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文化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9 次 更新时间:2007-04-12 0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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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转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到五卅运动之后,此前处于竞争中的各倾向基本有了结果: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其间文化与政治的关联互动,应结合起来考察分析。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五四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文化史;政治史

  

  闻一多在1923年曾说出一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话:"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1〕 对身处中国的读书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的世纪,许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样的希望和失望伴随下蹒跚前行,与时俱往;还有人带着类似的经验走过了那一世纪,又走进了新的世纪。

  在20世纪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的十余年,又是一个激变的时代,那时的世局几乎可以说是年年翻新,一年一个样。其间的五四学生运动确有些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时在中国的杜威描述进行中的五四运动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

  这大概是那时比较"亲中国"的在华外人的共识,据当年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回忆,法国公使在五四运动之后即说,"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令人惊异的重要现象,即中国为积极行动而形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舆论"。芮恩施自己也认为,"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22, p. 373. 徐中约显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05.

  他们的言论中隐含着中国此前尚非一个"民族/国家"的意思,这且不论;但这些观察者都看出中国正在发生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却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时,北大学生傅斯年远不如这些外国人那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且"大城市的一般社会"也以"互不接触"为特征;"职业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异,思想上必不齐一。在一个大城里,异样的社会,很少社交的关系。至于联合起来,而营社会的共同生活,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着这组织活动去,更是谈不到的"。但傅斯年也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希望,断言"从五月四日以后,中国算有了'社会'了"。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承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发于《中国文化》第14期,196-201页,有缺漏)。

  基本上,"五四"后出现一个具有诡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人因为对政府甚至政治的整体失望,而如梁启超所说"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进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层变革;〔3〕另一方面,学生运动又使前此大受青睐的"个人"开始淡出,思想和行动都转而朝着强调群体的方向发展,不少知识精英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并在新的意义上"再发现"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旧说。冯友兰当时区分新学生与旧学生的标准颇能体现这类倾向,他认为"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且"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冯友兰:《新学生与旧学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2页。并参见罗志田《走向"行动的时代":"问题与主义"争论后的一个倾向》,《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这其间一个显著倾向是"社会"的改造一度大受关注,梁启超总结的近代士人"觉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常为人引用,参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43-45页。而傅斯年则认为"社会"是文化之后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他在1919年说:"中国人从发明世界以后,这觉悟是一串的: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本段与下段,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傅氏心目中的"社会"有其特定的含义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在这四层递进演变中,前两层和后两层又相对接近,多少体现出梁启超所说的"社会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着一些时人对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可知其所认知的"政治"与"社会"有着上下的对应关系,且隐约可见今人喜欢挂在口上的"国家"之身影。前人之"国家"观较严,梁启超在清季便曾区分朝廷与国家,而民初人也常欲区分政府与国家;而今人则放得甚宽,乡村中包揽税收者颇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视为"国家"的代表。郑振铎等人那时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进会",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也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4〕

  "德莫克拉西"一语点出了这类"自下而上"变革观的西来渊源,此实滥觞于清季。熊十力后来回忆说,他少时读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曾引发"一个重大的感想",即"感觉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论治,通同是主张'自上而下'的";而《群学肄言》表现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当初"极端赞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参与革命。辛亥后发现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比袁世凯也强不了多少;"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于是退而独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后,眼看"一天大乱一天,极于今而有亡国灭种之惧",终"感到中国自上而下的主张确有其不可颠扑的真理"。〔5〕

  这样的"后见之明"不一定为多数人所分享,但类似的反省心态可能是"九一八"之后相当一些尊西趋新的知识精英开始鼓吹"独裁"的心理基础,与稍后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一类争论大致同属一个"时代",那是后话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间,"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观还是更占上风。不过,对相当一些人而言,"社会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睐或许恰因"社会"带有调和或综合政治和文化两趋向的意味,它既不那么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体实在,同时还常能包容个人与群体两方面。时人的相关思考可参见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25-52页。

  胡适后来说,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多"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属于反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时期"。〔6〕若仔细考察,重群体的倾向在"五四"当年已开始兴起,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即瞿秋白所说的"新文化思想"与鼓吹社会主义、研究劳动社会问题两造的"混流并进";〔7〕虽然是并存并进,毕竟"集体"渐占上风,到"五卅"后,"个人"基本丧失竞争力,终不得不让位于"集团主义"。参见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伐的突飞猛进,多少也借此思想的东风。关于北伐,可参阅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在个人与集体混流并进的同时,侧重文化和政治的两种倾向也在冲突竞争中互动。老革命党张继在"五四"前夕给《新潮》杂志写信说,民国代清后,"中国的国门,只换了一块招牌,思想风俗一切全没有改"。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章"的见解,中国政体虽变,"戏剧文学仍照满清帝政时代的样子",可知其"思想仍是历史传来的家庭个人主义";而"风俗如婚宴丧祭,与非洲的土人相去不远"。这样的思想风俗难以产出"共和政治",故他认为,《新潮》诸君"主张广义的文学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得着"多数有知识的人赞成,我们这个民国的招牌可望保的住"。〔8〕

  《新潮》社的罗家伦在"五四"后几个月覆信说,他"极力赞同"张继的见解,并"认定中国现在政治社会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变换"。他以为,袁世凯等也是"中国的社会害他们的";若其生在美国,而"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梦。如果"大家的思想不从速受过一番革命的洗礼,则正如先生所谓,'民国的招牌'是保不稳的"。罗家伦申论张继的见解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9〕

  类似见解那时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运动之外的梁济和徐世昌都表示过类似的主张。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济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为先";总统徐世昌也认为,对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转移风气,使国中聪明才智之士,从事于社会经济实业教育,以挽此政争狂热之潮流"。两人的思虑相通,他们都同意政治上治乱的源头在思想社会,也当从思想社会着手解决。参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这也是罗家伦那段时间的一贯思想,他特别强调,"思想不革命,行为是不能革命的";为保持行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盖"'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由于"动的影响",群众运动的主体"群众"本身已感觉到"知识的饥荒",要"赶快接济他们知识的粮草"。重要的是,"中国的存亡"可能"正在这一'动'",如果知识的粮草"接济得好,这一动就成了永久的活动;接济得不好,这一动就成了暂时的冲动"。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第3张第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据报纸时间及信中说"现在大学已开学"推断。

  罗氏对五四运动带来的转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们受了多少压迫,经了多少苦战,仅得保持不败,已经觉得是很危险的;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不过,"对于这种蓬蓬勃勃的气象"不能太乐观,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是明显的。故"中国的社会固然是毁坏学者",那种"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学生运动,"也是同一样的毁坏学者"。学生们应据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继续街头行动,另一些人则可转而侧重于"文化运动"。〔10〕

  这样,在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辈则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的同时,一些老师辈反逐渐关注政治,胡适就是其中之一。这两种倾向都有时人感到失望:杨鸿烈对那些"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这样就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很为不满;〔11〕孙伏园则认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知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他强调,"胡适之"三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并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夺去了的"胡适"替文化史争回来"。孙函收入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册,361-362页。

  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读书人不议政不为官的普遍主张,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观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转折;两者几乎完全背道而驰,而胡适等知识精英两次都是倡导和参与者。对胡适而言,除了社会政治大背景的转变,也有一些个人的推动因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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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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