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择生与择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1 次 更新时间:2023-07-2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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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在父亲的启蒙下。

父女二人读起历史来,总是那样的激昂与投入。几乎忘记了“史是史,我是我”,直将自己比进去:遇此我当如何?

就在这激情中,凝睇了一种世界观的奠基,一种非学者化的思考。它一经由父亲启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带给我一生的滋养。这种真挚的思考也没有离开过父亲,每遇大事,父亲就会比将他所钦慕的古人,从而清出思绪。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父女二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非学者式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父亲猝然辞世。凄风寒水间,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一个人对于“生”和“死”的抉择。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有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

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的、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惟一的坚持。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日寇及我友军俱不能理解: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对死的意义,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

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做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范例。他是不会要等到敌国军队进入,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他认为羞辱自己就是辱楚国。他要自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行步着,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我们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气概,归还到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水去。回“来处去”。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是一朝为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司马迁选择“受刑”,弃政从文。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超越了所谓君主,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此可谓: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这是何等勇迈与崇高的一步啊!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

父亲曾对幼时的我,列举出司马迁最令他钦佩的三点:

一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史记》将项羽及陈涉、吴广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都是有英雄气概与作为的人,“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推翻暴秦,使历史前进,不能只看建立王朝与否。

二是民间布衣亦入其史笔。例如“滑稽列传”。

三是文学语言及优美的情思。

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样的句子,为父亲所称颂。父亲说它语言美,所表达的意境美,而用来比喻名将李广的性格,则更美。父亲还说,本来“口讷”应该是一种缺点,可是联系到李广那像桃李一样的大美而充实的行事与功绩,却反而像是优点了。

《史记》是一部民间文本的伟大示范。这不仅因为作者是被放逐与驱逐之士。更是由于:它的立场不是取媚于某位帝王,它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个人的人文立场,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经历物换星移。

《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指引后来人之路。它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在“文革”中,有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罹难。其中一部分是自尽的。亦有一部分存活者,继续他们毕生未竟之业。这两种命运都是有传统出处的。前者师从屈原。后者以司马迁为训。自然,“文革”也是有出处的,“焚书坑儒”是也。

“生?还是死?”这是莎士比亚的名句。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戏剧,也是父亲所知的。父亲曾撰文说,王子代表了西方“择生择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也有弃生取义的意识,但与东方有异。西方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国的古人有时甚至将“死”看做是比“生”更难的事情。

《赵氏孤儿》,这是父亲带我去看的第一部京戏。那时我七岁。戏中,二位忠直之士在争执。

父亲解释道:他们所争之事,是“谁当去送死,谁当留下保护孤儿,并负责将血海深冤告诉他”。于是,年老的公孙杵臼愿去死,自说是选择了容易的事。就请盛年的程婴承担“活”的重任吧。

近年来,我读吴宓教授事。吴给学生讲过一个“退麝投岩”之典,出处不明。讲出来后,父亲曾怀疑可能是吴宓先生自撰。

吴宓说,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吴宓将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关系比喻如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穷追扑杀我民族的精英。吴宓与诸多名教授跑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教学,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誓不投降。

吴宓的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这一小人生里,还要活在前人与后人之交中,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漫长和浩渺。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到人世间相逢。此时,父亲必定也来到了家中的书桌前,与我继续着儿时的探讨。

翌年的除夕夜,新岁来临,我为父亲上香,掀开窗帘,天空中烟火迸发,美丽的亮色点缀长夜。

我忽然明白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选择“龙”来做民族的图腾。

正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新旧交替的亮点,延续着一个民族的伟大道路。正是这些相距年年,相距千年的亮点,结成了一条中华龙。这是历史长夜中的一条闪亮贯通的长河,一条生动舞蹈着的薪火传递的队列。

有古有今,首尾相顾。五千年之文明延续,惟我中国也。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能为这条长龙添一枚亮甲,为这个队列增一点星火。我有幸生于其中,使生命也获得了永远不会中断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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