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探寻中国治理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39 次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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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 (进入专栏)  

  

   真正的理想主义:漫漫求学之路

   问:俞老师,能否请您先回顾下您从大学到博士的求学生涯。

   俞可平:1978年我在浙江诸暨农村的生产队担任生产队干部和植保员,当时可以说是从田头爬起来就直接去参加高考了。年轻时做农民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深,后来自己研究治理,研究国家的发展战略,总是想到普通老百姓会如何想,这些政策会对普通百姓带来什么影响。这成了我的学问底色,这种情怀就是那时形成的。

   我7岁开始为生产队放牛,在学校还一直担任班长,因此从小就是孩子王。上大学之前我的兴趣一直是自然科学,就是理工科。我初中就可以自己制造土火药和土火枪,记得还试图制作过“永久磁电”。我们这代人当时特别崇拜毛主席,因为听毛主席的话,我后来转向了社会科学。毛主席说历史重要,哲学重要,政治更重要,所以我大学读了历史专业,在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念政史系,硕士报考了厦门大学的哲学系,博士到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我报考硕士时大学还没念完,没有本科学历,研究生招生办要求出具本科同等学历证明。当时绍兴师专的系主任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好,努力说服教务长给我开了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证明。给一位连专科都没毕业的学生开具本科同等学历证明,是很不寻常的,所以我一直很感恩这些老师。

   研究生期间,我改读哲学。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念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英国著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学家Harold Laski的国家理论。那个年代没有中文书可以参考,我也没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只好硬着头皮看英文书。在硕士期间我做过一件很疯狂的事。当时我在图书馆看到Quentin Skinner写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觉得这本书很好,就开始尝试翻译。我将上下两卷60多万字全部翻译出来了,而且当时没有电脑,靠手写。2017年,Quentin Skinner教授来北京大学访问,我主持他的演讲。在见面时,我告诉他,我在硕士的时候就把他的书翻译成了中文,并给他展示了当时的翻译手稿。他连连惊叹说:“Crazy story!”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硕士生居然敢翻译这么大部头的著作。

   硕士快毕业的时候,恰逢1984年北大第一年招政治学博士,我就去报考。报考过程中也有故事。我的硕士导师邹永贤老师认为,念书最好的学生应当做学问,其次的应当去做官,最差的应当去经商。他认为我念书不错,便强制把我留校了。邹老师对我很器重,一留校便让我负责筹办《政法译丛》杂志。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学政治学,便瞒着邹老师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彼时恰逢厦大成立政法学院,邹老师从系主任升为院长,新的系主任瞒着邹老师给我开了同意报考的证明材料。后来,邹老师为此大发雷霆,但木已成舟,我于是很幸运地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政治学博士。

   回顾我从绍兴师专到北大的经历,最主要的变化是学习、研究的氛围有点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师专像中学,每次上课老师会带领大家回顾上一堂课的知识,并且提问考核;到了北大,就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市场经济,学习的动力也从外部转向了内部。现在我们博士阶段的学习有很多强制性要求,是有问题的。我在参与北大学科建设的国际评估时,积极推动改革博士生强制发表论文的规定。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基本没有上过课,更没有发文章的要求,但我觉得自己的研究动力反而更强劲。博士生期间我写了十多篇论文,先后发表在当时数量极少的几家社会科学期刊上。我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任务,基本上都是自学完成的。读博士期间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其他方法很少。为了弥补研究方法的缺憾,我大量阅读了英文的政治学方法论著作,并认真做笔记。做的读书笔记最后整理成了一本书,叫作《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就是在博士生期间完成的。当时写文章、写书都没有压力,就是靠自己的动力。我现在也经常和学生讲,学习要靠自己,外部的推力并不长久,只有转换成自己的动力,才能学得进去,并真正促使自己去做事。

   在就学阶段,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大学、硕士和博士三个阶段的跨学科训练,这是终身有益的。每个学科一定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开阔你的视野,丰富你的方法。跨学科学习对我治学的影响,是永久和深远的。

  

   问:在您的求学生涯中,当时的教育对您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俞可平:我觉得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真正的理想主义,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发展都抱有纯真的理想。现在人们说“你太讲理想了”似乎变成了讽刺性的话,但当时不是这样,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以我的经历来说,有段时间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在北大做访问教授,了解到我的学习经历后建议我去学习西方政治学前沿。当时西方政治学的前沿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需要数学功底的,恰好我在大学的时候也修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于是他向赵宝煦老师推荐我去美国的大学留学,专门研修理性选择理论。当各种手续办得差不多了,事到出国的临头我却改变了初衷,我对老师说我不去美国研究理性选择理论,我要研究中国政治。我当时的想法是:凭什么大家都向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应当让外国人都向往中国。我们一起努力,完全可以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世人都向往的国家。我当时认为,要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所以我要投身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我因此也改变了博士论文的选题,从《理性选择理论》变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框架》。

   第二点影响是进取精神,就是始终奔向既定的目标,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多的困难,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我在绍兴师专读书的时候,因为校舍不足,我们甚至住在刚腾出来的监狱里。那时培养了我积极进取的精神,就是不怕任何困难。现在我常和学生讲:“在45岁之前都不要提什么困难,因为即使一切归零,亦可从头再来,怕什么呢?”大至人类,小至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山海皆可平!

   第三点影响是良好的师生关系。就是老师对学生负责任,这一点很重要。老师尽心尽力,在学术的成长、人格的提升上为学生提供帮助,这是根本,对学生将大有裨益。现在的师生关系有些扭曲了,需要规范和纠正,对教师和学生双方来说都如此。

  

   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孜孜以求解中国治理之谜

  

   问:您为何会选择治学之路,有什么契机吗?

   俞可平:我对治学和研究感兴趣,是因为我喜欢解谜。我从小就有很多传奇故事。我也很奇怪,所以我对谜很有兴趣。

   我个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改革开放前,我在生产队干活,每年种两季水稻一季麦子,起早摸黑还是非常贫穷;改革开放以后,突然大家就变得富裕、国家也变得强大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谜!我想去研究、探索背后的原因。为什么同样一批中国人,在同样的土地上,突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改革之谜底,就是治理变迁,这是我直接关注治理的原因。我在20世纪90年代就承担了一个重大的国际合作课题“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迁”。我是课题总负责人,课题组成员有孙利平、邓正来、王逸舟、刘军宁等,这些成员后来都成为国内的知名学者。一些国外学者也参与了课题,他们把治理理论介绍进来。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分析中国变化的分析框架,所以在90年代末主持翻译了《治理与善治》,把治理理论正式引进来。

   当然,我走向研究之路还是我的个性特征使然。我崇尚大道直行,耿直不阿,讲话不拐弯,官场和商界都不太适合,做学问比较适合。对我来说学术就是自由。做学问可以挑战自己的智商。其他的事情都有限制,但学术的道路是无限的,因为可以揭开无数学术之谜,享受学问,享受人生。我有很多爱好,飙车、游泳、射击、爬山、打球、下棋,我都很喜欢,有些还玩得挺不错。例如,爬山跟得上我的恐怕不多,即使年轻人也很少跟得上我;游泳最后的35米我还保持着一口气潜泳的习惯。我是一个喜欢探索、喜欢挑战自我的人,这与做研究的逻辑是一样的。

  

   问:如果说解谜是您的治学动机,那您认为中国治理有哪些谜呢?

   俞可平:新近出版的《权力与权威》就包括我要探究的一些谜。第一个谜是“亚里士多德之问”。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很多学科,但他很明确地断定,政治学是“主要学科”“最高学科”。这究竟是为什么?要是我说“政治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必定被人讥笑。但没有人敢讥笑亚里士多德。我反复研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发现并概括出了“亚里士多德之问”:为什么同一批人、在同一个地方,有时这么贫穷,有时这么富裕;有时这么野蛮,有时这么文明;有时这么专制,有时这么民主;有时这么保守,有时这么开放?亚里士多德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产生和规范权力的政治制度。为了寻找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晚年带领一千多个学生考察了158个古希腊城邦并撰写了政体考察报告,很可惜因为时代久远只留下了《雅典政制》这本残破不全的著作。他追求的是人类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我认为这个迷底我解开了。在2020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我发表了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治不是君主制或贵族制,而是民主共和制。对这一观点,我欢迎学者们来应战。

   第二个谜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把理想放在过去,而不是放在未来?古人“言必称三王五帝”,即使欲改革也要“托古改制”,而诸子百家心目中最理想的都是周朝的政治。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为什么?西周的政治究竟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让孔子等大思想家折服?传统上,从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记载,可信的文献只有《今文尚书》28篇。我希望解开这个学术之谜,便开始研究西周政治。今年发表了《从<逸周书>看西周国家形态》,我自己觉得大体上解开了心头之谜。

   第三个谜是中国人为何如此崇拜权力和官位?辛亥革命推翻专制王朝已经10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经70多年了,为什么官本位现象还如此严重,甚至最应该讲民主平等的学术领域也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现象?为了解开此谜,我开始系统研究和反思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属性。我既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也从微观角度研究一些被人忽视却长期存在的重要制度,如谥法制度。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我找到了权力崇拜的谜底: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属性并非封建主义,而是官本主义,权力是衡量社会价值的基本尺度。

   第四个谜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小我服从大我,小家服从大家,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这不可能仅仅是单纯的价值倡导,因为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制度约束,人们不可能让家庭的私人利益自觉地服从国家的公共利益。那么,究竟有哪些制度在塑造着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它们又是怎样塑造中国的家庭国家、个人集体,以及私人公共关系的?我发现,中国传统的株连制度、保甲制度、荫庇制度和丁忧制度,都在塑造并强化着家国同构和忠孝一体的制度与价值范式,并从实质上打破了私人与公共、家庭与国家、社会与政治的边界。正是这些制度,塑造了中国人的个人集体、私人公共、家庭国家关系模式。我选择其中的丁忧制度做个案研究,基本上可以解开我心中的谜思。

  

问:解谜应该算是您走向治学之路的直接动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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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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