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中东是一种平行关系，中国的基本态度是不配合、不支持、不对抗美国。近来中美在全球战略层面上对抗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在中间层面，战略空间相对宽松、冲突性不大，在双边层面上结构性矛盾越发尖锐。上下两层的环境日趋恶化，中间内核受到挤压，平行关系的现状不可持续，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会进入一个新阶段。短期内，中美在中东的战略选择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印太”、欧洲地区已经卷入中美全球竞争，中东何去何从，或许对拉美、非洲亦有启示意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因素。一百年前权力转移出现在英国与美国之间，未来中美之间会否发生权力转移，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事件。目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全方位、全球性竞争的态势日益真实。在中东，美国战略收缩，中国影响力扩大，“中升美降”的态势凸显，中美在中东的博弈渐渐由一个媒体话题演变为严肃的学术题目。中美如何在中东相处是一个真实的紧迫问题，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次的因素同时出现显著变化，中美在中东的相处模式必然要进入新阶段。

　　 一、全球环境渐趋紧张

　　 2020年5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宣布美中关系从“接触”进入“战略竞争”时代。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直接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对华战略竞争升级为美国的时代主题。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美俄关系处于“准战争”状态，冷战结束以来大国关系从未如此紧张。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称对内增强美国实力，对外构建盟友、伙伴网络，塑造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路径。回顾拜登政府两年来的言行，美国遏制中国的联盟体系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同发达国家建立科技联盟，二是在中国周边构建安全联盟，三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削弱中国影响的松散联盟。

　　 科技战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和前哨，西方发达国家是其主要合作伙伴。2022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技术是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也是美国安全、经济和民主的可靠依托”。—方面，美国充实或新增G7、北约等传统西方联盟的科技反华功能。2022年6月，G7峰会首次吸纳印度、印尼等国家参会，全面批评中国的经济、科技政策。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立文称G7峰会是“自由世界的指导委员会”，美国还有一些人倡议将G7扩大为G12，吸纳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北约、欧盟加入。同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峰会首次邀请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参会，宣布中国为北约全方位“系统性威胁”。另一方面，美国针对关键技术领域组建新联盟。2020年9月，美国倡议“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2021年6月，美国牵头成立美国一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迄今召开过两届部长级会议，就技术标准、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数字基础设施等议题协调立场。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次卿艾伦?艾斯蒂维兹透露，美国正在与日本、荷兰磋商一个芯片三边机制，协调对华制裁。

　　 建立政治、经济和军事包围圈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周边国家。在美日、美韩、美澳、美国一东盟等传统双边体系之外，美国频频构建新的多边体系。2021年9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华盛顿召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在地区安全、基础设施、供应链、新兴技术等方面展开排他性合作；四国还同越南、新西兰、韩国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同月，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英、美两国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并在数字安全等领域合作。2022年5月，美国与13个“印太”国家启动“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瞄准贸易、供应链、基建、清洁能源、税收、反腐等领域的合作。9月，美国与14个太平洋国家和经济体的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发表“美国一太平洋伙伴关系”声明。

　　 围绕贸易规则、技术标准、市场份额、意识形态等议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拉帮结派，削弱中国影响力，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辅助机制。美国依据不同议题组织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种非常松散的关系，成员遍布全球。2020年8月，美国推出扩展版“清洁网络计划”，动员60国加入，想把中国技术、产品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2022年9月，美国召开首届“矿产安全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规划5~10年内摆脱关键矿产领域对华供应链的依赖。美国还召开“全球宗教大会”和“全球民主大会”，这是一种更松散、更模糊的反华机制。

　　 美中竞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全球各个地区都卷入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但是涉入的程度和方式有区别。相比之下，中东受影响较小，且是被动卷入的。从地理角度看，美国依赖欧洲、“印太”核心盟友，中东属于外围；从功能角度看，绿色联盟、“民主联盟”、技术联盟、亚太联盟、美欧联盟等，中东（以色列除外）都不在其中。显然，在美国遏制中国的三类同盟体系中，中东位列第三类，处在边缘位置。

　　 中国方面，随着中美全球性博弈展开，中东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再度引起关注。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共产党领导人就认为中东属于超级大国争霸的“中间地带”，德国、日本势力可能汇合于中东，对中国形成联手包围之势。1949年后，中国要“防止敌对大国控制中东，对中国构成间接军事威胁”。1987年，邓小平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那里（中东）的局势，是因为那里是一个战略要地，那里的问题，牵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与和的问题。从全球战略出发，我们关心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中东不再是大国博弈的主阵地，中国主要着眼于中东的市场，偶尔也借中东策应中美关系。目前，中东在大国博弈中的重要性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中间地带”概念重出江湖。

　　 二、地区环境相对宽松

　　 同日趋紧张的全球战略环境相比，中美关系在中东的处境则相对宽松。在地区事务上，中美两国没明显的冲突。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中国维持相对中立、超脱的中东政策，中东国家鲜有选边站的压力。当然，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常有齟齬，但矛盾处于相互指责、互不配合的层次上，尚未上升到直接对抗的层次。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断言，尽管中国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反对美国的做法，但是没直接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

　　 从大国博弈角度看，美国战略收缩，中国战略谨慎，中美共处的空间相对宽松。2001年“9·11”事件到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中东一度处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位置。目前，中东石油仍然重要，但是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中东盟友，但是以色列完全有实力保护自己；中东恐怖主义仍然是美国的重大安全关切，但是20年来美国本土没遭受大的恐怖袭击。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份量持续下降，两党历届政府都在执行战略收缩政策。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报告说:“华盛顿的辩论不是美国要不要收缩，而是怎么收缩。如果说美国还没有决定要在中东做什么，那么美国不想在中东做什么则比较清晰。美国再也不会打一场大规模中东战争了，也不会全面重塑中东社会了，更不会承担治理中东的责任了。奥巴马曾说:“美国没有能力治理中东，治理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中东对美国特别重要，美国也没有办法改善那里的形势。”近10年来，美国没有主导叙利亚、也门、利比亚战争，对埃及、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等重点国家的帮扶也意兴阑珊。中国方面，尽管对地区形势的关注度、参与度均有增加，但是没有实质性介入任何一场地区危机。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阿斯塔纳进程、维也纳会议，关于巴以问题的四方机制，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巴黎会议、巴勒莫会议、柏林会议，关于也门问题的“斯德哥尔摩协议”等，中国要么没有参加，要么没唱主角。因此，同权力转移理论的预测相反，中东地区并没有出现中美对战略空间的争夺。

　　 从地区国家角度看，地区国家不想看到中美战略竞争，不愿意选边站，而想在大国间维持平衡，增强自己的自主权。冷战期间，阿拉伯国家围绕美苏竞争形成两个阵营；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中东，阿拉伯国家根据美国的偏好分为温和伊斯兰国家与激进伊斯兰国家。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崛起，同沙特、埃及、阿联酋、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各领风骚。这些地区强国既不围绕美国偏好站队，也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在美、欧、俄、中、印之间寻求新平衡。美国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但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上升，没有一个中东国家完全押注美国。以阿联酋为例，同中国、印度、韩国、法国、日本的关系同步强化。2021年，中国是阿联酋第一贸易伙伴（756亿美元），印度第二（610亿），日本第三（370亿），而印度、日本又是分别是阿联酋最大出口目的地。2021年12月，阿联酋购买美国F-35战斗机的谈判破裂，当月与法国签署190亿美元军购合同，第二个月同韩国签署35亿导弹购买合同，第三个月宣布购买12架中国L-15训练机。虽然这些军购不能取代F-35，但阿联酋安全多元化的意图非常明显。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卡塔尔、阿联酋、欧盟、联合国、北约都有卷入，美国并未发挥主导作用，中东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多旗鼓相当的主角。日益多元化的地区格局，消减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地区动力。

　　 从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中美在中东的利益大体相似，矛盾点少、矛盾程度较轻。2011年，奥巴马把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界定为能源、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保护以色列安全和推动巴以和谈。10年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仍然是这4个领域，没有变化，且鲜有争议。对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推动巴以和谈等，也完全符合自身利益。在这一点上，中美利益几乎完全重叠。美国兰德公司报告直言，中美在中东多数领域利益一致，若美国仅通过大国竞争视角看中国，会错失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美国要保护自己的中东盟友，主要是维护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中国实行不结盟的平衡政策，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关系，没有敌我之分，这是中美最大的差别。即便从这个角度看，中美也并非完全对立，偶尔还有一些合作空间。如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立场差异很大，美国视伊朗为敌人，中国视伊朗为伙伴，但是中美都不愿看到伊朗成为核国家，地区稳定对中国十分重要。因此，在断续近20年的伊核谈判中，中美大体上合作多于冲突。2022年8月，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芭芭拉?丽芙在参议作证时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认为中国在伊核谈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即便中美在中东有利益冲突的领域，也未有积极、主动地破坏对方政策目标的行为。利益重叠是中美能够在中东和平共处的基础。

从地区影响力的角度看，美国享有安全优势，中国拥有经济优势，中美削弱、取代对方优势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全面竞争的愿意。中美在中东影响力的性质不同，不可能相互取代，就连挑战对方的代价都过于高昂。经济上，中国与中东的贸易额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2843亿美元，同期美国仅从634亿美元增长到984亿美元；中国进口中东石油约500万桶/天，美国约80万桶/天。在经济领域，中国的重要性明显大于美国，这是中美各自经济结构决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安全上，2017~2019年中东采购军火1406亿元，美国武器占67%，中国占6.7%；中国对阿联酋武器出口不到美国的2%，对沙特不到美国的1%；美常驻中东战斗部队达数万人，中国没有驻军；美国在巴林、吉布提、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土耳其、阿联酋拥有军事基地或设施，中国没有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拥有7个“非北约重要盟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