有才的学子,一位寡言的个性独特却真挚的老师,一个终于重获事业和家庭的沉郁的中年人。也许,在他的内心里,永远是一个草原深处的马车夫。

那次我们喝酒,他说:“我儿子上大学的钱有了。”但他的内心远不像外表这样满足和宁静。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北大在 1957年被划“右派”716人,其中有 8人被处决。林昭是其中被人们所知和追悼最多的一位。

从这苦难深渊走出来的倪其心老师,他的内心里,永远有这样一座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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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长江文艺》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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