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放逐少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96 次 更新时间:2023-07-18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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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进入专栏)  

 

“磨难喜欢选择它熟悉的家庭。”

从昆师附小毕业,我顺理成章地进入昆一中。这是当年昆明最好的小学与中学。

然而在我初三那年,有三个班被“分”出昆一中,到一个无名的与乡村为邻的学校。我即在其中。那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放逐”。

在昆明城里,一中,被无数的家长和学生看做是一个光辉的起点。一进校门,道路的旁边就是几个花架,紫藤花如瀑布一样奔流倾泻,富于青春气息。我爱坐在那里看书,流连。

教室古朴庄严,大有名校学府之威仪。

“校园”完全有园林气势,“青年湖”生机盎然,足球场绿茵辽阔。

我认为,我有资格上这样的学校。

我们一家五口,有四人是一中的学生,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

当年一中是“男中”,所以母亲毕业于昆明市女中。

父亲在他的书法作品里一直落款为“昆水华山”,就是取自当年昆华中学的校歌:“滇南首郡,桃李成荫,一堂师友,亲爱精诚。有昆水在旁,有华山坐镇,学和养,真且纯。练好我们的心,练好我们的身,此心此身,成己成人。复兴民族,猛进群伦。我们是昆华中学生。”

十二岁的我,天真烂漫之际,又有亲人渊源,便将一中当做自己的家园、依托与荣耀。

但没有任何人与我们和家长商量,突然地,在一天早上,在操场上宣布:这三个班从此离开亲爱的昆一中。

他们逼我离去,离开我从心底里喜爱的广阔校园,和真心器重我的老师。

这种伤害,当局是不予理会的。但不等于他们不明白。随三个班走的,都是他们不喜欢的教师,或病,或老,或带浓重口音讲课有障碍的。

同学中有传闻,我们三个班就是被这三个班主任“连累”了。

其实这三个班本身也是“弱肉”。并不是我们的成绩比另外三个班差,而是我们这三个班,正好都没有省里政要们的子女。

耿直热情的我,正以少年人的真诚热爱着这个社会,我曾相信一切都是按真理和无私的尺度在运作的。

我父亲到山区“支农”时,曾买了“不要布票”的布回来,我就坚决不穿这布做的衣服,还斥责父亲:“为什么买农民伯伯的布?”

父亲说人家特别准许“支农”的人买的。我还是不依不饶。

弟妹也跟随我不穿。最后是母亲将那花布偷偷染成蓝色,再做成衣裤给我们穿的。

也曾经为着打扫学校的操场,我从母亲手中夺走那把打扫家中卧室用的精细扫帚。可我还是被无情地驱逐了。我所热爱的这一切,并不能属于我,而是属于那些并不必付出多少爱意的同龄人。

我第一次羡慕起某类特权家庭出身的特殊少年来。他们可以无忧地在这全省最大最美最高地位的学校上学,以他们差劲的学习和荒唐的表现。

那一天早晨,我和一起被逐的三个班的同学,拖着一中指定给我们带走的破桌椅,步行着,走向郊外荒凉的二十四中。

这是一场噩梦。明天醒来,我还会走进鸟语花香的一中,见到那些全省最优秀的老师的。是一中,给了我在母亲学院里没有得到的那种空气,一个聪颖上进的女孩子成长时所需要的种种养分。

我一走进校园,就那样的自信,丰盈,活泼。作为一流学校的一流学生,我不能离开那儿。

可这噩梦就这样做下去了。

我是怀着嫌恶到二十四中上学的,心里怎么也不能把它当做“我的学校”。每当走过一中校门,我们这些被逐出的学生总是远看着那已不属于我们的乐园。而当那些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校门口时,我们只有闪避开去。仿佛我们是一些“另类”。

那时没“另类”这个词,但是这个范畴,这个感觉,这种歧视,却是心照不宣地一直存在于社会的。

这是人生的第一次体验,第一次意识到:随便什么风,都可以改变我全部的努力。分数与成绩,所有老师的宠爱,都不能救我,不能改变这可以随意被逐的命运。

这是糟糕的意识。它毒害了我纯洁光明的奋斗。

如何能打起精神来?我从此一直在滑坡。无论是成绩还是心情。我只是思念着那个人们不让我再进去的校园。

我是刚踏进一中就引人注目的。入学的第一篇作文“我的校园”,即被拿到高中去念。课间操时,高中的同学都跑到我们班教室门口来,围着在问:“哪个是张曼菱?”

我的作文与周记,亦常被老师批了长篇的赞语,有时甚至比我的原文还长。

在昆明中学界里颇有名气的壁报《一中青年》,只吸收了两名初中学生,其中一名就是我。我写的诗歌散文,洋洋大观地占满着一大块版面。编辑部的那些高中生都很看重我。我却化名“小黄蜂”,每周投些稿子,讽刺高中的才子。看见他们又赞叹又生气,我挺得意。

一中当时有一伙刚从云南大学分来的大学生。他们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其中一位罗老师教我们语文。

罗老师是一位丰神逸骨的年轻人,他潇洒俊朗,带着一股浓浓的书卷与人情混合的细腻、柔和、怡悦气质。中学生对师长,有的是敬重,有的是爱。对罗这样的年轻老师,爱羡居多。

多少年后,一想到罗老师,就会有这样一幅画:在一中校园深邃的绿阴里,一位身量修长的年轻人,穿着洗白了的一套学生装,手里握着一支长笛,走了过来。

当柔石的《二月》拍成电影,红遍中国的时候,我已长成。在我看来,罗老师就是萧涧秋式的人,焕发着青春之美,人性之美,真诚之美。但他同样无奈于这个无情的社会。

而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毛头,就留下了这道深心爱慕的光芒。小毛头和老师,也是可以“一见钟情”的。几乎是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戴着小眼镜,坐在第一排的我。其实,对语文老师,我可以说,我抓住他们是必然的。在“文学”方面,我早被公认为资质不凡。

罗老师加重地肯定了这个“不凡”。那些比我的作文还要长的批语,就是他用红红的细字,批在我的本子上的。每次发了作文本,我都不在教室里打开。我要等放学时,拿到校园深处的青年湖畔,去一个人静静地看,体味。那里只有远处的男生们在踢球。

全班女生也都知道罗老师对我的偏爱。她们的妒忌,愈加令我不当众打开那作文本。这有点像“情书”的味道。

这是一颗没有开放的丁香果,散发着健康而芬芳的气息。

只有一次,我也尝到了妒忌。那本来是我不屑于有的感情。上课的时候突然没有了罗老师。等代课的老师走了,女生们才说,罗老师没有病,是他的女朋友从贵州来了,是随歌舞团来昆明演出的。于是她们便都跑到罗老师的宿舍里去看。

她们回来便大说,罗老师的女朋友好漂亮,两条大辫子,给大家跳“春江花月夜”。罗老师给她吹着笛子。她们还注意到了,两人眼光一对的交流情景。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不痛快了很久。哪儿跑来的这么一个大姑娘?在我看来,罗老师不来上课,似乎应该和我打一个招呼,让我心理上有准备。

一周后,他又来上我们的课了。一下课我就首先冲出了教室,不再等待与他交流。他的目光看着我,他对我特别柔和,然而,我刚与他和解,我们就被逐出一中了。我就这样失去挚爱的校园与老师。

现在我认为,罗老师是命运派来惠顾我这个父亲远去的孤单孩子的。

这是一个被离间了“血缘与文化”双重需要的早慧之子。这种赐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起过春风化雨一般的作用。

罗老师能理解的并不仅是我的文采。有一次,我跟班主任在走廊里吵架。我看见他走了过来,站在远处。他不走近,走近难免要劝止;也不走开,他显然关心着我。后来,我听见他跟别人说我“不是没道理的”。作为一位年轻教师,这样的态度很难得。

他是第一个到郊区二十四中看望我们这些被逐学生的老师。其他的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可能认为人走了,师生的情分也断了。

“罗老师来了!罗老师来了!”欢呼传来的时候,我在同学中觉得很幸福。

他早就来了,先坐在办公室里看望了那几位与我们一同被逐出的教师。待课间操时,他才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去看望我们三个班。

同学们都有一种渴望,渴望着来自一中的爱抚与问候。这是一种类似在流放地的心情。他给予了这种抚爱。

就在那天,他在同学中看见了我,简明地说:“我要调回贵州了。到了单位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他正是来与我们告别的。

我记得,我赠予他一本吴印咸的画册,写上了:“百花不会辜负春风,雄鹰一定要飞到高山顶峰。”多少年来,无论我在乡下知青茅屋,在理发室低头扫地,我总记得对他的这个承诺。

我们一直通信不断。无论他在“五七”干校割稻,我在傣乡寨子插秧。穿越了一个个历史的波涛,依然“高山流水遇知音”。中间只见过一面。他带着小女儿到马过河开会,想到离昆明不远,就到了昆明,并从昆一中打听到我母亲的住处,找到了我。

那次我们好像去了翠湖。我将自己最喜爱的小瓷猫送给了那小女孩。现在她已经是民航工作者了。罗老师又将他的同学,云南大学的中文教师介绍给我,让他“关照”我在文学上的自修。那次见面后,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传来。

我拥有着这一根点燃的烛照,它真实温情,跃动的光焰,胜过红尘中的霓虹无数。

再说当年,“一中情结”继续伤害了我很久。

一直到中考,三个班里有几个被重召回一中上高中,我还在二十四中。初听见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一中的老师曾对我们几个“尖子”许诺过:“别气,马上升高中了,再把你们要回来。”

我以为我是必回的。一中会舍不得我。可是没有任何交代与解释。事实就是:我又必须去二十四中进行新学年的报到了。我这才彻底醒了。

没有人会为我说话,也没有人去替我奔劳。仅仅是老师们对我的好印象,远远不能救我。召回去的那几位,她们的父亲起码也是个“政协委员”。因此,她们也是需要重视的对象。

而我的命运则是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人遗忘。

我父亲被派去“支边”的时候,领导也是说,“去几年就回来。到时候,我们会派人去换你上来的。你有一家人在这里,业务又强。”结果呢,也是一去人家就再不理他。

父亲上昆明来时,也从不去什么领导家里求情。他空等过,知道就是这样了,就认了命,也不想去跟谁讲个道理。

我当然也不再朝着一中眺望。走过它俨然的大门时,仿佛走过陌生之地。在学院里,有许多还在一中的同学。我不再赧然。那几个被召回的同学,开始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和我们互相沟通,把一中每次的考试卷都给我们看,让我们还像在一中一样,保持全省最高水平。

不需要了。我们彼此间很快就不再需要了。

我已经是二十四中的人,有了二十四中的自尊心。我在二十四中也能学得好。这话,后来面对北京大学的招考老师,我说过:“你们如果招了别人,请别忘了,十年后,看看她和我。”

我真情地爱上了二十四中。这里也有许多优秀的诚恳的老师。二十四中并没有理会我开初的那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不顺。在我失落之际,二十四中欣喜地把我们这三个班当做了一种良好的建校基础。在我不认真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老师们认真不懈地教我们。

我一个一个地爱上了他们的讲课。三角,几何,化学,物理,代数,语文都是好老师。他们没有名校的派头,却一点也不比名校的名师差,无论学问,师德;以至我们给他们的代号就是:“杨三角”,“曾代数”,“高化学”,“金物理”……

那年,我作为一个落魄知青从乡下回来,在街上遇见了曾老师。他已老态龙钟,对我讲道:“那些教科书还在吗?别丢了。有空看看。”我心想,我的户口还没有上来呢,哪里还在乎什么数学?我只是点头,觉得老师可怜。

可是当高考恢复,春风再度的时候,我不由想起曾老师的远见卓识。我连忙跑到二十四中去,向各位老师搜罗了一摞教科书。

曾老师已经去世了。但二十四中的老师们却是那么热情,他们连连地追问着当年那些好学生的下落,恨不得找上门去,催促学生报考。一位教历史的孙老师就是亲自来到我家,将他精心总结的《世界历史》只用一天的时间向我复述。二十四中有位语文老师曾说过,他每天来上课,只教我一个也足矣。

当高考的分数一出来,我的下落是老师们关心的。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我的数学题全部做对,是文科考场最高分。曾老师,你们没有白教我。1978年我依然名列榜首,进入北大。我为二十四中和我自己,争了一口气。

那年,我回24中去,偶然看见了大门口的黑板报上写着:“今天放映电影《青春祭》,作者是我校学生张曼菱,请全校师生员工务必要看。”

当这部电影还在剧本阶段,在北京时,导演为设计主人公的台词,就问过我:“你在哪个中学?”我说:“你应该让她说,我是二十四中的。”拍成的电影上,女主角果然有这一句。

母校和老师,我就用这么一句话,来回报万种恩情了。对于我,这就是“衣锦荣归”。我的二十四中,你这没有围墙的学校。

你是以四围香稻为墙,以弯弯小河为界的。你与麻园和乡村为邻,鸡犬相闻,时时传入我们的课堂。

夜静人睡,远去的火车带给我们青春的遐想。那一池清水,为我们准备着漂洗衣服。最美的最能代表母校野性风骨的,是校园中央那几株腊梅了。

夜偷腊梅,是女生宿舍冬季的乐事。屋里早就攒好了用来插腊梅的玻璃瓶子。哪一间宿舍要是不让外人进去,总是紧闭房门,那就是偷得了腊梅的。也会因为妒忌,被隔壁告发,学校派人来把花枝拿走,还要上“布告栏”。

世间总有些事情是自己特别想干,却不希望别人也干的。偷腊梅花就是。如果全校都偷,偷光了腊梅,我们肯定不愿意。但是自己却强烈地要享受这种诱惑呢。

二十四中使我迷上了腊梅的风采。那淡淡的厚如腊片的小花瓣,那苍劲的不落俗套的枝干,即使是在黑暗中,暗香浮动也会把你引到它的身边。

母校的腊梅还是那么香吗?这是我们同学间总要问的话题。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父亲在我幼年讲解过的咏梅之名诗,就成了这座郊野中学给我的世外境界。这诗句其实宜于腊梅。

在二十四中,我承受着一种远离中心腹地的命运与自由。我的灵魂依附于那些稻田、菱塘、小河、杨柳与麻园之间。

在一片旷野里,一本书,一首诗,可让我往来古今。一条铁路,一片云霞,就把我与天地沟通。

人们曾用“放逐”贬斥我,我却从“放逐”而升华。

再不用因害怕谁来赶走我而心失坦荡。也不会向着高阁翘首,而扭伤我的脖颈。流云野鹤,我的骄傲不是殿堂,而是飞翔。

瞻仰历史,前见古人,后有来者。世世代代有着“被放逐”的人们,他们创造了中华最深厚的一条文化长河与精神高山。

在古往今来的“放逐”一族中,我看见自己,那位河边行吟的中学生。

小小年岁,我似已经历过了那种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心境。悲凉之美,对于我已如居家之美。在这种美里,我才能安宁,归属,信赖。我亦体验出,为什么“梅兰竹菊”为中国文人世代所爱。

我的豆蔻年华,是在二十四中的小河边做梦。醒来,看见那些复习提纲都被风吹到了稻田里头。晚霞落山,农人唤牛。我亦收拾水田上漂浮的纸片,从河埂上回宿舍。而每当我从学校回家,都要沿小河,过稻田,然后穿越这个菱藕清香的乡下池塘,菱角塘。

然而就在真正的“放逐”来临,我们所有的中学生都被送到边远原野上之后,在“教育”已经被人们漠视,“好学生”也几乎要变成讥讽的日子里,已经离开多年的一中忽然向我发出一个温馨的呼唤。

1974年夏天,我从插队的盈江回到昆明家中,一种社会“多余人”的感觉,使我精神灰暗。

我们都是“失业者”。我们需要到居委会去登记,等待那完全难以满足众多知青的“招工指标”。总之,回到家乡后,自尊心反而受到更多的损害。

一天,忽然有同学到我家,说,一中的老师叫我到学校语文组去“代课”。他们都记得我这个学生。一直在问,“她回来了没有?”

我半信半疑来到学校,果然语文组的老师见了我很高兴,说,现在就缺象你这样“基础好”的学生来当老师。原来是几位资深教师一致推荐我的。

一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还在寻求保持学校素质的路径。因为翌年会有“教师指标”下来,学校就准备自己特色一批人,准备把这批指标填满,以防届时被“关系”所用,滥竽充数。

于是我来到一中语文组,为初一的一个班代课,并当了班主任。生活又有了光亮。

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我的母亲和邻居也都为我高兴,觉得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人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出路。

一年到期,学校找我办手续“转正”。可是我的户口没有到来,因此耽误,只得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然而这一段经历,已经足以修复我少年人的心灵伤口。

我不仅曾经是昆一中的学生,我还被认可:是一名合格的一中老师。

当年驱逐我们的,是一个让老师们也无奈的行政命令。

而多年后在风雨中呼唤我的,却是那年深月久的园丁的深情。

初进一中我就得到了“识才”的阳光照射。而与校园情景和老师的知遇,使我对这所失而复得的中学刻骨铭心,更加认同。这就是一所名校的文脉所系啊。

昆一中,在昆明的诸多中学中,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底蕴,是“出人才”的风水地。

在知青生涯的放逐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出身母校。几年后考入北京大学,这似乎成为一种宿命。

无论二十四中还是一中,及至我后来考入的北京大学,所谓“母校”,正是那种文脉与师恩的牵连。

后记

这篇文字道出了我们从小成长环境的不公平。直到现在,老师们都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角色。看着自己优秀的学生流失,而无奈。我想会激起人们反思更多的。如果不是时代,我们是没有机会的。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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