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传世、出土文献与《史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1 次 更新时间:2023-01-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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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生群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应诏主持了大规模的古籍整理。经过此次校理,古书始趋于定型。在此之前,文献流传纷乱,门派不同,书无定本,次序先后、篇章多寡尚未固定,内容、文句、行文顺序不尽相同,经过长期传抄,或有增删改窜。司马迁依据的材料,史源广博,《史记》五体多有交叉重叠,作者信则传信、疑则传疑,增加了史料的复杂性。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史记》文本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之间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史记》文本的复杂性

汉武帝时期,文献主要书于竹帛,依靠手抄流传,文本流传情况复杂。《汉书·艺文志》:“《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其他典籍,情况也与此类似。即使是同一种书,也会有许多不同的抄本。当时文献流传只能靠抄写,自由度相对较大,抄写时可以删省、可以增加,调整次序、润色加工也都比较方便,这在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文本之间的诸多差别。

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资材广泛。据粗略统计,《史记》征引六艺类的文献有28种,诸子方技类文献约49种,史地档案类文献约18种,文学类文献7种,共计100余种。各种资料,来源不一,有时同记一事,诸说不同,内容大相径庭。如《吴太伯世家》:“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十二诸侯年表》:“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楚世家》:“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遂灭钟离、居巢。”《伍子胥列传》:“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吴太伯世家》《十二诸侯年表》《楚世家》《伍子胥列传》诸篇所载,或以为卑梁为楚邑,或以为吴地;采桑者,或径称“人”,或言“小童”,或言“女子”;吴伐取之地,或言“两都”(钟离、居巢),或仅言“钟离”。而《吕氏春秋》《吴越春秋》所载也各有不同。此类例子还可以找出许多,充分说明了《史记》史料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传世文献与《史记》

我们所见到的汉以前文献,大多经过刘氏父子的校勘整理。他们广校众本,一其名号、序其篇次、考其篇章、辨其真伪、校其异同、正其讹误、补其不足、除其复重、存其歧异,涉及校雠、辨伪、辑佚、汇编等各方面。经过他们校理的书籍,和司马迁所见之书不一定完全相同。如《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据赞语,《管晏列传》载越石父、御者二事,为《晏子春秋》所无。而今本《晏子春秋》有此二事,似乎与赞语相矛盾,以至于后人生出种种误解。金德建说:“司马迁是看到了原书,采录了其中的几条轶事,才写成了这篇《管晏列传》的。”刘师培说:“(二事)均非《晏子春秋》本书。”管同甚至说:“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

刘向《晏子书录》详列《晏子春秋》篇名及各篇章数,云:“《晏子》凡内外八篇,总二百十五章。”今本《晏子春秋》篇章与《晏子书录》所列全同,则古之书犹今之书,赎越石父、荐御者二章当非后人所补。二事既为《晏子春秋》所有,司马迁却认为是“轶事”,又当如何理解?据《晏子书录》,刘向所校之本有“中书”“外书”之别,中书十一篇,外书十九篇,而中书、外书各有残缺:“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刘向以各本互补,然后“中外皆有以相定”。

由此可知,刘向当时据以校雠的各个本子,均非足本。司马迁作《史记》时所见的《晏子春秋》,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本子,或另有他本。也即是说,司马迁所见《晏子春秋》与刘向校定之本,书名虽同,而内容则有多寡完缺之别。因此,《管晏列传》赞语称赎越石父、荐御者二事为轶事,与《晏子春秋》载列其事,其实并不矛盾。《管晏列传》赞语说《管子》有《轻重》《九府》等篇,刘向《管子书录》说:“《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据《管子书录》知,司马迁所见《管子》亦与今本不全相同,且有今本所无者。

《史记》与《战国策》的关系,历来为学者所关注。班固以为《史记》采《战国策》。明邓以赞和清吴见思、牛运震、李慈铭及当代学者多有怀疑《战国策》割取《史记》成文者。其实,刘向校《战国策》是校勘而非编书。《史记》所载与《战国策》相关者九十余事,也存在叙事、详略、文辞、国名、人名种种差异。在司马迁采取的战国史料中,有一部分和刘向校书时所见相同,这是《史记》《战国策》两书部分篇章惊人相似的原因。同时,《史记》所据资料又多与《战国策》存在不同,这便是两书记言叙事何以有着诸多不同的答案。

出土文献与《史记》

出土文献因其保持了原始面貌,历来受到人们重视。但是,这并不代表出土文献一定优于传世文献,而应作具体分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曾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帛书中部分资料不见于《史记》和《战国策》。根据帛书,张仪活动时间在苏秦之前,与传世文献正好相反。唐兰、马雍、杨宽等先生据此认为《史记》《战国策》记载有误。《苏秦列传》所载,“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其实,真正有误的不是《史记》《战国策》,而是《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都认定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司马迁作出判断的依据,有《秦记》、诸侯史记、各种纵横家资料,许多都有时间顺序甚至编年;刘向校《战国策》时,苏秦、张仪二人著作(《苏子》《张子》)俱在。而帛书中被认为是苏秦的资料,主名并不可信,而无主名的资料,多与苏秦无关。这些材料被误认为与苏秦有关,也有特殊的原因:苏秦之后,苏代、苏厉继起,他们兄弟都主张合纵;其活动地点都是在燕、齐两国;而对于燕、齐两国的态度,他们都更倾向于为燕谋齐。他们谋划的出发点高度相似,加上帛书多无主名,所以极其容易混淆。《史记》《战国策》中也有类似的资料。《苏秦列传》赞语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由此可见,司马迁见到的类似资料是很多的,他写这篇传记,也是要为苏秦辩诬。与帛书相似的资料,正是司马迁经过考辨认为不可信的部分。帛书的出土,不仅不足以否定《史记》的史料价值,反倒又一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判断:“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13&ZD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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