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章开沅教授: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5 次 更新时间:2017-08-05 10:54

进入专题: 章开沅   辛亥革命史   群体研究   教会大学史   南京大屠杀   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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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章开沅教授是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史.近代社会群体.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章开沅教授强调研宄方法的更新和研宄领域的拓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并由此极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章开沅教授还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群体研宄;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思想体系


一、不断拓展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初入史坛时,章开沅先生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武汉调研武昌首义,这一方面让章开沅先生感受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另一方面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了章开沅先生。此后,章开沅先生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并以此为突破,迈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阔天地1961年,他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提交的2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章开沅先生更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他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6年,章开沅先生受人民出版社之约,邀集四川、河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有关单位的学者组成了辛亥革命史写作组,由他与林増平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写作组历时4年,数易其稿,三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终于在1981年前后面世这部《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己从小册子时代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称誉这是一部“最引人注目”、“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组织集体研读、讨论该书。章开沅先生还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讲学,着重介绍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就与新趋向。自此,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辛亥革命史》完成之后,章开沅先生继续在这一领域前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主题与方法上的拓展这一系列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分别是《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一部辛亥人物研究专著《开拓者的足迹一一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版)他还与林増平先生再度联袂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以辛亥革命为内容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辛亥革命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与罗福惠教授共同主编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自身进行研究的同时,章开沅先生还主持了相关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的写作、编纂,以期及时总结研究得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章开沅先生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身份主持选编了1949-1979年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优秀成果进行汇总1990年,他又主持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选编1980-1989年辛亥革命史论文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与刘望龄教授等编著了《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苏州市档案馆的部分人员合作选编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6年,章开沅先生根据唐文权先生的倡议,支持编辑出版《辛亥人物集丛书》,并担任主编。在他的指导下,编辑组做了大量艰苦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己出版各类人物的文集8种共600多万字,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文献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辞典120万字,收录12大类词目3200余条,并附录大事记及研究索引,被学术界誉为“内容广博、思想明晰,堪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的百科全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开沅先生对辛亥革命及辛亥人物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在张謇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章先生从1961年开始,就一直痴迷于张謇研究张謇研究可以说是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一极对于这种痴迷,他自诩为张謇情结,其实这更是一个历史学家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所感动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开拓者的足迹一一张謇传稿》一书,这本书在学术界反响极大,被誉为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但章先生并未满足,而一直为书名中的“稿。字耿耿于怀,志于为张謇立一正式传记积十余年的探索与思考,章开沅先生与田彤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一书于2001年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海内外学者见面,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现在己是硕果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针对这种观点,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1年)上,章开沅先生指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章开沅先生提出,在新世纪,要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纵深,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章开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也正因有此自觉在新时期,更应该有“会通”的思想,避免片面关注单个事件或者人物,避免局限于既有的解释;要上下求索,左右寻源,探求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事件不同时期间的复杂联系。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多维度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己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章开沅先生强调,不能只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点,辛亥学脉,方可世代绵延。


二、群体研究方法下的近代社会


在历史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一直强调方法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方法不单是技巧,而是包括史感史才、史识在内的综合体。方法的自觉是与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视野的延伸紧密相联的。不论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研究中,章开沅先生的研究都能打破原有桎梏,发人未发,导人深思,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阶级分析法下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沉闷和封闭,他不断倡导要打破视阶级为整体的群体研究法,对社会、阶级或者阶层进行细分,避免史学研究的空化和泛化这一看法现在己是常论,但在当时提出这一见解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宏观大气的史识章开沅先生认为,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地凸现出來早期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最多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章开沅先生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是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到充分展示,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历史的理解更为确切和深刻。在有关资本义的研究中,章开沅先生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作进一步的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和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以多维视角看世界。


在章开沅先生的引导下,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成就己比较突出。目前,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20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己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于历史舞台,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法既使人们对整个社会有了更生动的认识,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还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章开沅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对什么是“新社会史”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的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三、让教会大学史研究回到中国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20世纪50年代就己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教会大学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为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被视为学术禁区,国内学者对教会大学史研究鲜有涉足,存在于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研究者几乎都来自于当初传教士的故乡——西方,以致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奇怪学术现象,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更严重制约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


章开沅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89年6月,章开沅先生领导的历史研究所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己经召开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为切实推动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中国和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界,章开沅先生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并与后者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颇受中外学者佳评。在章先生的主持下,该中心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展多专题的深入研究,己在海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论文集专著数部。规模宏大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大型丛书己由珠海出版社出版在研究队伍上,己改变了初期“喧宾夺主”的面貌,形成了以大陆学者为主、港台及国外学者广泛合作的研究格局。在以章开沅先生为首的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心地终于被夺回中国,驻扎武汉章开沅先生在推动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亦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


要将教会大学史研究推向深入,首先要改变对教会大学的偏见,客观科学地评价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甩章开沅先生认为,教会高等教育是西方在华教会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布道人员或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为早期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提供配套的高等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人数増加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并且日益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基于这一基本事实,章开沅先生认为,对教会大学的评价要坚持“两个区别说”。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教会大学和西方殖民主义本身区别开来其次,还应将早期的教会大学与成熟时期的教会大学相区别,以正确评价其宗教功能,政治功能与教育功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但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逐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并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


章开沅先生还提出,应该加强从文化角度对教会大学和宗教的研究,不能单纯地将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或者教会看作是纯西方的外来的章先生认为,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己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神学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的神学一样,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人类宝贵文化遗产,其中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采取科学的、理解的乃至比较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宗教。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近代教会大学,本土宗教和基督教的研究这不仅可以探明近代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利于更完整、全面地吸收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对教会大学的研究,章开沅先生认为也不能矫枉过正,不顾事实拔高研究对象的历史地位同时,教会大学史研究是一个交叉性领域,它既是学科的交叉,也是时空的交叉,因此要加强中外合作与交流,通过合作进一步发掘史料,通过交流促进研究水平的提升。


四、历史学家的爱国情怀:南京大屠杀研究


近些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的言论和行动不断升级,关于抗日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学者认识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只有深入发掘史料,找到日本侵华的罪证,才能揭示历史真相,侵略者的罪行才能得到清算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通过对《贝德士文献》的系统发掘整理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贝德士是章开沅先生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就生活、工作于中国,1950年离开,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这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击资料。1988、1991年,章开沅先生先后两次前往查阅章开沅先生曾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除了学术原因外,也与当时的时势密切相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章开沅先生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中,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1999年,章开沅先生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一一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由于贝德士文献实录南京大屠杀的过程公正、客观、翔实而令人信服,章开沅先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尽量照录,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让读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的第一手材料,便于读者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正如章开沅先生在书中所引用的贝德士的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这两本书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都以不同形式对章开沅先生作了专访,《抗日战争研究》等学术期刊还发表书评对他的历史正义感和学术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港、台等地新闻媒体和不少海外媒体也都纷纷报道了他的重大研究成果章开沅先生在众多高校所作的激昂的学术报告更激荡起无数学子的爱国魂和报国心!


近年来,章开沅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令他高兴的是,投入到这项研究中的学者増多了,成果也更有份量,更注重挖掘国外的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中国学者自己的努力,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五、新时代的史学精神


在长期的研究生涯中,章开沅先生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章开沅先生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实斋笔记》中。在该书中,他对史学研究的方法,史家的精神素养等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其中,关于史魂、史学参与、史学创新的观点对于推动新时期的史学进步尤具重要意义。


章开沅先生认为,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常常使史学湮没了自己的本真20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己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己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直接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以致精品难出,膺著充塞,“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严重缺乏章开沅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章开沅先生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否则史学绝对不会灭亡。


在重科技轻人文的今天,提倡史学参与有着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章开沅先生提出,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它,因此与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并没有矛盾。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历史奉献给人类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史料这种情况还延展到了整个抗日战争娜开究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不能以狭隘的功利主义来衡量历史的“用”和“历史学家的技艺”。具体来说,史学参与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加以实现: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可以选择与现时代紧密相关的课题,在尊重事实、注重历史差异性的同时,发挥以史为鉴的传统在教学研究中,可以以历史教学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这也是一种参与。二是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的作品,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來


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因此,创新不是想象的,而是实践的章开沅先生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紧密相联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只是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其内在的路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特征及动力。如商会研究,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研究大树上的一个果实,在一些年轻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这颗果实落地生根,现在己形成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资产阶级研究有所推进,也由此可以透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说,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对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和理论的自觉综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史学创新是实践的、继承的、突破的、艰苦的,是由专而博,厚积薄发,由浅入深的,是永无止境的。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章开沅先生富于生机的史学思想,最恰当的莫过于章先生日常所言:“历史是己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他自身学术生涯的写照,也正是这句话,不断激励着青年学者扬帆远航直济沧海。


本文刊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中国史硕士门世恩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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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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