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章开沅教授:永无止境的历史求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7 次 更新时间:2017-08-04 21: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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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章开沅教授是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辛亥革命史.近代社会群体.教会大学史和南京大屠杀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章开沅教授强调研宄方法的更新和研宄领域的拓展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并由此极大推动了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章开沅教授还建立了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群体研宄;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思想体系

  

   一、不断拓展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初入史坛时,章开沅先生的研究兴趣在太平天国史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武汉调研武昌首义,这一方面让章开沅先生感受到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另一方面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了章开沅先生。此后,章开沅先生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辛亥革命史研究,并以此为突破,迈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阔天地1961年,他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提交的2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通过这次会议,章开沅先生更认识到辛亥革命史研究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李秀成”事件,他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又重新开始了学术生涯,就辛亥革命史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6年,章开沅先生受人民出版社之约,邀集四川、河南、贵州、湖北、湖南等省有关单位的学者组成了辛亥革命史写作组,由他与林増平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写作组历时4年,数易其稿,三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终于在1981年前后面世这部《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的大型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己从小册子时代步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国外学者称誉这是一部“最引人注目”、“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皇皇巨著”。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组织集体研读、讨论该书。章开沅先生还应邀到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讲学,着重介绍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就与新趋向。自此,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重视

  

   《辛亥革命史》完成之后,章开沅先生继续在这一领域前行,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推动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在主题与方法上的拓展这一系列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分别是《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一部辛亥人物研究专著《开拓者的足迹一一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东方书店1989年版)他还与林増平先生再度联袂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以辛亥革命为内容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辛亥革命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与罗福惠教授共同主编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自身进行研究的同时,章开沅先生还主持了相关论文集资料集工具书的写作、编纂,以期及时总结研究得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章开沅先生以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理事长身份主持选编了1949-1979年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优秀成果进行汇总1990年,他又主持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选编1980-1989年辛亥革命史论文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与刘望龄教授等编著了《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

  

   苏州市档案馆的部分人员合作选编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6年,章开沅先生根据唐文权先生的倡议,支持编辑出版《辛亥人物集丛书》,并担任主编。在他的指导下,编辑组做了大量艰苦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己出版各类人物的文集8种共600多万字,为海内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文献章开沅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辞典》(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日子里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辞典120万字,收录12大类词目3200余条,并附录大事记及研究索引,被学术界誉为“内容广博、思想明晰,堪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研究的百科全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章开沅先生对辛亥革命及辛亥人物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学术观点。这在张謇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章先生从1961年开始,就一直痴迷于张謇研究张謇研究可以说是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一极对于这种痴迷,他自诩为张謇情结,其实这更是一个历史学家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所感动而发自内心的责任感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开拓者的足迹一一张謇传稿》一书,这本书在学术界反响极大,被誉为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但章先生并未满足,而一直为书名中的“稿。字耿耿于怀,志于为张謇立一正式传记积十余年的探索与思考,章开沅先生与田彤合著的《张謇与近代社会》一书于2001年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海内外学者见面,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现在己是硕果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研究已经到头了,难以再深入下去。针对这种观点,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2001年)上,章开沅先生指出,辛亥革命内容极为丰富,影响极为深远,课题极为众多,对于研究者具有永恒的魅力,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才刚刚开始,并将再创辉煌章开沅先生提出,在新世纪,要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纵深,需要从四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进一步延展时空。章开沅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提出辛亥革命研究要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也正因有此自觉在新时期,更应该有“会通”的思想,避免片面关注单个事件或者人物,避免局限于既有的解释;要上下求索,左右寻源,探求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事件不同时期间的复杂联系。二是注意研究视角的转换,从不同侧面审视史事,多维度的历史才是动态的、丰富的、真实的。三是要深入社会生活,这一点目前己有学者注意,但还不够。章开沅先生强调,不能只关注海面的泡沫,而要更多关注社会基层与民众,让历史在演绎天下大势的时候,也能够给过去的普通人一个舞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四是要继续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史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基础,不可须臾或离。如能够做到这几点,辛亥学脉,方可世代绵延。

  

   二、群体研究方法下的近代社会

  

   在历史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一直强调方法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方法不单是技巧,而是包括史感史才、史识在内的综合体。方法的自觉是与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视野的延伸紧密相联的。不论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在紧密相关的资产阶级研究中,章开沅先生的研究都能打破原有桎梏,发人未发,导人深思,在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阶级分析法下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沉闷和封闭,他不断倡导要打破视阶级为整体的群体研究法,对社会、阶级或者阶层进行细分,避免史学研究的空化和泛化这一看法现在己是常论,但在当时提出这一见解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宏观大气的史识章开沅先生认为,群体研究和个体研究都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方法。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主体一方面以群体形式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以鲜明的个体形象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会使历史的宏观和微观层面更明晰地凸现出來早期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将资产阶级视为一个整体,最多分为上、中、下三层,这种方法仍失之粗糙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章开沅先生强调了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集团研究是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集团研究可以使历史的多样性得到充分展示,使历史研究突破简单的阶级定性,使对历史的理解更为确切和深刻。在有关资本义的研究中,章开沅先生强调了专题研究和省区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作进一步的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和区域研究,提法不同,但内在思路是一致的,就是要以多维视角看世界。

  

   在章开沅先生的引导下,集团和群体的研究方法得到一些年轻学者的响应,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先后都从事过社会群体研究,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马敏、朱英对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成就己比较突出。目前,更年轻一代的学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又上下求索,向下深入到商会更基础的组织同业公会的研究,向上扩展到对20世纪民间社团的研究,近代商人团体的面貌不断丰富。此外,虞和平对商会的总体研究,桑兵对清末学堂与学生群体的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的研究,乐正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游人群体的研究,王奇生对民国县以下官吏群体的研究,王建辉对晚清以下几代出版家群体的研究等,可以说都是“群体研究”思路的实践事实上,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己不仅限于商会和资产阶级研究,而是扩大到整个社会,扩大到不同阶层,官、绅、商、学,各自以自己的面目活跃于历史舞台,它们又互动互联,形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群体研究法既使人们对整个社会有了更生动的认识,又使历史的归纳与演绎更具有理论的自觉,还使理论的阐明在历史评判的基础上更为精确。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外现代化比较研究中,章开沅先生以群体研究的方法考察了洋务运动中几个不同类型群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是督抚群体,二是思想先驱群体,三是科技官僚群体,四是经营管理群体。2000年,章开沅先生主持编写了《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不过,这并不表明群体研究的终结,历史研究方法始终都要求突破与创新。近年来,“新社会史”的观点兴起,虽然对什么是“新社会史”存在争议,但在注重整体历史的同时,又关注普通人集团的历史,“以自下而上”的眼光观察历史进程等方面仍是共同的,大可留同存异,推陈出新,使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三、让教会大学史研究回到中国

  

   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史学界对在华教会大学的研究较早,约在20世纪50年代就己起步。但在国内,因长期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教会大学被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为文化租界、反动堡垒,教会大学史研究被视为学术禁区,国内学者对教会大学史研究鲜有涉足,存在于中国的教会大学的研究者几乎都来自于当初传教士的故乡——西方,以致形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奇怪学术现象,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更严重制约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

  

章开沅先生敏锐地认识到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前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不断加强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89年6月,章开沅先生领导的历史研究所与美国鲁斯基金会合作,召开了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之后国内的教会大学史研究逐步深入,并有了一定的声势。到现在,己经召开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教会大学译丛》、《教会大学史研究》等论著,海内外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也相当可观为切实推动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中国和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走向世界,章开沅先生于1994年初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国内首家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该中心得到美国鲁斯基金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大力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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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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