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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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  

  

   摘要: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久远历史发展的根脉,是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今天应当大力发扬光大。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产生和锻造任务繁重,涉及浩瀚的典籍,亟须采用俯察众流、抓住关键的方法。《史记》是一部产生于中华民族青春勃发时代,内容博大厚重,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史学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锻造和提升起到极大作用。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进行深入的发掘、阐释,能够确有根据地总结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坚韧性、优良性和融通性的宝贵特点,中华民族形成了五大文化基因: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化战胜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壮大发展、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史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疏通知远;穷变通久;大一统;反抗压迫;包容和谐

  

   一、俯察众流,抓住关键

   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的重要课题。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文化基因浓缩了她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因此又与当代社会进程密切相联。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保存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而且中华民族活动的舞台、历史演进的地理范围始终未曾迁移,历几千年间,文字、语言的体系也前后相承,虽然古今有所变化,但演进的脉络清晰可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中间经历过严峻考验,却能穿越曲折、衰而复振、蹶而复起。尤其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嚣张的侵略气焰面前,中国作为统一的东方大国,坚持反抗斗争,给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对于世界被压迫民族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走上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古老的东方民族能够创造出人类史上如此非凡的奇迹,历经漫长岁月考验却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并且在现当代再度激发出伟大创造力,展现出大国的尊严和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其文化基因和历史根源是什么?今天如何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发挥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对此深入探讨,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产生、壮大,又在严峻考验中得到淬厉而升华。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萌发至夏、商时期,是萌发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产生和光彩展露阶段,其标志是《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及其他战国诸子中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特征、智慧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成为著名的古训,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渊源,也是后代卓荦人物认识中华文明特质并加以阐释的纲领;秦汉以后至明代,是民族文化基因壮大和芳华盛放阶段,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有为之士结合所处时代特点,吸收新的智慧,对民族文化基因做了出色的丰富、提升,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和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提供创造的凭借和睿思卓识,在此漫长时期中也有过严峻的考验、磨难,但依靠文化基因的优良和坚韧,中华民族得以衰而复振、蹶而复起;自清初至20世纪,民族文化基因在社会趋势走向近代、救亡图强思潮涌起的新环境中得到淬厉、升华,凤凰涅槃,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历经五千多年进程,漫长而壮阔,丰富而深刻,历久而弥坚!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意义重大又任务繁重,因其思想内涵堪称精深奥妙,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是很大的。据此,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应致力于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从内容博大厚重,记载系统、议论深刻,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哲理思考和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而又影响深远的经典名作,认真进行发掘、总结。产生于西汉强盛时代的不朽巨著《史记》,就是这样兼具丰富性、思想性、创造性,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与提升过程中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杰作,亟须我们站在今天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做出具有理论价值的创造性阐释,并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

   二、司马迁著史的时代机遇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是因为这部杰作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司马迁站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史记》这部在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何以能在西汉时期产生,其间所存在的多层次的、具有丰富哲理内涵的关系,完全值得作专题研究并写成厚重的著作。本文只能从宏观方面对于西汉时期何以恰好为《史记》产生提供了时代机遇,从以下三项作概括的论述。

   一是,在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的时刻,总结中华民族以往全部历史。

   秦王朝是在呑并六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仅存在14年,但它对全中国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汉建立,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统一事业,另一方面,吸取秦朝实行酷烈政治而骤亡的教训,采取宽省政策,从高祖立国起制定的休息民力、奖励生产、发展经济的施政方针,经高后、文帝、景帝各朝一直得到遵行,至武帝初年达到国力强盛,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三千年中华民族的演进史至此达到新的高峰。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即生于斯、长于斯,由此而能够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系统记载和深入考察。《史记》的成就,首先在著史规模和格局上,与先秦史著相比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左传》是先秦史籍中成就最高的著作,在记载春秋大国争霸、各列国社会状况、战争谋略、人物言论和保存古史传说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而以《史记》与《左传》相比,却是一座巍然耸立的丰碑,最为关键的是《史记》的通史性质和记载内容的极其丰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编年史,记载了254年史事。而《史记》则记载了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上起五帝时代,下迄史家生活的当世汉武帝时期。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司马迁为何能够撰成这部雄视千古的杰作?这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此为凭借,史家才有如此宏大的气魄和冷静的思考,并确立了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史的目标。司马迁创造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机联系的成功体裁,其中十二篇本纪就是纵向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再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演进的主线,构成全书的纲领;其他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围绕本纪展开,构成历史演进的全景图。因此,中国史学由先秦时期产生的《左传》到西汉时期《史记》的撰成,并不是简单地做到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到纪传体的变化,而是史书规模、著史格局、记载内容丰富的程度和史家揭示历史进程深刻程度的质的飞跃。概言之,如此贯通古今、内容饱满生动、有血有肉的史学杰构,有力地回应了表现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时代要求!唐代史论家皇甫湜目光如炬,他称誉司马迁为了贯通上下、详载以往历史,“必新制度而驰才力”,“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

   二是,适逢民族创造力旺盛的时代展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好比青年时期是人生朝气蓬勃的年代一样,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也是这样一个富有活力、成长迅速的重要时期。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设置、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学术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我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汉朝奠定的。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汉朝形成,并且以这一强盛朝代命名的;当今世界各国也都称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术,为汉语、汉文、汉学。”从立国开始,汉朝就产生了许多出色的政治、军事人物和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在平民大众终日劳作的基础上,促使汉朝保持上升和强盛的局面达一个半世纪以上。汉朝人物又有“引大体忼慨”的豪迈气质,敢于和善于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历史教训、治国理政的重大设施,思想顾忌少,这也与当时社会旺盛的创造力相合拍,因此有的研究者称汉代为“英雄时代”。司马迁对其生活时代这种特点感受最为强烈,《史记》记述历史就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父亲司马谈临终对他谆谆嘱咐:“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汝其念哉!”对此司马迁俯首流涕,庄严承诺。

   《史记》成功地做到以记载人物为中心,不仅七十列传基本上都是写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十二本纪兼载军国大事和帝王的活动、性格,三十世家中也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国君,孔子、陈涉,及汉初社稷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在司马迁笔下,这些人物无不奋发有为、仗义倜傥。司马迁以丰富的史料和可贵的实录精神所成功地再现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历史上的民族精神和非凡智慧,这对于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意义同样非同寻常。

   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历史上英伟卓荦人物的记载,就成为千百年中全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后代史家以《史记》为楷模,把实现长期连续记载历史作为神圣职责。中华民族的先人本来有发达的历史意识,经过《史记》的撰成又达到更高的阶段。黑格尔讲过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认为历史著作的产生表明人类智力的提升,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的进程,并且达到自觉地总结和反思的阶段。他特别称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他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这段话的道理很深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智能达到对民族本身的发展能够作一番探讨时,才有“历史”,这时,不但个人获得了是为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神灵”、“教义”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且,就这个民族全体来说,也才具有认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中华民族很早就重视记载历史,先秦时期撰成的《尚书》《春秋》《左传》为中国史学奠定了基础,现在《史记》以人物为记述历史的中心更表明“历史意识”达到了升华,通过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发挥聪明才智而演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生动活剧,表明史家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眼光下去观察历史,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推动历史前进,这就使《史记》成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智慧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教科书。由此也说明,今天通过对这部产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青春活力的时期的史学宝典来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该有何等特殊的意义。

   三是,汉武帝时代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

汉武帝雄才大略,兴造功业,班固曾经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海内艾安,府库充实,……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并举出一批名垂青史的人物,包括大经学家、大理财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等都应时而生。正是国家辽阔版图和社会蓬勃向上的局面,为司马迁提供了极好的著述条件。他有两次壮游的经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是一并记载其二十岁以后游学四方之经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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