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与美国共处:中国中东政策的新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38 次 更新时间:2023-02-09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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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新春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中东是一种平行关系,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不支持、不对抗美国。近来中美在全球战略层面上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中间层面,战略空间相对宽松、冲突性不大,在双边层面上结构性矛盾越发尖锐。上下两层的环境日趋恶化,中间内核受到挤压,平行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短期内,中美在中东的战略选择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印太”、欧洲地区已经卷入中美全球竞争,中东何去何从,或许对拉美、非洲亦有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一百年前权力转移出现在英国与美国之间,未来中美之间会否发生权力转移,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事件。目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全方位、全球性竞争的态势日益真实。在中东,美国战略收缩,中国影响力扩大,“中升美降”的态势凸显,中美在中东的博弈渐渐由一个媒体话题演变为严肃的学术题目。中美如何在中东相处是一个真实的紧迫问题,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的因素同时出现显著变化,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要进入新阶段。

一、全球环境渐趋紧张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宣布美中关系从“接触”进入“战略竞争”时代。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对华战略竞争升级为美国的时代主题。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美俄关系处于“准战争”状态,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从未如此紧张。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称对内增强美国实力,对外构建盟友、伙伴网络,塑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路径。回顾拜登政府两年来的言行,美国遏制中国的联盟体系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同发达国家建立科技联盟,二是在中国周边构建安全联盟,三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削弱中国影响的松散联盟。

科技战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和前哨,西方发达国家是其主要合作伙伴。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技术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也是美国安全、经济和民主的可靠依托”。—方面,美国充实或新增G7、北约等传统西方联盟的科技反华功能。2022年6月,G7峰会首次吸纳印度、印尼等国家参会,全面批评中国的经济、科技政策。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立文称G7峰会是“自由世界的指导委员会”,美国还有一些人倡议将G7扩大为G12,吸纳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北约、欧盟加入。同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参会,宣布中国为北约全方位“系统性威胁”。另一方面,美国针对关键技术领域组建新联盟。2020年9月,美国倡议“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2021年6月,美国牵头成立美国一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迄今召开过两届部长级会议,就技术标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数字基础设施等议题协调立场。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次卿艾伦?艾斯蒂维兹透露,美国正在与日本、荷兰磋商一个芯片三边机制,协调对华制裁。

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包围圈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周边国家。在美日、美韩、美澳、美国一东盟等传统双边体系之外,美国频频构建新的多边体系。2021年9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在地区安全、基础设施、供应链、新兴技术等方面展开排他性合作;四国还同越南、新西兰、韩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同月,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并在数字安全等领域合作。2022年5月,美国与13个“印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瞄准贸易、供应链、基建、清洁能源、税收、反腐等领域的合作。9月,美国与14个太平洋国家和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发表“美国一太平洋伙伴关系”声明。

围绕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市场份额、意识形态等议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削弱中国影响力,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辅助机制。美国依据不同议题组织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关系,成员遍布全球。2020年8月,美国推出扩展版“清洁网络计划”,动员60国加入,想把中国技术、产品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2022年9月,美国召开首届“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规划5~10年内摆脱关键矿产领域对华供应链的依赖。美国还召开“全球宗教大会”和“全球民主大会”,这是一种更松散、更模糊的反华机制。

美中竞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全球各个地区都卷入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但是涉入的程度和方式有区别。相比之下,中东受影响较小,且是被动卷入的。从地理角度看,美国依赖欧洲、“印太”核心盟友,中东属于外围;从功能角度看,绿色联盟、“民主联盟”、技术联盟、亚太联盟、美欧联盟等,中东(以色列除外)都不在其中。显然,在美国遏制中国的三类同盟体系中,中东位列第三类,处在边缘位置。

中国方面,随着中美全球性博弈展开,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再度引起关注。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共产党领导人就认为中东属于超级大国争霸的“中间地带”,德国、日本势力可能汇合于中东,对中国形成联手包围之势。1949年后,中国要“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那里(中东)的局势,是因为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那里的问题,牵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与和的问题。从全球战略出发,我们关心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中东不再是大国博弈的主阵地,中国主要着眼于中东的市场,偶尔也借中东策应中美关系。目前,中东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中间地带”概念重出江湖。

二、地区环境相对宽松

同日趋紧张的全球战略环境相比,中美关系在中东的处境则相对宽松。在地区事务上,中美两国没明显的冲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中国维持相对中立、超脱的中东政策,中东国家鲜有选边站的压力。当然,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常有齟齬,但矛盾处于相互指责、互不配合的层次上,尚未上升到直接对抗的层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断言,尽管中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反对美国的做法,但是没直接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

从大国博弈角度看,美国战略收缩,中国战略谨慎,中美共处的空间相对宽松。2001年“9·11”事件到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中东一度处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位置。目前,中东石油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但是以色列完全有实力保护自己;中东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安全关切,但是20年来美国本土没遭受大的恐怖袭击。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份量持续下降,两党历届政府都在执行战略收缩政策。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报告说:“华盛顿的辩论不是美国要不要收缩,而是怎么收缩。如果说美国还没有决定要在中东做什么,那么美国不想在中东做什么则比较清晰。美国再也不会打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了,也不会全面重塑中东社会了,更不会承担治理中东的责任了。奥巴马曾说:“美国没有能力治理中东,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中东对美国特别重要,美国也没有办法改善那里的形势。”近10年来,美国没有主导叙利亚、也门、利比亚战争,对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等重点国家的帮扶也意兴阑珊。中国方面,尽管对地区形势的关注度、参与度均有增加,但是没有实质性介入任何一场地区危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进程、维也纳会议,关于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巴黎会议、巴勒莫会议、柏林会议,关于也门问题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等,中国要么没有参加,要么没唱主角。因此,同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相反,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中美对战略空间的争夺。

从地区国家角度看,地区国家不想看到中美战略竞争,不愿意选边站,而想在大国间维持平衡,增强自己的自主权。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围绕美苏竞争形成两个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中东,阿拉伯国家根据美国的偏好分为温和伊斯兰国家与激进伊斯兰国家。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崛起,同沙特、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各领风骚。这些地区强国既不围绕美国偏好站队,也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在美、欧、俄、中、印之间寻求新平衡。美国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但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上升,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完全押注美国。以阿联酋为例,同中国、印度、韩国、法国、日本的关系同步强化。2021年,中国是阿联酋第一贸易伙伴(756亿美元),印度第二(610亿),日本第三(370亿),而印度、日本又是分别是阿联酋最大出口目的地。2021年12月,阿联酋购买美国F-35战斗机的谈判破裂,当月与法国签署190亿美元军购合同,第二个月同韩国签署35亿导弹购买合同,第三个月宣布购买12架中国L-15训练机。虽然这些军购不能取代F-35,但阿联酋安全多元化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欧盟、联合国、北约都有卷入,美国并未发挥主导作用,中东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多旗鼓相当的主角。日益多元化的地区格局,消减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区动力。

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中美在中东的利益大体相似,矛盾点少、矛盾程度较轻。2011年,奥巴马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为能源、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保护以色列安全和推动巴以和谈。10年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仍然是这4个领域,没有变化,且鲜有争议。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巴以和谈等,也完全符合自身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几乎完全重叠。美国兰德公司报告直言,中美在中东多数领域利益一致,若美国仅通过大国竞争视角看中国,会错失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美国要保护自己的中东盟友,主要是维护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中国实行不结盟的平衡政策,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没有敌我之分,这是中美最大的差别。即便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也并非完全对立,偶尔还有一些合作空间。如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立场差异很大,美国视伊朗为敌人,中国视伊朗为伙伴,但是中美都不愿看到伊朗成为核国家,地区稳定对中国十分重要。因此,在断续近20年的伊核谈判中,中美大体上合作多于冲突。2022年8月,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芭芭拉?丽芙在参议作证时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认为中国在伊核谈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便中美在中东有利益冲突的领域,也未有积极、主动地破坏对方政策目标的行为。利益重叠是中美能够在中东和平共处的基础。

从地区影响力的角度看,美国享有安全优势,中国拥有经济优势,中美削弱、取代对方优势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全面竞争的愿意。中美在中东影响力的性质不同,不可能相互取代,就连挑战对方的代价都过于高昂。经济上,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2843亿美元,同期美国仅从634亿美元增长到984亿美元;中国进口中东石油约500万桶/天,美国约80万桶/天。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重要性明显大于美国,这是中美各自经济结构决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安全上,2017~2019年中东采购军火1406亿元,美国武器占67%,中国占6.7%;中国对阿联酋武器出口不到美国的2%,对沙特不到美国的1%;美常驻中东战斗部队达数万人,中国没有驻军;美国在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土耳其、阿联酋拥有军事基地或设施,中国没有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拥有7个“非北约重要盟国”,中国则实施不结盟政策,没有盟国。显然,美国在安全上的影响力,中国难以企及。中国同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中东不会因为美国不满意就放弃中国,美国要挑战中国,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同理,中国也无心、无力挑战美国的安全地位。美国在中东每年开支750亿美元常规军费,相当于总军费的15%,这还不包括战争费用,而2020年中国总军费才1786亿美元。美国官方判断,中国在安全领域挑战美国的可能性很小,美国的战略优势非常突出。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副教授道安?墨菲表示,中国在中东的存在是经济方面,而不是安全,他们也没有向那个方向迈进。

尽管如此,全球战略关系紧张明显外溢到了地区事务中,影响着中美在地区事务上的态度,带来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2015年以来,随着俄罗斯跃进到叙利亚,以色列、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增多,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亦有所协调,两个阵营格局若隐若现,中国没有涉入其中。2022年乌克兰危机后,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俄罗斯、伊朗看作一个阵营,中东“小冷战”似乎又要回来了。美国学者将中国同伊朗、恐怖主义、石油供应并列为美国在中东的关切之一。2022年7月,拜登出访中东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反制俄罗斯的侵略、更好地同中国竞争、让中东地区更稳定,是我访问沙特的原因。”此后,大国中东大博弈的话题瞬间升温。

目前,这些信号还是零星、断续的,甚至是若有若无的。整体看,中美在地区事务中的矛盾冲突仍然不突出,中东事务本身不会导致中美冲突。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区事务之外,中美各自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活动日益呈现出对立甚至冲突的—面。

三、双边矛盾日益尖锐

两千多年来,贸易始终是中国与中东的主要联系,主要交易品以前是珠宝、香料、丝绸,如今是石油和工业制成品。然而,近10年来中国同中东在金融、投资、科技、武器销售、政治、安全等领域的交往日渐增多,双边关系由经济贸易主导型向综合型转换,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攀升。这种变化导致中美在中东的关系从互补向同质竞争转换,紧张、矛盾不可避免。美国并不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甚至也不认为中国能全面挑战其主导地位,但是在全球战略环境紧张的背景下,这些矛盾足以刺激美国采取怀疑、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技术领域,美国针对中国的排他性竞争愈演愈烈,混杂着经济利益、政治猜忌和安全困境等多重因素,使中美关系日益朝着零和博弈的方向发展。在经济领域,传统上美国处于产业链上游,从事能源勘探、金融、保险、设计、监管、管理、咨询等活动,中国则擅长开采、基建、生产、加工等领域,双方互补多于竞争。近年来,中国在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领域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逐渐向产业链上游位移,在数字经济、航空航天、清洁能源、军工等领域越来越有竞争力,中美经济的竞争面迅速扩大。本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但是,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让经济与安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特别是在全球战略环境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往往从政治、战略视角看待经济竞争。芭芭拉?丽芙直言,多年来美国与中东构成一个由基础设施、武器装备、高科技产品和军民两用技术构成的大系统或生态环境,现在中国要突破这个系统,美国担忧中国破坏系统的安全性,更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系统。显然,美国想继续维持这个系统的排他性,中美既争夺技术准入,又争夺技术标准,这是关于5G、太空技术、港口、武器竞争的核心,也是中美在中东最尖锐的矛盾,几乎没有调和的空间。对中国而言,必然会在保持贸易优势的基础上,向投资、高科技领域拓展,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大,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大国扩大全球影响的必然选择。中企在全球范围内签署116个“智慧城市”“平安城市”项目,中东占17个,是合作项目最多的地区。中国华为同海湾国家的11家电信公司签署5G合作协议,中东成为中国海外5G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的北斗、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在中东同台竞争,沙特、阿联酋、埃及、土耳其与中国北斗签署了数字丝路协议。在这些领域,美国明确要求中东国家选边站队。美国已经成功地把华为设备排挤出以色列5G网络,还要求阿联酋2025年前完成同样的事情。2022年7月,拜登在访问沙特、以色列期间,同两国分别签署科技合作备忘录,提出建设可靠的5G和6G网络,排挤中国技术和设备。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国家工业政策”,一反自由资本主义的教条,强化政府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作用,动用国家力量干预市场竞争,内政、经济和外交之间的界线进一步模糊。未来,中美在这个领域的冲突只会更加激烈。

在软实力领域,中美影响力此消彼长,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自然形成的结果,都构成了两种模式的竞争。因为中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外交价值观差异明显,“中国模式”影响力上升必然意味着“美国模式”下降。尽管极少有人认为削弱美国是中国中东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多数人认为中国的言行客观上侵蚀着美国的影响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均为经济援助设定前提条件,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投资银行、新丝路基金,明确表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上海石油交易市场均试水人民币计价,冲击美元霸权;针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建立了新的贸易、投资纠纷解决机制,削弱美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中国还为中东国家提供了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实现经济增长又维护政治稳定。同科技竞争相比,中国软实力的冲击是潜移默化的,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除一些技术因素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模式在中东对美国形成挑战。”然而,意识形态竞争非常敏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感情心理问题,即便是微小的量变也极易引起恐慌性反应。2022年初,“阿拉伯晴雨表”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阿拉伯人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一位英国学者感叹:“阿拉国家可能更倾向中国制度。”

在外交领域,中美基本原则迎头相撞,导致在个别地区热点问题上南辕北辙。同美国不同,中国自身未直接卷入热点问题。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走近中东政治舞台中心的新兴大国,在每一个重要问题上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国提出关于巴以冲突的“五点和平倡议”、利比亚问题的“三点基本原则”、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虽然这些倡议、原则一时难以产生实质影响,却彰显中美之间迥异的思路、做法,双方抢占道义制高点的意味非常明显。在巴以问题上,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中国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美国几乎对每个谴责以色列的联合国决议案投反对票,中国都投赞成票。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竭尽所能构筑遏制伊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包围圈,中国则坚持维护同伊朗正常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动用经济制裁、军事干预和政治孤立等综合手段,试图搞政权更迭,中国则在联合国安理会10次投下否决票,就是要反对美国干预叙利亚内政。中国没有直接挑战美国,但总是塑造美国替代者的形象,质疑美国的发展模式、干预政策。随着中国对中东事务参与的增多,中美在该领域的冲突也会相应增加。

在军事领域,美国视中东为禁脔,中美竞争一旦触及这个领域,矛盾会非常尖锐。军事安全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也是美国影响中东的主要手段。美国官员一再表示,经济是一回事,军事是另一回事。目前,美国已经认可中国在贸易、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未来也可能承认中国在投资领域的优势地位,但是美国不会放弃军事优势,并对此高度警惕,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美国划下的“红线”。英国《经济学家》文章认为,“如果中国建设军民两用港口或搞敏感技术合作,美国就会要求中东盟友选边站。”早在1999年以色列向中国出售侦察机,美国就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以色列终止与中国的一切军事合作,到目前仍然如此。2021年春天,美国与阿联酋关于F-35战斗机军售的谈判破裂,美方认为“分歧不仅是5G,阿联酋与中国的国防合作,有很多问题需要澄清”。近年来,因中国无人机价廉物美,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约旦、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都向中国购买,2017年沙特与中国协商建立无人机联合生产厂,这是全球第三个类似的项目。对此,2020年,时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在一次视频会议中说,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不能让海湾国家购买中国的武装无人机。迄今为止,中国对中东军事领域的事务参与程度较轻,美国优势突出,中美在军事领域的冲突不明显,只有个别零星事件发生。

在战略安全领域,中美都担心中东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可能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国作为现存大国,往往有过度的焦虑、忧患意识,倾向于夸大崛起国家的实力和意图;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往往急于展现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中东作为第三方,担心美国的收缩,急于利用崛起的中国平衡美国,也乐于虚张声势。美国切断能源供应线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这是中国最担心的牵涉中东的议题。美国资深中东问题专家高斯就指出:“整体而言,如果中美关系恶化,美国能够控制富油区,手里就多了一张牌。”反过来,美国也担心中东在能源上越来越依赖中国,反而成为中国手中的一张牌,海湾国家对中国能源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美国担心中国控制海湾能源技术标准,形成排他性贸易集团。

这些矛盾不可避免,若视其为中美在中东的主要矛盾,就具有战略意义。目前,中美均视其为战术性矛盾,没有改变中美各自的中东战略。未来这些矛盾若控制得当,则不会伤害中美关系大局;若任其恶化,甚至故意放大其影响,很容易上升为战略冲突。

四、关键十字路口

回顾历史,1949-1978年可谓中国与中东关系第一阶段,中国积极参与美苏在中东的大国博弈;1978-2013年是中国与中东关系第二阶段,中国的关注重心是能源和贸易;2014以来中国与中东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双边关系超越能源和贸易,向金融、投资、科技、文化领域扩展,越来越具有综合性。未来,中国与中东关系能否迈向第四阶段,从经济为主向更平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升级,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与此相对应,中美关系1949~1970年在中东是敌对关系,1970~1990年是零星协作关系,1990-2018年是平行关系。在平行关系时代,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不支持、不对抗美国,不以美国为主要考虑因素。目前,中美在全球战略层次上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地区层次上,中美利益兼容性较好、战略空间宽松,冲突性不大;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存在结构性矛盾,安全困境明显。上下两层的关系日益紧张,中间内核受到挤压、冲击,平行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仅是中美关系面对的客观环境,环境影响政策,却不能决定政策。如何解读客观环境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

美国方面,以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为标志,美对华政策已经迈过十字路口,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中美关系具有冷战的诸多特征,又远比美苏关系复杂,是否形成全球性、全方位的全面对抗,仍具有较大的可塑空间。即便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冷战,也不意味着美国会在全球各个地区、各议题上均衡分配资源,一定是因时、因事、因地而定。对于中美在中东的共处模式,美国只有模糊概念,不愿看到“中升美降”的现实,但是这对美国的威胁有多大,美国愿投入多大的资源应对,是美国国内激烈辩论的议题。

美国国内对中东的重要性和中国的中东政策具有不同的判断。第一种观点视中东为中美全球竞争的新边疆甚至是关键区域,呼吁美国停止战略收缩,重新布局遏制中国的中东战略。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视中东为仅次于西太平洋的战略重地,中东是中美西太平洋战略竞争的自然延伸;中国决心取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中美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已经是现实,只不过美国决策者不愿承认罢了。美国前国防部次长扎克海姆在题为“中国打开中东新大门”的文章中批评,拜登政府虽然承认中国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却只关注亚太,在中东给中国留下了机会。更有甚者认为,中东不仅是中美全球竞争的新边疆,而且是非常重要、关键的区域。美国若把中东拱手让给中国,中国必然藉此成为欧亚大陆的主导力量,这是对欧亚大陆主导权的争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表示,无论在实质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中东都是美中全球竞争的中心。这派观点认为,美国不能继续无视中国在中东的战略扩张,必须调整现行中东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放心搞中东战略收缩,尽快把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印太”。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美国能源独立,中东的重要性下降,美国没有必要控制或主导中东事务,只需要防范任何一个敌对国家这样做,而中东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美国应当承认,美国独霸中东的时代结束了,可以放手让全球性大国、地区大国形成新的权力平衡,美国只是众多玩家之一。中东不存在大国竞争,俄罗斯只是个搅局者,中国没有把强大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军事影响力,更何况中美在中东有相似的利益,美国最好让地区国家之间形成自己的秩序,美国管得越多,效果越差。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沃特表示,中东国家只是在中美之间玩平衡游戏,对中国打美国牌,对美国打中国牌,美国需要谨慎判断,不能因为这些国家与中国调情,美国就满足它们的一切要求。相反,若美国选择遏制中国,只能刺激中国搞军事竞争,反而会让中国成为一个真的军事威胁。美需要学会同中国共处,甚至中美之间有诸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国既要中东战略收缩,又要警惕中国增补真空。这种观点认为,能源转型具有不确定性,中东的重要性难以判断,历史上中东总是能吸引美国的战略注意力。美国资深外交官埃利特?科思说:“你对中东不感兴趣,但中东对你感兴趣。”同时,中国的战略也不清晰,是一个兼具经济、能源、政治和安全等因素的复合体,各个因素的主次、虚实、强弱变化是动态的,不好预判,只能做好两手准备。过去20年美国战略收缩太快,这个失误已经让中国、俄罗斯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未来,一方面美国要放慢收缩步伐,另一方面要构建有利于大国竞争的地区环境。这种“东张西望”的态度实际是对冲战略,看起来两全其美,其实两个目标是相互对立,操作起来成本高、风险高、平衡难。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马克?林奇警告,随着中国参与中东事务增多,当美国在地区利益和同中国竞争之间寻求平衡时,可能出现危险的误解。

同美国国内的辩论类似,中国国内对中国中东政策亦有三种观点。一是着手准备中美在中东大博弈的前景,重新把大国博弈作为中国中东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大幅提升中东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相应前移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排序,加大对中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投入。一定程度上,这是回到1980年前中国的中东政策。二是仍然视中东为重要的经济伙伴,尽最大可能避免中美在中东的大博弈。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既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和商品出口市场,也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好伙伴,可谓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生态涵养区”。中东的价值体现在其本身的经济、政治影响,而非在大国博弈中的作用。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加,客观上会削弱美国主导的秩序,这是自然形成的结果,而非刻意追求的战略目标。正如美国战争学院学者道安?墨菲所言,中国不寻求取代现存秩序、不对抗美国,但是中国建立了自己的一个体系,未来可以对抗美国。1980年到今天,中国的中东政策大体如此。三是采取对冲战略,既着眼于中东的经济潜力,也着手中美在中东的大博弈,着眼最好的,准备最坏的,是前述两种选择的折中与混合。中国在中东着手建立对冲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系,同时不对抗、挑战美国,似乎是最保险的选择,实际上成本不小、风险不低,最终可能出现“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担心对抗、为对抗做准备,结果导致对抗。无论是第一种选择还是第三种选择,都会大幅度改变现行中国中东政策。中国中东政策远离大国博弈近30多年,是否需要作出改变,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中国过早、过度为中美在中东的博弈作准备,会付出不必要的成本,加剧地区冲突的风险;若反应过于迟缓,则会陷入战略被动,错失时机;如果采取对冲战略,同样面临成本和风险问题。中国的经济影响水到渠成地转化为政治影响,自然而然地削弱美国影响,是一回事;中国以增强政治影响为出发点安排经济活动,以削弱美国主导地位为目标,是另一回事。以石油人民币为例,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60%、支付货币40%,人民币各占3%左右,短期内人民币挑战美元地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石油人民币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和沙特三边关系中的敏感话题甚至斗争焦点。美国怀疑中国与沙特出于政治、安全动机推动石油人民币,中国则认为美国基于同样的动机打压人民币。

能源安全是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中之重。目前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0%以上,中东占其中的50%左右。传统上,中国通过各种方式锁定中东石油,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然而,1973年以后的“石油制裁基“本上都是消费国对生产国的制裁,而非生产国对消费国的制裁。更重要的是,这些制裁都是美西方发动的。近10年国际石油政治博弈表明,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对中国实施石油制裁,石油制裁是融石油、金融、保险、航运、科技为一体的综合手段,只有美国有这个实力。确保中国能源安全,关键目标是美国,而非中东。中美在中东什么样的相处模式有利于中国能源安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长期以来,中国主要参与中东经济事务,未来若要着手大国博弈的准备工作,就需要调整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和资源分配。在经济事务上,中国可以做到同所有地区国家保持平衡的关系,一旦进入到军事、政治领域的深水区,这种关系几乎不可能维持。可以预言,没有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中国不会主动大幅调整现行中东政策,而会在中美互动中谨慎观察调整。如果中美能抓住机遇,作出正确的选择,则能避免两国在中东进入矛盾、冲突不断的危机管控模式;如果中美错过未来机会之窗,则会在中东倒向全面竞争。目前,“印太”、欧洲地区已经进入中美战略竞争模式,中东何去何从,或许对拉美、非洲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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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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