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文明史视域下的经学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22 次 更新时间:2023-05-21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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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苏东  

 

从先秦文献的记载来看,周代贵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经典密切相关。在享燕、大射、乡饮酒等各种仪式中,他们耳闻《诗》乐、目赏舞容,揖让周旋之间皆有礼典可循。在朝堂论辩、外交折冲等各类公私交往中,他们援引《诗》《书》,出入坟典,质文相倚,信而有征。因此,晋大夫赵衰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这类知识逐渐被视为贵族必备的文化素养,也成为王官教育中普遍传习的公共知识,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过,这种公共性随着王权式微而逐渐瓦解,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故而不切”的经典面临散亡的危机。

作为古典文明之根柢的经学

在孔子“信而好古”的精神感召下,一批“先进于礼乐”的布衣之士成为经典传承的中坚。面对“古今异情”“治乱异道”的质疑,他们坚信瞬息万变的世界背后总有恒久不变之“道”存焉,圣人体悟此“道”,并通过对古老典籍、仪式的重新编次,将体道之心灌注其中。这些承载恒久至道的文献就是儒家所宗之“经”。至此,一种新的知识观念开始形成,并孕育出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读者需要穿透文辞或仪式的表面,去体会圣人不便书写的微言大义。“辞”与“意”之间被划下一道鸿沟,只有在富于经验的师者引导下,才能找到沟通二者的桥梁。“师法”由此成为传习经典的不二法门,而“经”的范围也最终扩充至“六艺”。

西汉初期,长期口耳相传的“师法”出现书面化浪潮,经传撰作的传统由此开启,并衍生出传、注、训、诂、说、记、论、通、章句、述议、义疏、正义等纷繁多样的体式。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经学被确定为官学,太学、课试等教育和选官方式逐渐制度化,追求文本准确性的“石经”“定本”等文本形态和观念随之形成。在皇权的推动下,刘向、刘歆父子建立起以“六艺”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晚周以来驳杂多元,甚至互相诘难、不容两立的各种知识、学说在这个新体系中各安其位,中华文明崇儒而多元的基本格局就此奠定。经学不仅构成古代士人的基本知识储备,更深刻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宗经”“征圣”的观念深刻作用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甚至医药、数学、天文、地理、水利等自然知识领域,并与佛教、道教等宗教相融合,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此外,经学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随着“四书五经”及其阐释体系在东亚地区的流传,更构建起以汉字为载体、以儒学为归本的东亚文化圈,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作出了卓越贡献。

现代学科体系下经学的失焦

经学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玄学、佛学等多种思想的冲击,自身也分化出若干学派,但最大的冲击无疑来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张之洞在京师大学堂“奏定章程”中,曾将“经学”奉为八科之首,主张“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但这一强行嵌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学科,很快就因其不合时宜而遭废黜。民元革命后不久,经学全面退出大学、中学和小学教育。与此同时,一种新的经典观随之兴起,其代表作是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从“六艺”到“十三经”,历代经目虽然不断演变,但其所指经籍及师法、传注始终是明确的;而朱先生所言“经典”,不仅扩充到《史记》《汉书》、诸子、辞赋等别部文献,而且没有明确的范围,“经典”成为人异言、家殊说的日常知识。当然,这种新的经典观最大的变化,在于隐藏在“经”文背后的“圣人”被彻底消解,文献必须通过其自身的文辞之美、史料价值或思想魅力赢得新的读者。经学已亡,经典复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论语》《孟子》成为文科大学生必读的文化经典,《诗经》《左传》被列入中文系文学史课程的必读书目,《周易》《礼记》成为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案头参考,而《尚书》《左传》则成为历史系上古史学习的基础门径。群经在新的学科体系下重新找到归属。

不过,经过百余年的学科发展,这种新的经典观以及大学分科体系的弊端也日益显露。首先是大量传注、疏义被视为对经典的“歪曲”“臆解”而被抛弃。当代出版史上有一个现象颇值得玩味,作为古籍出版的龙头,中华书局很早就确立了“清人十三经注疏”的选目,并持续整理出版,如今已蔚为大观;但更具经典性的“十三经注疏”却长期只有影印本,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事实上,清人注本更关注字词训诂、名物考证、制度梳理等文本层面的考证,更贴近现代学术对“注释”的理解和需求,因此更容易被现代学术所接纳。而《五经正义》植根于“守注”“应敌”的六朝义疏学传统,其“疏不破注”的立场在现代学术观念下显得迂腐可笑,其辨核异同、贯通群经的编纂理念也常常失于牵强,受到冷遇,在所难免。不过,经学的特殊性正在于它一方面强调“经”恒定不变,另一方面却始终致力于建立新的阐释体系。历代学者总是试图从经籍中发掘适应时代需求的经义,也尝试将新兴知识、观念融入对经籍的阐释,因此,经籍虽恒久不变,经说却历久弥新。更何况,由于写钞、传刻等各种原因,经籍在文本层面出现大量异文,由此孕育出版本、校勘学的精益求精。因此,日本学者野间文史说:“经学乃中国古典中之古典,是中国最具有顶尖头脑的人,横亘二千年,长久以来倾其精神魂魄而完成的结晶。”这里所谓“经学”,主要就是指经传注疏。其次,仍有部分经籍因难以融入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体系而一度遭到边缘化,比如《公羊传》《穀梁传》《仪礼》《周礼》等。当然,随着经学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事实上,以古希腊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为核心的“古典学”构成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知识基础,并最终催生出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理念。因此,西方著名大学至今仍大多设有专门的古典学系,不仅各专题研究得以延续,而且在理论层面多有突破,成为人文学科方法论革新的重要平台,足见古典知识并不因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失去其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对于古典知识的充分理解和创造性转化。这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尤为重要。

跨学科视域中的经学研究

近三十年,经学研究的面貌已发生很大改善,在经学史、经学思想、经学制度、经学文献学等领域都出现了不少代表性成果,也出现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儒学史》等贯通性著作。此外,徐兴无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制度研究”等经学课题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经学研究》作为专业集刊,在学术界取得较大反响;北京大学新创办的《传统文化研究》也将“经学研究”设为重点栏目。不过,当前的经学研究大多关注经学内部文本、思想、制度的变化,在跨学科的文明史视域下围绕经学整体文化价值展开的宏观研究尚显不足。比如,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先秦儒家对数术知识兴趣不大,将其视为小道,但战国数术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乐律、历数、天文、月令等领域取得大量实质性突破,受到知识人的广泛关注。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刘歆、扬雄、班固、郑玄、蔡邕等汉儒从不同的角度,将传统经籍与新兴知识加以整合,由此形成的系列经说不仅重建了“六艺”知识体系,也改变了数术的文化地位。拙著《汉代洪范五行学》以“一种异质性知识的经学化”作为副题,就是希望借此促进经学史与其他门类知识史之间的交叉研究。此外,即便在传统四部学问之间,也应加深交叉研究,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作者”“诗人”“文采”“义法”“隐微”“比兴”“讽喻”“言志”“缘情”等大量诗学、文章学概念都源于战国秦汉经传说解,这些概念最初如何形成?在从经学到文学的理论旅行中意义发生何种转移?这些问题都有待系统研究。

此外,当前的贯通式研究多以经学史角度切入,力求从历时层面梳理经学形成、演变的过程,缺乏系统提炼、阐释经学形成原理、传播机制、阐释向度、知识体系、社会功能等问题的理论著作。事实上,经学的形态在历史上本就是不断变化的,只有经过现代知识体系、学科范式的洗礼,才可能重新焕发生机。清末民初,曾经兴起过撰写经学理论著作的风潮,出现了皮锡瑞《经学通论》、陈延杰《经学概论》等代表性论著。但它们一方面难以跳脱清儒汉宋之争的门户纠葛,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学术范式的限制,在理论性、系统性方面存在缺憾。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应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理论体系来建构中国经学的理论框架,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当然,无论是知识类型、文本形态、文体风格、传播方式,还是思想构成,中国经学与西方古典学之间都有着重要差异。因此,应在适度借鉴西方古典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回归中国经学文献、思想、制度的自身传统,既考虑世界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也关注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才能建构起真正反映中国经学形成、演变过程与文明史价值的经学理论体系,为包括西方读者在内的当代人理解中国经学打开门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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