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贯通古今 交光映衬——司马迁如何出色地实现“通古今之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4 次 更新时间:2022-08-20 21:58

进入专题: 司马迁   史记  

陈其泰  


提要: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司马迁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对此,我们亟须开阔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从如下三项进行深入探讨:其一,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其二,史表设置匠心独运;其三,以书志和列传与本纪作多层面配合、关联,交光映衬。以此推进对司马迁在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上杰出创造力的认识,并从中获得对推进当今史学工作的宝贵启示。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立体式著史


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自撰成以来,历代史学名家均视其为著史之楷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以后,尽管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剧变,学者们仍然对《史记》称颂有加。如倡导“新史学”的梁启超在激烈批评旧史界各种严重弊病的同时,却大力表彰说:“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现代文豪鲁迅更褒扬《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产生中国史学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现象,其意义非同小可,根本原因在于司马迁有卓越的史识和非凡的创造力。司马迁著史,为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通古今之变”尤为司马迁著史之目标和灵魂。为此,司马迁运用其深邃的智慧,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又在全书的结构布局和体例运用上显示出宏大气魄和缜密的组织力,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记述中华民族远古至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全部历史的杰作。司马迁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这一哲理思考和瑰玮目标是怎样通过全书的布局安排、治史方法、体例特点、叙事技巧体现出来?站在当今时代高度,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对于总结《史记》这部杰作的非凡成就和思想精华,实在具有关键的意义,同时对于推进当代史学工作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一、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

司马迁对于华夏民族的演进全局在胸,他完成了全书130篇丰富生动的记述之后,画龙点睛,对于如何设计全书的结构体系和宏纲巨目,作了明确的交待。《太史公自序》云: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这是画龙点睛的精彩论述,概括了他的三项指导思想:1.《史记》是首创的华夏民族通史,记载上起黄帝、下迄武帝时期的宏富内容;2.他首要的关注点是贯通古今,论述历史盛衰兴亡大势,“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十二本纪是全书“通古今之变”的纲领,是提挈全书内容的主干,其余表、书、世家、列传四部分均围绕本纪展开,起到配合补充、交光映衬的作用,因而全书是结构紧密的有机整体。

司马迁成功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要领,就是以本纪为主干,而以表、书、世家、列传为补充,写出华夏文明演进的大格局、历代盛衰兴亡的大趋势。这种诸体配合的结构和本纪作为主干的确定,充分体现出司马迁著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特征。司马迁自觉地继承我国先民发达的历史意识,自觉继承了先秦史著的史学成就,对于《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至于《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典籍无不精熟,充分挹取、运用,采百花而酿醇蜜。与此同时,他又充分地发挥了雄奇的创造力,勇于创新,实现了史学由先秦时期创始阶段到汉代成熟阶段的飞跃。《左传》在先秦史学中成就最高,它年经事纬、史实丰富、记载生动。但《左传》只记载春秋时期242年史事,规模有限;它用的是编年体,遇到复杂的大事件就会隔越数卷,不相连贯,且同年发生的事件一起记载,虽有时代性强的好处,但从历史演进的线索而言则不能清晰呈现;再加上只载军国大事,与此无关者无法容纳,势必造成历史视野和记载内容的局限。《史记》则气魄雄伟,囊括宏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物、制度、民族活动、思想学说等无不备载,被誉为“创为全史”,达到了著史之“极则”。因此,《史记》的产生在史学发展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新体裁代替先秦史书的编年体裁,而是标志着史学从朴略阶段向宏伟精美阶段实现了质的飞跃。唐代著名史评家皇甫湜有见于此,赞扬司马迁的创造是“必新制度而驰才力”,是著史格局的大力创新。其论云:“观其作传之意,将以包该事迹,参贯话言,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必新制度而驰才力焉。”“编年纪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序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子长病其然也,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首尾具叙述”,即贯通古今,原始察终;“表里相发明”,即诸体互相配合,形成有机整体。

试看,《五帝本纪》记载中华文明的远古时期,各项制度处于草创阶段,故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至夏、商、周三代,则重视记述帝王施政治国的不同特点,以明其盛衰之原因。如说夏朝灭亡的原因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商汤兴起的原因,是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至殷纣王残暴骄淫,终于自取灭亡。这时周的势力已在西方兴起,至周武王率领浩浩荡荡的盟军渡过黄河,来到商郊牧野时,便发生了纣师倒戈相向的一幕。司马迁对于秦汉之际历史变局的记述尤为生动、深刻。陈涉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秦朝在遍地起义烈焰中迅速灭亡;项羽曾经是号令天下的“西楚霸王”,却因不行仁政而众叛亲离,刘邦则安抚百姓,因而夺得天下。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又一成功要领,是不拘常格,勇于创造,记述方法灵活变化,以展现历史演进的大局。

为了表达对秦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而设置《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便是突出例证。十二本纪中,夏、商、周都设了一篇本纪,唯独秦却占有两篇,理由何在?前代学者如刘知幾、司马贞、蒋湘南等对此不理解,他们只从形式着眼而不注重内容,因此批评司马迁“自乱其例”。事实是:历史形势和变局异常复杂,高明的史家必然是要让史例服从内容,而不能削足适履,让生动变化的史实迁就于刻板的史例。司马迁正是为了做到“通古今之变”,凸显这一阶段的历史大势,而突破常规创造新例。其卓越见识约有三项。1.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而此时秦的国力节节增长,只有它能胜任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总纲的地位。详审《秦本纪》史文,有关齐桓公伐山戎,开地千里,齐伐楚,葵丘之会等,均载于《秦本纪》中,而秦穆称霸西戎,证明秦确实在大局中处于主导地位。2.《秦本纪》又载,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力骤强,此后历代君主奋发努力,使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这些记载,深刻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确切地符合将此篇设置为“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本纪要求。3.司马迁在结构上作了精心处理。《秦本纪》之末,记载秦攻六国连连取胜,兼并了大片国土,以“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作结。与《秦始皇本纪》开头所言“当是之时……欲以并天下”,正好针线缝合。总之,设立这两篇,是司马迁表达“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走向的创造性安排,“惟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

又一典型例证,是运用对比手法成功地撰写《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此两篇在时间上紧密相联,所载史实各有详略、互为补充。刘项两人都是反秦起义军的主力,为推翻秦朝统治建立了赫赫战功。项羽的出身为楚国贵族子弟,其祖项燕是楚国名将,而本人勇力过人、武艺高强,起义不久即在钜鹿大战中勇破秦军主力而使诸将折服,后自封为西楚霸王,居于号令天下的地位;刘邦则出身亭长,社会地位无法与项羽相比,虽然有率军从山东首先攻入关中的大功,但在楚汉对峙以前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而刘项相争的最后结果,是项羽一步步转为劣势,最后兵败被围,自刎于乌江,刘邦则由弱变强,最后击败项羽,当了西汉开国皇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局呢?

这是西汉初期高祖君臣极感兴趣的问题,而从“通古今之变”的角度而言,更是秦亡之后的一大历史关节点。为此,司马迁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有力地揭示出推动楚汉之际历史大变局的深层原因,从政治胸襟与决策的对比,总结刘胜项败的经验教训。1.是安抚百姓,还是残害民众?秦朝的暴政和战乱使民众受尽煎熬,当务之急是解救百姓痛苦,给予他们得以生存的权利。项羽却无视民众悲惨处境,恃其勇力,滥施杀戮,致使丧失民心。他击败秦军主力章邯军之后,听说降卒中有怨言,竟然连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在河北、山东与诸侯军作战,“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相比之下,刘邦却实行安抚人心、舒解危难的政策。同样在关中,刘邦先是接受孺子婴投降,退出咸阳皇宫,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除秦苛法,保证不掳掠,不侵夺,告谕乡邑。“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此后在刘邦与项羽长期争战中,关中就成为其稳固的后方根据地,由此奠定了取胜的基础。2.是遵守约定,还是背弃承诺?楚怀王原本与诸将有约,先入关中者为王,刘邦有勇有谋,一路西进,先攻入关中。项羽忌其大功,竟然违背楚怀王之约定和本人之承诺,改封刘邦为“汉王”,让他处于偏僻道险的巴、蜀、汉中。项羽又对诸将分封,共封18个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实行分封是恢复各诸侯王割据的状态,开历史倒车。项羽又徙义帝至长沙郴县,使人杀之江中,这种背信弃义的阴谋暗杀行为,使项羽更加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位。” 3.是尊贤纳谏,还是妒贤嫉能?项羽刚愎自用,毫无谋略,沽名钓誉,在鸿门宴的关键时刻拒绝谋士范增提出的计策而放走刘邦,以致养虎贻患。又中汉将的反间计,对范增无端猜疑,范增乃气愤辞归,半途发病而死。因此,司马迁评价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后国亡身死!刘邦则尊贤纳谏,豁达大度,善于用人,因而能屡屡做出正确决策。尤其如鸿门宴上机智摆脱项羽设计的危局,及时定计从汉中出奇兵还定三秦,在紧急关头答应对韩信、彭越封给大片土地、赢得两人立即出兵将项羽重重包围在垓下,都出于张良、韩信等人的进谏,因而屡屡克服艰难危局,最终取得胜利!

以上分析充分证明:司马迁站在“通古今之变”的高度,对刘项双方的政治胸襟和决策两相对比,因而做到既凸显了楚汉相争这一重要历史变局的演进大势,又充分展现出起伏变化的历史场景,揭示出导致最终刘胜项败的必然性,令读者从中获得宝贵启示,因而《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两篇均成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作。

二、史表设置匠心独运

《史记》设立了十篇表,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司马迁对先后次序的安排,他将十篇表的位置放在十二本纪之后,而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之前。司马迁为什么对史表这么重视呢?这是他匠心独运,手法高明,确实做到使十表与十二本纪共同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

首先,用简洁的文字提挈大事,然后用列表形式,直观地显示出历史大势。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有“大事记”一栏,自汉高祖元年起至五年所记大事为:元年,春,沛公为汉王,之南郑。秋,还定雍。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韩、殷国。夏,伐项籍,至彭城。立太子。还据荥阳。三年,魏豹反。使韩信别定魏,伐赵,楚围我荥阳。四年,使韩信别定齐及燕,太公自楚归,与楚界洪渠。五年,冬,破楚垓下,杀项籍。春,王践皇帝位定陶。入都关中。以分年表列的形式,极其醒目地记载了楚汉相争五年间风云变化复杂局势下的大事,却仅用了不足二百字。这正如梁启超所言:《史记》纂修“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

再者,司马迁为各篇表撰写的序精彩纷呈,对于我们把握中华文明演进不同阶段的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概括春秋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齐、晋、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分散在东、北、西、南四徼,地处偏僻,且原先力量微小,但能奋发有为,因而更番为霸:“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又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前序更以“形势”二字为纲,论述汉初分封同姓王,再经过景帝和武帝相继实行“削藩”“推恩”政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大势。其云汉初同姓王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局面是:“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而经过“削藩”“推恩”之后,形势得以根本改变,割据势力被铲除,强干弱枝得以实现:“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诚如白寿彝所高度赞誉的,《史记》十表“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

《史记》十表展现历史演进大势的成就为《汉书》所继承。但因撰著史表难度很大,后来正史中有多部付之阙如,只有较少几部撰有此作,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进入近现代之后,有见识的史家仍然感到史表对于表达历史演进大势有重要作用而精心编撰,使史著大为生色。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撰有《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提供了解世界急需的知识。又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附表甚多,有邮政局表、矿山表、国税表、岁出入总表、国债种类数目表等,他所寄托的愿望是帮助国人了解日本“改从西法”的实际情形,以为国内实行维新变法的参考。至民国时期,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尤重视史表的纂修,奋力完成《清代大事表》《清帝爱新觉罗氏世系表》《清代宰辅表》《清代军机大臣表》《清代督抚表》《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清代外交约章表》,合称“清代通史七表”,彰显了这部大型著作的中国气派。从《汉书》到《清代通史》的实践,证明了司马迁创立史表成功地反映历史大势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

三、多层面配合,交光映衬

从历史认识论角度分析,司马迁创立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著史体系,是以多维度视野来观察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包括:时间和事件视角,主要体现在十二本纪、十表;人物视角,主要体现在列传(此外本纪、世家中的多数篇章也有记载人物事迹的成分);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主要体现在八书。客观历史本来是多层面因素紧密联系的复合体,而分别从不同角度作考察,乃是为了对历史进程的要素剖析得更深入,叙述得更生动真切。既然是一个多层面紧密联系的复合体,那么从不同角度做考察,其得到的认识又自然是脉络相连,互有交光、映衬、补充,将多层面的印象叠加起来,研治历史的收获就更加生动真实。我们要认定多维历史视野比单向视角更加进步,同时要认定历史以时间为标志展开的大趋势不但要从本纪、表中去找,还要从书志和列传中获得相关认识来作补充,这样我们的认识才全面、深刻、丰满。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主线是靠本纪展开的,而其他的篇章与此脉络相联、互相补充。这是《史记》所创体裁之所以标志着传统史学达到成熟的关键,也是它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这里举出八书中的名篇《平准书》作为例证。

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是一个充满奋斗精神、激励人们勇于创造的时代,这种精神力量的源头来自于经济生活和国力出现的巨大变化。西汉立国初年,经济生产领域处于最低谷,社会残破、生产凋敝,经过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积聚发展,到了武帝初年,国家财富充溢,国力空前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穷则变,变则通”的伟大历史性变化。《史记》本纪中对此只能作粗线条记述,但对于西汉初年以来的政治作为、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变迁是必须予以一一详载的,这是史家不可推辞的责任,于是有八书中《平准书》的创立,对本纪中大纲式的记载大力补充、映衬。司马迁站在求“通”求“变”的历史高度,提炼出最有典型性的史料,首先描绘了因秦朝对民众实行残酷剥削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造成的灾难之后,社会经济一片衰败的景象:“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而到了武帝初年,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国库充足的情景。这如同从地下唤出的巨大财富是从何而来的呢?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是因汉初“承敝易变”,接受亡秦教训,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宽省”政治,特别是文帝、景帝相继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司马迁的论述从大处落笔,记载的史实既典型,又生动、鲜明,凸现了时代的特征,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司马迁精辟地用“承敝易变”的认识来总结由汉初社会经济匮乏破败到武帝初年财富充足的变化,又用“见盛观衰”来总结由武帝时期鼎盛局面而走向社会动荡不安,表明了其“通古今之变”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司马迁深入探究历史的“通”和“变”,并由此获得规律性认识,使他在经济思想领域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儒学创始人孔子曾提出“富民”和“足食”思想,见于《论语》所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论语》中又讲:“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由此说明孔子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不甚重视,关注不多。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则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西汉时期,与司马迁时代略同的大儒董仲舒也明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司马迁则在《平准书》中深刻记载和分析经济生活领域的变迁对于社会状况、民生福祉、治国策略、国家盛衰的巨大影响。他又撰有专门记载战国秦汉著名工商业者成功致富的类传《货殖列传》,篇中在记述人物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闪光的论点。他批评老子小国寡民的倒退历史观,指出人们要求满足衣、食、住、行等项需要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进而精辟地论述经济生活具有自己的法则,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他认识到各地区不同的物产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的形成:‘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并已得到验证的‘道’来论述,强调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强制,也不是人的愿望所能改变,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还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认为追求财富是天然合理的,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司马迁将这篇传置于70列传的后殿,是寓含深意的。《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同为经济生产活动的专篇,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山。“通古今之变”的卓识使他对社会生活的变迁获得了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甚至触及了朴素唯物史观的边缘;同时开拓了新研究领域,以后由班固、杜佑、马端临等学者进一步发展而蔚为大观。我们将这两个专篇与《史记》的纲领十二本纪对应联系起来考察,就能够获得诸多深刻启示。

再举出列传名篇以考察其与本纪主线的紧密联系。

历史是人创造的。《史记》的构史体系是以人物为中心,七十列传所载人物事迹上起伯夷,下至工商业者,尽情写出历代文武大臣、卓荦之士以至下层人物代表,他们如何不失时机地参与创造历史的行动,展现一幕幕生动感人的历史画面。历史主线贯通,又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生动场面,这是司马迁运用列传与本纪互相配合,贯彻“通古今之变”宗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譬如,欲详知春秋列国盛衰,即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等作补充;欲详知战国纵横捭阖之势,即有《商君列传》《吴起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魏公子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作补充,历史的主线演进于是更加彰显。又如,有《白起王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蒙恬列传》等作补充,秦如何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脉络才更加分明。这就是司马迁运用诸体配合、交光映衬所取得的明效大验。

最值得关注的是《李斯列传》。此篇记载的内容,前半篇写他入秦前后的经历,主要有:先别其师荀卿;获得机会向秦始皇进谏对六国各个击破之策,被任为客卿;谏《逐客令》,于是秦王“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而后半篇的内容则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是写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的阴谋策划、倒行逆施,最终覆灭的下场。既写李斯应负的历史罪责,又刻画了阴谋家赵高、暴君秦二世的面目。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其原先性格、行事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而赵高和秦二世二人是最终葬送秦皇朝的主要人物,由于无法单独写此两人,也无法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去写,其行事与李斯紧密联系,因此采取多线条结合的手法,集中记载于此。司马迁这种剪裁和组织手法不但巧妙,而且使历史画卷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寓含极其深刻的教训。这样,《李斯列传》后半篇便与《秦始皇本纪》相辅相成,构成秦皇朝由统一到走向灭亡的全景图。明代学者茅坤有见于此,评论云:“(《李斯列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酿高之乱者并由斯为之,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所言“极得大体处”,即是指此篇对补充《秦始皇本纪》作用极大,同时司马迁用《李斯列传》与本纪互相配合、照应的做法极为成功。总之,《李斯列传》与本纪脉络紧密相连,对于揭示秦皇朝盛衰兴亡之理作用极为重要,在刻画历史人物手法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成功篇章。

结语

《史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罕有其比的。司马迁突破了先秦史学用编年体裁单线条记述历史的局限,以雄伟的气魄创立了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同时将华夏民族祖先发达的历史思维推向了空前的高度,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光辉思想,作为著史的宗旨。当前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精华,要推进对《史记》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关键一环是要做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司马迁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通过深入探讨,可以作出明确的回答:一是司马迁高瞻远瞩,凭藉本纪的纲领性记载,做到包举大端、贯通古今,不仅总揽全局,总结了几千年盛衰兴亡之故,而且勇于打破常例、解决难题,成功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相,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总结历史风云人物的功过。二是十篇史表的设置匠心独运,与本纪共同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提挈历史的大事件、大关节点,用列表的方法直观地显示历史大势,并且用各篇的序精彩地概括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三是多层面配合,以记载典章制度和反映社会情状的八书,以及生动记载人物事迹的众多列传,为本纪凸显的历史主线作重要补充,交光映衬,使全书各部分脉络紧密相联,因此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既展现了恢宏壮阔的历史大势,又做到历史叙事丰富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感人。

这里还须强调,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既能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前进要求,撰成能够激励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优秀之作。由此更加证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蕴涵着超越时空的真理性价值。我们要大力发扬司马迁开创的优良传统,在史著中既突显历史的大趋势,又要写出历史活动的丰富多样和生动性,有效地克服历史研究的主观随意性和“碎片化”倾向,有效地改进历史叙事单调乏味的现象,并且要认真发掘《史记》的思想精华,为新时代史学理论体系建设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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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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