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1 次 更新时间:2017-07-20 12:57:15

进入专题: 因材施教     历史教材     章开沅  

魏文享 (进入专栏)  

   摘要:大学历史专业教材须“因人材而教”而非“因教材而教”以利于学生汲取知识,领悟方法,建构史观。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类型和数量渐趋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学科教育的进步。不过,真正经历时间检验、获得普遍认同的优秀教材数量并不多,教材建设尚须推进。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在内容上尽量纵横贯通,在体例上努力研习结合,是利于“因材施教”的研习型教材。

  

   关键词:因材施教;历史教材;章开沅

  

   在现今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教师讲解常以自编讲义为主,辅以阅读书目,并未全以教材为本。然教材作为学科知识之载体及教学研习之媒介,地位重要自不待言。问题是,如何编写、选择及运用合于专业要求、反映学科进展、适于学科教学的优秀教材。所谓“因材施教”,本指根据学习者之稟赋及认知程度,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其求知欲与自信心。此处借用,既有强调遵循这一古老教法智慧之意,同时以此说明历史教材如何以教和学为中心的问题。如何“因人材而教”而非“因教材而教”,运用之妙存乎于人,而不应归罪于书。相对于中学、大学本科、研究生等不同之学习阶段,不仅教法有所不同,教材之应用亦各不相同。

  

   置于纵向学科教学体系中,大学本科历史教学处于由知识学习向研究转换的过渡阶段,于两方面均不可废。对应这一阶段教和学的特点,个人以为历史教材更应重于“学”而非“教”。在专业基础课教学中,教师在讲解基本历史进程及不同主题外,多结合自身研究,有所阐发,不需以教材作为单纯的知识来源及考核标准。然对学生而言,优秀的专业教材可以助其掌握基本学科知识及研究方法,同时将课堂拓展至课外,增强自主研习能力。中国近代史教学应置于中国通史体系之中,使学生系统掌握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历程,形成对近代民族国家、社会进程、文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全面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类型和数量渐趋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学科教育的进步。不过,真正经历时间检验、获得普遍认同的优秀教材并不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和出版机构都加大了近代史教材建设的力度。在此时境之下,由章开沅、朱英主编的高校历史专业教材《中国近现代史》在内容体系及编撰体例方面都力图有所创新,体现以学生研习为中心的编撰思路,其努力值得肯定。(1)

  

   本文拟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及应用状况,对此教材略作评论,以供阅者参考。

  

   一、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材之编写应用情况

  

   在近代分科教学体系中,学科发展与教材编撰关系紧密。以学科发展而论,中国近代史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后方逐步发展为历史学之一重要分支,近代史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的建立,重要成果的发表及近代通史著作编撰,均可视为学科建制的重要标识。就近代史教材而言,初期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多采用近代通论类著作。张海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找到约79种在1949年前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断代通史类著作。(2)当然,民国时期所指“近代”多限定在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罗家伦在1932年出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就以此为界。李鼎声1933年在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约是首部以之为书名的史著。其余较具代表者,仍以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为要。(3)各书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起点,着眼于民族国家的近代存亡、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来加以描写,反映中国由王朝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进程,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史观派方面,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堪为奠基之作。该书是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1947年出版。(4)该书将1840?1949年的历史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这种划法后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所接受,1949年后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就以1919年为界点。该书以反帝反封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革命作为论说主线,体现出鲜明的人民革命历史观。据实而论,马克思主义史观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派在对近代社会性质及发展走向的判断上有差异,但二者并非全然相互矛盾。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民族独立、民主革命、民众运动都是不可回避的主题。可以说,此时已大致构建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空范畴及主要议题,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论述框架。

  

   至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作为“过去时”成为完整的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轴,对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及教学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在“文革”前,以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为中心,形成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解释。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下时限、基本线索、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及革命目标,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中国近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无产阶级革命等,都有严格的解释。但是,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大学本科中国近代史教材中,有些是专门的编撰教材,有些则采用较有代表性的断代通史著作。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下编,应用极其广泛。胡绳的《中国近代史提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都是这一时期近代通史的代表性著作,在高校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采用。(5)此外,一些高校亦自主编写教材,但因处学术大跃进时代,很多都是“急就章”、“大杂烩”,质量不高。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革命性与阶级性,使中国近代史的丰富性和客观性都受到影响。

  

   到改革开放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渐回归唯物史观的本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也进入了发展时期。不仅专门编写的历史教材增多,而且近代通论著作增多,大学教材的选择空间更大。近代通论著作有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6)胡绳的著作也常用为大学教材。除以中国近代史或现代史为名的著作外,以断代方式撰写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亦有数种,如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共分三编,1981年出版第一编第一卷。(7)张宪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纲》亦为重要著作,19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系完整,线索清晰,也有许多学校作为参考教材使用。近代通论著作虽然体例完整,内容丰富,但是稍嫌繁细。

  

   在专门历史教材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有两部:一部是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部是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作为由教育部推荐使用的近代史专门教材,由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该书主要叙述1840至1919年的近代史,体例得当,论述详细,语言清晰,极受欢迎。由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分上下两册,以1919年到1949年前为上册,1949年后为下册。(8)该书共分五编十三章,重视完整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史料丰富,脉络清晰。出版后多次重印,应用率极高。高等教育出版社还于1992年出版了同步的《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下两册。这两部教材在时段及内容上刚好衔接,构成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往往配合使用。此外,如高鸿志、余鸣皋、梁小克、韩敏、韩学儒、吴家振、陈贵宗、陈振江等编撰的教材或教程,在内容与形式上缺少创新,应用面较小。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通论性著作进一步丰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国近代史的论说范式也走向多元化。到这一时期,学界基本上认同将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因此近代史的著作及教材编撰亦在此时段内尽力贯通。按类型而分,大致有三:其一是近代通论著作,这一时期的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9)这些著作,动辄多卷甚至十数卷,适于作全面深入研习之作,用为普遍采用的大学教材,显然过于庞杂。此类著作,大多强调唯物史观的原则地位,视革命为近代历史之发展主题。张海鹏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中即强调,应坚持革命史范式,革命、反抗、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主题。不过,他并不排斥从现代化角度来分析近代史,而主张“兼采”。(10)两种范式下的书写方式虽有不同,但主题仍有互补处。现在许多学者也接受这一观点。

  

   其二是现代化史类著作。较有影响的有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陈勤的《中国现代化史纲》、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11)此类研究以现代化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重视政治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现代化范式之兴起,可纠正过去阶级史观弊端,避免完全以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史,丰富历史研究的层面。可以说,“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是现今阐释近代中国史最为主要的两种视角。但这两种认识角度是互相矛盾的、还是互相融合的?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视野,但如将之作为模式化的应用,则易将历史过于简单化。(12)如不是有意回避,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其实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民族独立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革命问题,直接关系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任何完整的历史叙事都不应回避。

  

   其三是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材的编撰。教材编撰多由知名学者组织不同领域专家合作撰写,或由院校联合编写。为便于比较分析,兹简列代表性的教材如下。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的专业教材有陈国庆版,王文泉、刘天路合编版,郑师渠版,龚书铎版,武吉庆版;(13)以近现代或现代为名的专业教材有房列曙版,马敏、彭南生合编版。(14)此外,还有陈长义的《中国近代史讲义》、郭豫明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程》、董守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陈廷湘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齐涛主编的《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和现代卷等。(15)其中,陈廷湘的《中国现代史》以1912年至1949年为限,魏宏运的《中国现代史》以1919至1949年为限。这一时期所编教材,在史观上逐渐摆脱教条化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影响,注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来叙评史事。在内容体系上,注意体系的完整性,注重到政治之外的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社会变化。在编撰体例上,有些教材已经具有明显的学习型特色。如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就配合编写了阅读资料,包括关键文献、参考文献、论著目录、材料解析题部分,引导学生学习。(16)陈长义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是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成果汇编而成,在体例方面注重学习性,如在“绪论”中就中国近代史的起止和基本线索、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学习近代史进行了概述,在每章之中,又以导言形式来引导阅读。有些教材注重应用对象的特点,如郭豫明、武吉庆主编的教材就注重师范教学的特点。相对中学教学而言,大学教师对于教材的依赖性较少,考试也未必以教材为范畴,这就要求大学近代史教材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对象,以研习为特征,便于学生的宏观知识掌握和专业深入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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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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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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