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泛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79 次 更新时间:2007-04-07 14: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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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 (进入专栏)  

  

   不久前在国内听到对《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两种相反的口头评论,就买了一本,抽空读完,并草此评论,以飨读者。

   著者(或对谈者)是汪丁丁、韦森、姚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汪丁丁在国内很红,但我因为忙于他务,此前没有真正读过他的文章。听过人家说,汪丁丁的文章写得云里雾里,根本不能看懂;也举出一些例子,的确不知所云。也听过人家说,汪丁丁对经济学者讲哲学,对哲学者讲经济学,。。。, 就是要听者听不懂、读者读不懂。这些说法,也增加我对读本书的兴趣。

  

   还汪丁丁一个清白

  

   读了本书后,我认为应该还汪丁丁一个清白。我认为汪丁丁并不是故意说得云里雾里,让人根本不能看懂,至少我看懂九成以上。不过,上述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汪丁丁的东西不容易看懂。汪丁丁博览群书,从经济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脑科学,从一般知识到专门知识,连像我这样有在好几个其他学科发表审稿论文的人,都自叹不如!不过,人非上帝,阅读这么多书,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要求汪丁丁能把这么多的知识消化到能深入浅出的程度。汪丁丁谈很多问题,而且谈得很深,但还不能浅出,因而多数读者难以读懂。

   例如,单单关联我本人,汪丁丁不但评论杨小凯和我的交易费用概念,而且也评论我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甚至提到我2003年评论齐齐尔尼斯基(Chichilnisky)的一篇相当专门的文章。顺便一提,本书两次提到齐齐尔尼斯基和她的丈夫黑尔; 其实他们已经分手好一段时间了.

   杨小凯和我所理解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一切由于进行买卖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运输成本,冰块运回家途中溶化的交易成本,只是一个具体例子。汪丁丁认为我们的概念‘是错的’(页277),这是因为他误以为我们只限于运输成本。其实,汪丁丁叙述的所谓‘科斯的解释’才是有问题的。‘什么是企业的交易费用呢?就是企业的机会成本――所有被放弃了的机会当中价值最高的机会的价值’(页275)。其实,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机会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此,不能只用机会成本来定义或解释交易成本。

   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汪丁丁理解为:‘富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等于穷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 (页297)。这当然不可能是对的,怪不得汪丁丁认为‘这似乎有些问题’。我在2003年4月份的《经济学家茶座》的文章对‘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的介绍是:‘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可能使穷人损失,虽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钱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得不偿失,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的总和而定。。。。只要是对平等的达致是一样的,对激励的打击也一样,并不能减低。相反地,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对激励的打击,还会在不同物品之间造成扭曲。因此,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对平等的追求,应该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这就是笔者‘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论点。(详见笔者<<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经济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

  

   我不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虽然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略为有涉及。虽然是从门外汉的观点来评论本书,但对大多数非制度经济学专家的读者来说,未必不是一个优点,至少不会读得云里雾里。

   对多数人而言,尤其是中国的情形,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制度比较有利经济成长或有利人民福祉,怎样改进现有制度等问题。具体热门问题包括,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是英国式的习惯法还是法国式的罗马法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比较高,对经济成长比较有利?有什么制度上的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尤其是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对这些多数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本书比较少讨论到,难怪有人说本书没有谈制度经济学,只谈哲学问题。但这评论也显然有些极端,因为本书的论述,大多数与经济制度有关。汪丁丁、韦森、姚洋三君子显然认为,要讨论制度经济学,先要弄清什么是制度。因此,在引言之后,先从什么是制度谈起。而这牵涉到人的行为,因而又讨论行为的意义、能动的人、秩序、理性等比较抽象及比较哲学的问题,最后又谈及制度评价、社会福祉与平等等问题。可以说,本书多数篇幅谈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三人谈》的精彩论述

  

   《三人谈》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经济学家在中国负担着超过他们的西方老师的责任’(汪丁丁,页81);‘【周】其仁看得更深:为什么企业家腐败?就中国而言,企业家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汪丁丁,页9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上的知识存量空间,不就是由无数像我们这种不安分守己的学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吗?近些年来,对那种前瞻性的东西的追求,就如不断地用我们柔软无力的肉脚去踢一堵石头墙一样。虽然效果几乎不见一点,我们还得不断地去踢啊?不然,我们心中的那把尺,会搅得我们心绪不宁,是不是?’(韦森,页107);‘中国的宪政建设,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并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国宪政建设的经验’(韦森,页205);‘当我们在欢呼市场所带来的自由的时候,市场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在我们的面前’(姚洋,页208);‘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密不可分,缺少其一,其他就不能很好地工作’(韦森,页209);‘我的基本立场是,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只不过政府失灵更加危险’(汪丁丁,页270)。不过,本书精彩的论述,可以让读者慢慢细读,下文针对我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三人谈》需要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韦森对进化论多少有些偏见。‘说人的语言官能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仍然像天方夜谭’(页77)。‘科学,包括生物进化论,说到底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少差别的信仰。既然说到底大家都是信仰,你怎么用一种信仰去否定另一种信仰?那不是武断与荒唐的事情吗?’(页79)我对上帝的存在或创造论的正确性持未知论的观点。不过,我相信,如果韦森以客观的态度,用他花在语言学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进化生物学,就会发现有大量的事实支持进化论。

   其次,韦森有两个讲法,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我不同意“改造世界”的主张,我甚至不同意“解释世界”的理论’(页130)其实,韦森自己所相信的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理论,也是解释世界的一种理论。与上述讲法相反的是:‘试图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尽量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calling),也是我们这些思考着制度经济学问题的学人所最应该作的事’(页323);‘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以及支配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律”,都在呼唤着我们这些有着学术“calling”的学者做这些事。即使再困难,我们能逃避吗?’(页207)。如果说清问题和前景不是解释世界,那是什么?如果‘这些事’不是改造或至少影响世界,也不是解释世界,那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汪丁丁问,‘我们脊索神经有感情吗?说实话,我不知道’(页218)。我建议汪丁丁读我1995年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的文章(我对此文的中文介绍文章<痛苦多于快乐>,收集在《经济与快乐》一书),此文论证脊髓神经没有感情,以及如何区别那些物种有或没有苦乐感情等福祉生物学的问题。我也建议他(以及姚洋)读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上关于社会选择的文章及《福祉经济学》第五章。读完之后,希望能明白为什么《三人谈》中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些论点是须要重新考虑的,包括:‘“集体偏好”通常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理性假设’(页90)【其实,如果有人际可比的个人基数效用或福祉,则能满足。】其他还有页223与236关于IIA与页239关于偏好的论述。

   我比较接近姚洋的观点,例如,从约页227到234的讨论,汪丁丁似乎不明白,即使人们现在预测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战争),只要这预测不是百分之百的(而百分之百几乎不可能),等到将来战争真的暴发了,则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但战争的或然性已经从百分之几十增加到百分之百了,则世界或情况(不论是否是均衡)就会发生变化,而姚洋明白这道理。不过,两人继续讨论的结果,竟然是正确方的姚洋被(大概口才比较好的)汪丁丁说服了(页234),因为两人好像都不明白,由于完全合约的成本太高,故真实世界没有完全合约,而有演变。又如,汪丁丁比较极端或绝对化,他认为现实世界只有案例,没有规律(页255),说,‘如果案例可以推广,那么案例研究和统计研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最后还不是统计研究吗?’(页266)。而姚洋正确地‘强调既要有案例研究,也要有统计研究’(页266)。

   不过,姚洋的一些论点,也须要进一步考虑,例如:‘对演化的研究最终会像1950年代对一般均衡的研究一样,不过是证明了静态均衡的合理性’。其实,不论是对演化或对全面均衡(‘一般均衡’是误译)或任何其他实证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证明任何东西(不论是静或动态,均衡与否)的合理性,因为这是规范性的问题,不能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休谟法则)。又如:‘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效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页295)。应该说,全面均衡分析不需要假定效用的可比性。即使效用是人际可比的,全面均衡的理论依然是成立的。

   大体而言,我认为本书花太多时间谈一些近乎吹毛求疵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均衡,均衡的漂移等。不如多谈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或者,将来会有一本谈这些实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续篇》?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读完本书后,我认为三君子都是认真的学者,用很多时间读书,比起国内许多花大多数时间在赚外快的教授要好很多倍!尤其是韦森,像上引几段充满书生意气(知识分子气概)与学术精神的感叹,说了许多次。

  

   2006年2月8日于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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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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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茶座》总第22期(2005年第4期),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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