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在父亲的启蒙下。
父女二人读起历史来，总是那样的激昂与投入。几乎忘记了“史是史，我是我”，直将自己比进去：遇此我当如何？
就在这激情中，凝睇了一种世界观的奠基，一种非学者化的思考。它一经由父亲启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带给我一生的滋养。这种真挚的思考也没有离开过父亲，每遇大事，父亲就会比将他所钦慕的古人，从而清出思绪。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父女二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非学者式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父亲猝然辞世。凄风寒水间，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一个人对于“生”和“死”的抉择。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值得商榷。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这个偏差或许是有些故意？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
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的、别无选择的，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三闾大夫、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的。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诗人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惟一的坚持。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日寇及我友军俱不能理解：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人生自古谁无死？”“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对死的意义，中国自古已有确认之标志。虽然“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已将生乐死苦留恋的滋味体会尽致；但是，主动迎接死亡，“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的精神依然确立。
中国的高人志士们，在求生不能的时候，亦很重视死之权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做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范例。他是不会要等到敌国军队进入，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他认为羞辱自己就是辱楚国。他要自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悲吟着，高歌着，行步着，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死的原因不是“诗人”的，死的方式，却是诗人。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诗人却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我们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气概，归还到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水去。回“来处去”。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
司马迁是一朝为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完成千古史记，中国的第一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司马迁选择“受刑”，弃政从文。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超越了所谓君主，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此可谓：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这是何等勇迈与崇高的一步啊！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
父亲曾对幼时的我，列举出司马迁最令他钦佩的三点：
一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史记》将项羽及陈涉、吴广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都是有英雄气概与作为的人，“秦失其鹿，群雄共逐之”。推翻暴秦，使历史前进，不能只看建立王朝与否。
二是民间布衣亦入其史笔。例如“滑稽列传”。
三是文学语言及优美的情思。
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样的句子，为父亲所称颂。父亲说它语言美，所表达的意境美，而用来比喻名将李广的性格，则更美。父亲还说，本来“口讷”应该是一种缺点，可是联系到李广那像桃李一样的大美而充实的行事与功绩，却反而像是优点了。
《史记》是一部民间文本的伟大示范。这不仅因为作者是被放逐与驱逐之士。更是由于：它的立场不是取媚于某位帝王，它的观点不是沿袭于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个人的人文立场，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经历物换星移。
《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指引后来人之路。它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
在“文革”中，有不少著名的知识分子罹难。其中一部分是自尽的。亦有一部分存活者，继续他们毕生未竟之业。这两种命运都是有传统出处的。前者师从屈原。后者以司马迁为训。自然，“文革”也是有出处的，“焚书坑儒”是也。
“生？还是死？”这是莎士比亚的名句。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戏剧，也是父亲所知的。父亲曾撰文说，王子代表了西方“择生择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也有弃生取义的意识，但与东方有异。西方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国的古人有时甚至将“死”看做是比“生”更难的事情。
《赵氏孤儿》，这是父亲带我去看的第一部京戏。那时我七岁。戏中，二位忠直之士在争执。
父亲解释道：他们所争之事，是“谁当去送死，谁当留下保护孤儿，并负责将血海深冤告诉他”。于是，年老的公孙杵臼愿去死，自说是选择了容易的事。就请盛年的程婴承担“活”的重任吧。
近年来，我读吴宓教授事。吴给学生讲过一个“退麝投岩”之典，出处不明。讲出来后，父亲曾怀疑可能是吴宓先生自撰。
吴宓说，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吴宓将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关系比喻如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穷追扑杀我民族的精英。吴宓与诸多名教授跑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教学，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誓不投降。
吴宓的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这一小人生里，还要活在前人与后人之交中，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漫长和浩渺。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到人世间相逢。此时，父亲必定也来到了家中的书桌前，与我继续着儿时的探讨。
翌年的除夕夜，新岁来临，我为父亲上香，掀开窗帘，天空中烟火迸发，美丽的亮色点缀长夜。
我忽然明白了：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选择“龙”来做民族的图腾。
正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新旧交替的亮点，延续着一个民族的伟大道路。正是这些相距年年，相距千年的亮点，结成了一条中华龙。这是历史长夜中的一条闪亮贯通的长河，一条生动舞蹈着的薪火传递的队列。
有古有今，首尾相顾。五千年之文明延续，惟我中国也。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能为这条长龙添一枚亮甲，为这个队列增一点星火。我有幸生于其中，使生命也获得了永远不会中断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