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是对章开沅治史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的治史思想的深刻总结。“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是过程与目的的统一。治史者只有“走进历史”，方能知人论事，求实存真，进而“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只有“走出历史”，实现“史学的参与”，才能真正体现史学的价值追求，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是辩证统一的，“走进历史”是进入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研究过程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要“走出历史”，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研究过程，两者互相促进，形成一个整体，统一在关注人类文明、面向未来这一共同诉求中。

　　 关 键 词：章开沅  走进历史  走出历史 

　　 章开沅先生(1926-2021)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强调治史者只有走进历史，才能理解历史，只有理解历史，才能走出历史，并以史学佳作参与现实生活，实现“史学的参与”。他一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人才培养，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是对其学术生涯的完整概括。“走进历史”与“走出历史”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是过程与目的的统一。他晚年亲自选编《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他的演讲、学术报告、学术论文等30篇，所涉论题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政治到社会、从当下危机到人类文明的未来，集中反映了章开沅对走进与走出中国近代史的深入思考。

　　 一、章开沅的治史道路

　　 章开沅，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人，生于安徽芜湖，其祖父章维藩在晚清时期辞官下海，创办益新面粉厂和凹山(今马鞍山)铁矿。在那个战争频发、社会动荡的年代，虽然家境条件不错，但章开沅却未能在一个学校接受过完整的教育，甚至连大学也只能以肄业结束。但颠沛流离的生活学习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曾将自己在川江上当船工的经历戏称为“长江大学”，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他在治学上的“骛远”性格、开放胸怀与开阔眼界，体现在学术研究中，便是不断地开辟新域。

　　 章开沅所涉研究领域甚广，但用力集中之处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中国早期现代化史、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等五个领域。纵观章开沅先生的治学生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文革”前是章开沅走上大学讲台、专心教学并结合教学工作和史学界研究热点开展近代史研究的时期。(二)从“文革”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是章开沅学术生涯的高峰，以1974年章开沅接受《辛亥革命史》的主编工作为标志，他的学术研究进入旺盛时期，章开沅也自称“这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①。他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版和发表的。(三)1990年8月，章开沅卸下校务，应邀远赴大洋彼岸，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校任教、访学和查阅资料。1994年春，章开沅旅美、旅日、访台归来，潜心开展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并运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参与现实生活，直至逝世。从走进历史到走出历史，章开沅先生的学术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职业角度看，他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是被安排的结果，“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他常戏称自己与史学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关系。“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于史学研究的兴趣”②。因此，他早期的研究工作也多半结合教学需要并跟踪史学热点，“初期的研究往往是赶潮流，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转入辛亥革命史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年秋，章开沅接待了专程从民主德国来武汉调查辛亥革命的历史学者贝喜发，他回忆说：“贝喜发来访一事对我颇有触动，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不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我决心要研究辛亥革命。”③筹备并参加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激发了他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学术担当，这一研究的硕果以1981年出版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为标志。严格意义上讲，章开沅治史并非自辛亥革命始，但辛亥革命史无疑是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成就最为卓著的领域，也是被学界广泛认可的领域。三卷本《辛亥革命史》出版后，好评如潮，国内学者认为，这是“建国三十年来有价值的一部著作，对于推动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④。海外学者也不吝赞美之词，把它看作“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⑤。这部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研究辛亥革命史离不开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章开沅提交给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与刘望龄教授合作)和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撰写的《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可以看作是他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表作，或许可以认为，早期资产阶级研究是章开沅研究辛亥革命的切入点。他主张深化对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研究须从典型人物入手，张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张謇从状元变为实业家，又投身政治与教育，时间跨度长，经历复杂，实在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⑥1963年他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1986年出版《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他主张研究资产阶级应该将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如对资本集团、商会、会馆等多做一些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将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实际。在章开沅的影响下，学术界特别是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积聚了一批研究近代商会、行会和行业经济史研究的学人，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随着对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倡导并组织团队开展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时，从现代化或近代化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学界热点，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北大学派和以章开沅为代表的华师学派。章开沅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反对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代表作则是由其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和《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

　　 20世纪80年代后期，章开沅转向南京大屠杀史和教会大学史研究。章开沅曾谦逊地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纯粹出于偶然，但偶然中却蕴含多种“机缘”，最重要的是他晚年对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注意到耶鲁神学院特藏的中国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档案和中国文献项目，《贝德士文献》便静静地躺在那里。抗战时期，贝氏担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章开沅的业师之一，其档案中保存着大量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史料。1990年，章开沅再赴大洋彼岸，教学之余，他查阅了耶鲁神学院所藏贝德士文献，并进行翻译、整理和研究，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同时，他对教会大学的研究也结出了硕果，集中在《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和他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会》中。此前，他与林蔚教授一道主编了《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开创和推进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章开沅能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绝非偶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章开沅出生、成长于一个绅商家庭。虽然没有资料表明，他幼承家学，天赋异禀，但其祖父曾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在马鞍山设立凹山铁矿，虽家道中落，但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他从事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回忆家庭对其个人的影响时曾写道：“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⑦这些当事人包括溥仪、章士钊、喻育之、黄一欧(黄兴长子)、蔡端(蔡锷之子)、郑洞国、杜聿明、廖耀湘、沈醉，等等。

　　 其次，大学时代所接受的系统的专业教育。他曾就读于教会大学，虽未完成学业就参加了革命，但仍然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基础。金陵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兼顾中外历史的完整性与平衡性和史学方法的训练，其课程构成如下：

　　 中国近世史4—6学分；西洋近世史6学分；中国断代史(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明清、金元)8—12学分；西洋断代史(1500-1815、第一次欧战后之世界)8—12学分；国别史(日本史、英国史、南洋史、俄国史)4—6学分；专门史(西洋思想史、欧洲思想史、欧洲经济史)4—6学分；史学方法(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3学分；中国地理3学分；西洋史学史4学分；毕业论文2—4学分。⑧

　　 如果我们把上述课程称之为专业核心课程的话，金陵大学历史系核心课程的学分为46—62，要把这些课程学好，相当不易，因为该系的淘汰率很高。据章开沅回忆，“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⑨任课教师多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知名教授，如讲授《中国通史》和《商周史》的陈锡祺，讲授《西洋通史》《近世西洋史》和《今日之世界》的王绳祖，讲授《秦汉史》和《近世中国史》的陈恭禄，讲授《西洋古代史》《俄国史》和《美国文化研究》的贝德士等。⑩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学生的基础与通识，也非常重视学生选课，各系都选派专门教师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如1947年秋季金陵大学文学院选课总指导为贝德士先生，历史系1947年秋季选课指导为王绳祖先生，1948年春季学期文学院选课总指导为倪青原先生(11)。据章开沅回忆，“我选过的课程，有贝德士的俄国史，世界通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金大文学院院长倪青原的逻辑学、马长寿的社会学、贝德士夫人的美国史、金女大刘恩兰的地质学等。”(12)大学时期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奠定了章开沅的学问根基，他回忆说，“金大历史系对中外近现代史的重视，与强调兼学其他社会科学课程(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两方面都堪称开国内风气之先。我一生治学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于此。”(13)马长寿教授的社会学课程，“使我这个历史系学生得到更多的启发，所以对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概念与方法我早已略有所知”，王绳祖教授“开设汤因比史学介绍讲座，使我们对这位大学者的思想体系兴味渐浓。”(14)贝德士“对学生要求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不仅参考书布置得多，Paper(读书报告)也布置得多”，正是这些严格的训练，“使我们在养成良好学风方面受益匪浅”。(15)

再次，作为历史学家，章开沅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一是基于民族的使命感。他之所以走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直接原因是由于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的触动，他投身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探讨，既是维护历史尊严的需要，也是为了驳斥日本右翼学者对日本侵华史的肆意歪曲。二是基于个人经历与身份所触发的责任感。章开沅回忆自己“决意投入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发端于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刘子健教授的一次面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