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章开沅先生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4 次 更新时间:2017-07-31 15: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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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章开沅,浙江吴兴人,1926年生。自1951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1984年至1990年曾任该校校长。198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至1990年止。1990年至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199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迄今为止,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学术研究成果甚丰,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主编,共3卷)、《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前编、续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张謇与近代社会》(与田彤合著)、《实斋笔记》,主编了《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湖北通史》、《清通鉴》等大型史著项目。此外,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

  

   由章开沅先生一手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座落在华中师大桂子山的西边,绿意盎然的桂花树环拥着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术机构。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几乎每天上午,先生都会一路散步,从家里准时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虽然从事教研已经50余年,但先生依然在继续着他永无止境的探索。2003年6月25日,在章先生幽静的办公室里,我就以下一些学术问题聆听了先生的教诲。

  

   章先生,您是国际知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据我所知,您的学术生涯也是由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的。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研究到现在取得哪些突出成就?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史已经很难再深入下去了,您认为辛亥革命史是否还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章先生:初入史坛时,我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之所以后来转到辛亥革命史是受到一个事件的触动。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说明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一个外国学者能够不畏艰辛千里迢迢来武汉研究辛亥革命,一直身处武汉的我为何不能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贡献呢?这件事情我在其它一些场合也提到过,应该是我投身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吧。当然,后来研究辛亥革命史并不限于武汉,而是放眼全国和世界。1961年,我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我更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学术领地,只要辛勤耕耘,即不愁没有收获。“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我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70年代后期,我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着手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这本书出来后,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赞誉,被称为最能体现当时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水平的权威性著作。不过,如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言,这本书只能说是一个新的起点,起点的意义要更高一些。

  

   到现在,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继我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之后,又出版了多部各具特色的辛亥革命史专著。国内外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以来,形成了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惯例,至今已举行了4届。在新时期的开放环境和开放心态下,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也比较频繁。近2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在研究主题上有了较大拓展,除了对辛亥革命的性质、社会思潮、政治运动、辛亥人物等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外,关于民间社团、市民社会、人口、自然灾害、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可以说,辛亥革命研究已不局限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了。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当然,研究的难度和起点是增高了。200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就提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现在,我还是这个观点。在发展的方向上,我主张有四点。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这个看法依然有效。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是说登山之乐,也是说治学的眼光。如此看来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已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不能单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予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点,相信辛亥学脉,可以世代绵延。

  

   魏: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分不开的,但是单纯从革命视角来研究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您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呼吁加强“集团研究”、“群体研究”,但在“群体研究”的同时,您也十分注重“个体研究”,如您对张謇的研究。请问: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如何结合?群体研究的思想给资产阶级研究以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发挥了怎样的推动作用?您似乎对张謇研究情有独钟,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吗?

  

   章先生: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所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是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的凸现出来。在早期资产阶级研究中,运用最多的是阶级分析法,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最多对其内部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我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单个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以充分展示,可以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统一性的提示更为确切和深刻,还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我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要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或者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都是要根据历史真实,以多维视角看世界。“一管窥豹”当然显示了观察者的高明,但要窥全豹还是很难的,不容易做到。

  

   可能多少是由于我的影响,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攻读过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的新一代学者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在国内是较早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目前,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20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立体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于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于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于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于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已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的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的深入可以使我们对于整个社会有着更生动的认识,如关于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近代绅商的研究对于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有着重要作用,由此探讨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及公众领域问题,将历史问题与理论思考相结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也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我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我们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在什么是“新

  

   社会史”的问题上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作为即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我之所以始终关注于张謇研究,细想起来,大概也是为这位晚清状元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所吸引。张謇的特殊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耦合性,他不仅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思想变革的基点,也可以将其作为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政治变迁、文化变迁及社会精英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变迁的观测点。我从1961年开始研究张謇,如果说张謇情结是指对这一研究的痴迷与执着的话,大概没有错。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时,我就考虑另写一本《张謇与近代社会》。值得慰籍的是在田彤博士的协助下,这本书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如果讲方法,也不妨说是个体研究法。这与群体研究并不矛盾,可以互为补充。

  

   魏:章先生,您是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先行者之一,您为何从资产阶级研究、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关注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呢?怎样看待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呢?目前,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已取得了哪些成绩?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改进呢?

  

章先生:自19世纪末,西方教会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一批大学,其中基督教创设的有13所,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20世纪在50年代就已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教会大学单纯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或者称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禁区。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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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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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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