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国庆 蒙祥忠:作为方法的云贵高原——从费孝通的区域板块研究看中华民族共同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 次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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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   蒙祥忠  

   【内容提要】 本文把云贵高原置于民族走廊学术脉络中进行研究,强调这一区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融合多元文化体系的云贵高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的空间和文化意义。作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又为学界提供了理解走廊与区域族际互动机制的研究视野。这一区域研究一直以来是我国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研究场域,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关键词】 云贵高原,民族通道, 跨区域社会体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

  

   云贵高原多元的民族文化,一直以来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方法论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岑家梧、芮逸夫、凌纯声、陈序经、江应墚、田汝康等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就开始在云贵高原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云贵高原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一片热土,为我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改革开放后,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于1979 年5月在昆明举行,第一届全国民族学学术研讨会于1980年10月25 日在贵阳召开,①这足以表明云贵高原这一区域在中国民族学研究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云贵高原的空间意义逐渐发生了转换。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作为联通各大民族走廊的云贵高原,其空间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全新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的云贵高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田。

   一、作为“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云贵高原

  

   “民族走廊”是费孝通为整体理解中华民族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②民族走廊概念当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学界以往对民族走廊的研究,重点关注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西北走廊等。但从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学术背景来看,云贵高原也具备民族走廊的学术意义。

  

   费孝通早期对大瑶山的调查更倾向于微型研究。微型研究更注重从具体的实况来观察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从微观的层面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从经验层面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费孝通更加强调“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强调微型研究和宏观研究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宏观视野把握中华民族整体性。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彼此交往,相互依存,在我国境内形成了一定的生态历史文化区,可以大体分成北部半干旱草原区、西北干旱荒漠区、东北中低山森林区、东部低山平原、东南低中山地、中部中山高原、西南中高山地、青藏高原、南海诸岛,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等贯穿其中。这些生态历史文化区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多是通过各个“民族走廊”连通起来。

  

   费孝通倡导对相关区域板块进行一次综合调查。他说:“要把藏汉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样很好的。我希望云贵高原也不妨作为一个单位来进行一次综合调查。我们现在广西大瑶山进行的调查,其实是另一个地区,即南岭山脉这个走廊的综合调查的起点。”③费孝通在提出“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的学术概念的同时,也提到了将云贵高原作为一个空间单位来调查。实际上,费孝通早在1956年就建议以云贵高原为范围来调查。他说:“我也想建议以贵州或云南等地区为范围,甚至可以再小些,作一次综合性历史研究的试验。”④云贵高原一直是费孝通从区域板块来整体理解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空间单位。但在“民族走廊”学术概念的语境中,云贵高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空间,而是一个具有民族和文化意义的空间。

  

   民族走廊研究之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把民族走廊的自然空间转化为民族与文化空间。⑤而民族与文化本身的特点决定民族走廊极具流动性。因此,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其内部关系和结构的讨论上。从历史上看,走廊里的民族,其形成的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不同走廊之间的民族,在历史上也必然经历着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当今民族流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走廊之间必然是一个有机整体。费孝通所强调的各个走廊之间是一盘棋的含义就在于此。超越民族走廊的线性空间,去探讨各走廊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特别是在当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更体现其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

  

   从云贵高原的自然空间以及民族文化的特点来看,它同时衔接了南岭走廊、武陵走廊和藏彝走廊等其他几大民族走廊而被称为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缩影,为讨论区域板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研究空间和方法论。

  

   将云贵高原作为民族走廊概念来讨论时,还必须考虑其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就自然空间而言,云贵高原扼控长江和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山地面积占绝大部分;就民族构成而言,云贵高原汇集了苗瑶、氐羌、百越、百濮和中原华夏文明五大族系;其民族文化则带有强烈的山地文化色彩。复杂的云贵高原结构通常被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由邦马山、无量山、哀牢山、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山系以及南盘江、元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等水系构造而成的云南高原,居住有彝、哈尼、白、傣、壮、苗、回、傈僳等二十五个民族。作为我国边陲地区的云南高原,其大量的跨境民族流动一直吸引着学界的关注,成为人类学跨境研究的热点区域;而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的贵州高原受学界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但历史上,贵州高原是云南高原通往内地、中原的重要通道。有明一代,云南通往内地的通道大都穿越现贵州高原地域,主要有“普安入黔旧路”“乌撒入蜀旧路”和“建昌(治今西昌)路与粤西路”。巨木的运送正是通过“普安入黔旧路”运往内地。⑥对于历史上从中原向南移动再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的民族来说,贵州高原也是一个重要的走廊。因此,对云贵高原的研究不能忽视贵州高原这一重要的通道。

  

   贵州高原境内的“六山六水”与广西、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相连,而清水江和都柳江分别流向武陵走廊和南岭走廊腹地。地处云贵高原腹地的贵州,可谓是连接南岭走廊与武陵走廊的中心地带。或者说,从广义上看,贵州高原的一部分区域就是南岭走廊和武陵走廊的一个组成部分。贵州高原与武陵走廊、南岭走廊乃至藏彝走廊在民族走廊学术概念中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关系。作为交汇几大民族走廊的云贵高原,历史上成为民族流动、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在民族走廊学术概念中必然显示出重要的意义。

   二、作为中国民族研究重要方法论建构的云贵高原

  

   中国民族研究是伴随着老一辈民族学家个人学术史的发展而发展的。1949年前的中国民族研究主要是依托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于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了田野调查,如杨成志的彝族调查,凌纯声对松花江赫哲族的调查,以及凌纯声和芮逸夫对湘西苗族的调查,吴泽霖对贵州的水族、苗族和瑶族等民族的调查。费孝通与王同惠对广西大瑶山进行的人体测量和社会调查,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此外,在“魁阁”时期,费孝通所调查的云南禄村,虽然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群体,但是“魁阁”团队里的田汝康、林耀华、许烺光等分别调查的“芒市边民”“凉山夷家”和大理“两镇”等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有直接的关联。⑦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对云贵高原的民族调查,不仅是其民族理论建构的主要源泉之一,也是形成我国民族研究方法论的重要基础。

  

   (一)提供了山区民族类型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类型比较是费孝通用以逐步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方法论。费孝通在与埃德蒙·利奇的对话中就表明了他的这一立场。他说:“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⑧他在此强调,了解中国社会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并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归类。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就是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不同类型。

  

   山区民族在中国社会也构成一种类型。费孝通指出苗、瑶、畲等民族可以代表一种山区民族的类型。⑨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区民族因具有共同特点而属于同一类型。但他们又有各自的个性,这就需要采取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山川的功能、意义是影响民族格局的关键性因素,但一直以来学界对费孝通强调的山川功能与意义对民族格局的影响的研究方法关注不够。实际上,从其学士论文,到瑶山研究,再到云贵高原研究,以及后来提出的民族走廊概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都阐述了山川与民族格局的关系。他在《亲迎婚俗之研究》中就阐述了移民迁徙与山川的关系。⑩20世纪50年代,他在对云贵高原的研究中,更加关注山川与民族分布格局的关联。他将山川的历史意义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史联系起来,探讨山区民族类型的特点。

  

   多山的云贵高原,为费孝通提供了山区民族类型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园地。仅就贵州而言,尤以“六山六水”著称。“六山”是指雷公山、月亮山、云雾山、武陵山、大小麻山和乌蒙山;“六水”即为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乌江、北盘江和南盘江。费孝通认为,正是如此多山的自然环境,才使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得以生存。他指出,贵州民族分布格局的特点和西南靠边疆的区域不同,那是因为从全国范围来看,贵州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接触的边缘地带。汉族在历史上从中原向边区迁徙的过程中,兄弟民族也逐步向边区移动,并依靠多山的自然条件延续至今。11山川在民族流动、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谈到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时,认为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他提出的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以及谷苞提出的“两大区域”和“三个统一” 12,均强调地理生态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性。费孝通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家园中,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些不同的地理单元,其内部都有结构完整的体系,中华民族就是在不同的自然框架里形成的。然而,正是山川的存在确保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格局。在汉族向南迁徙的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发生了融合,有的少数民族则不断地向草原和山区移动。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13从山川的功能和意义去理解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迁徙以及与汉族的关系,更能把握民族格局的地理生态结构,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论。

  

   (二)提供了中国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研究的一种方法论

  

费孝通对大瑶山的研究,是采取人体测量的方法,以“人”为突破口,以此来认识“人”所属的民族社会结构,强调人这一生物基础与其社会组织、社会分工以及生产方式之间的必然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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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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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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