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一个民族政治学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 次 更新时间:2022-07-25 09: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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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欣顺  

   内容提要:增进共同性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方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从民族政治学的视域出发,有助于厘清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增进理路。中华民族共同性源生于政治公共性与民族文化性的内在统一,是全体人民共同依存与彼此关怀而生的积极关联性。对全民积极关联性内涵的把握,有助于排除纯粹同质性、多数强制性和封闭排他性等认知误区。与此同时,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还需认清共同性阙如可能带来的民族政治问题与隐患。对此,就需要明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各族人民对增进共同性的呼唤,通过增进全民关联的意愿性、意义性和使命性,延展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宽广度、提升共同性的厚重感、推进共同性的持续性。由此,各族人民彼此与共的积极关联得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性也随之高质量增进。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性  民族政治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  the commonal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thno-national politics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1 问题提出与研究回顾

  

   共同体话语的广泛勃兴意在呼唤主体间相互关联的共同性,以满足人们对安全可靠、归属稳定、和睦友爱、团结信赖等共同价值的需求与共同愿景的追求。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来,作为对这种需求与追求的回应,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等方面的重要论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进一步将这种战略关注和愿景思考转换为具体的行动方略,强调“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1]。由此,增进共同性所明确的行动方略为实务界圈定了新的聚焦域与着力点,同时也为理论界指明了新的问题域与研究点。具体而言,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是什么?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认知理解可能存在哪些误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缺少这种共同性会衍生怎样的问题与隐患?新时代应该如何有效增进共同性,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质量建设?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确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的基本内涵、价值意义和实践空间,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百余年来,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思索与行动一直存续。尽管不一定出现“共同性”的字眼,但共同性所指涉的内容一直没有脱离中国人的视野。确切地说,从晚清中西文明碰撞的那一刻起,面对陌生的“他者”,中国人对于自身共同性的惊讶认知就已经开启,这不亚于“人从流水中看到自己倒影而第一次倍感惊讶的那一刻”[2]4。李鸿章慨叹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梁启超则从中看到一个崭新的集体自我,并赋予其“中华民族”的共同称谓。自此,在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下,不断汇集着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诸种认识,无论是秉持种族思维[3]76,还是聚焦文化内涵[4]374,抑或明确国民意识[5],甚至是兴起改造国民性的思潮[6],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的不同方式的呈现。然而,内忧外患的救亡背景下,留给人们著书立说的空间有限,如何去“做”成为观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实践进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各族民众表现出的团结一心、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集体行动,生动诠释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理念与品质,为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奴役、实现自主独立提供了动力与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实践进路进一步落脚到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在各族人民大团结的话语中,并借助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运动实现进一步的行动自觉。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学理进路,严格意义上则在改革开放后。1978年,费孝通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中说:“就中国对世界各国来说,由各民族共同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属于这整体的内因。”[7]172可见,此时费孝通已经洞察了共同性之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内因规定性。谷苞在前期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系统性研究。在其系列成果里,语言文字、经济生活、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传统节日等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具体表征,而长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共同发展则构成中华民族共同性形成和发展的根源[8-10]。与此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有学者开始着眼时代发展规律来认识共同性,并给出各族人民共同性将持续增多的预判——“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即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共同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多。”[11]30进入21世纪后,为了进一步推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实务界逐渐总结出“四个认同”[12]1、“五个认同”[13]2的话语体系,充实了民族理论政策宣传的教育实践。

  

   随着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性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纵观这些研究,主要有四种思路。其一,依照历史学的特定史观分析思路,考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意涵,如以区域中国观剖析中华民族具有“包容性、多样性、统一性”[14]。其二,按照学说史的回溯归纳进路,考察相关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解,如对费孝通、谷苞等前辈学者认知理路的研究[15-17]。其三,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阐释进路,聚焦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以明晰相关会议的主旨精神,如对党的十九大精神[1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等的研究[19-20]。其四,按照政治学的经世理路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性深层次的现代性问题,比如有学者强调中国在自主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寻找与定位国家特性,并积极塑造国民身份,从而为国家治理与发展提供认同资源和精神力量[21]。

  

   总之,既有研究已经涉及中华民族共同性问题,并能够就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容展开分析,包括历史与现实中的共同表征、老一辈学者的思想认知、重要会议精神的系统阐释、基本治国理政效能的分析等。不过,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特别是共同性是什么、如何增进共同性等核心问题虽然有所涉及,但仍然缺乏相对直接聚焦的研究。对此,本文从民族政治学的视域切入,试图就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增进理路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认知误区

  

   在“增进共同性”的行动方略语境中探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意涵,需要把握其现实性与使命性。鉴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大局与民族复兴全局的事业,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规定性的中华民族共同性,自然也蕴含着政治考量与民族关怀。这就意味着,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理论视域需要同时兼顾政治维度与民族维度。作为一门专注于研究政治与民族交叉范畴的学科,民族政治学提供了契合性的分析视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与此同时,秉持何种共同性的内涵认知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思考与判断,进而影响集体行动的方向。因此,除直接呈现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本然内涵外,还要廓清并排除中华民族共同性认知的潜在误区,进而确保对行动方略认知的共识性。

  

   2.1 民族政治学视域的切入

  

   谈及民族政治学,一个前提性的追问自然是何谓民族政治学。从民族学的学科母体出发,周星指出,民族政治学专注于研究“民族共同体与民族社会内部的政治生活”[22]60,其逻辑支点在于把握民族范畴的政治属性。周平立足政治学的学科基点指出,民族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政治生活和各种民族政治现象,意在把握客观规律,为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为民族政治生活的改善提供服务[23]。青觉着眼于多民族国家建设,强调民族政治学“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各民族群体的存续密切相连……重点解决关涉民族因素的政治问题”[24]。高永久突出民族政治学的问题导向,指出“其目的在于揭示民族政治问题的实质和民族政治行为的规律性特征,探讨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路径”[25]2。综合这些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基本确定民族政治学从民族与政治依存交叉的领域中获得原初意涵,尤其关注民族共同体与公共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并具备认识与改造民族政治现实的关怀。就此而言,作为一个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与民族复兴的议题,中华民族共同性自然也是民族政治学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议题。

  

   更进一步来看,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视域确实与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的明晰直接契合。首先,民族政治学关注民族范畴的重要政治属性,而中华民族共同性在党和国家政治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正是这种重要属性的彰显,由此构成了逻辑前提下的一致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1],就是这一层面的具象化表达。其次,民族政治学关注以多民族国家建设为重心的涉民族因素的政治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传统的时代性彰显”[26],恰是一个涉民族因素的重要政治问题。因此,剖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次的规定性内容,离不开民族政治学的分析视域。再次,民族政治学着眼于民族政治生活的改善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共同性的高质量增进以及民族复兴事业的扎实推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针对性地分析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离不开民族政治学视域的审视与分析。

  

   2.2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本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性说到底,就是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下涵盖的全体人民所具有的主体间的积极关联性。“共同性线索标识着人们彼此间的一些关联”[27]11,就如查尔斯·泰勒指出的,在本真性文化中自我发现与自我认同的关键就是这些关联[28]36;胡塞尔先验地称共同性为“交互主体性”,是一个相互依存和相互为他而存在着的自我—共同体[29]146-147;海德格尔则用“共在”加以表示[30]145。相较于这些主观先验认知而言,马克思着眼于客观现实,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来理解人们彼此间的关联[31]501。具体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由各族人民聚合而成的各种关联性的总和,正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基础内涵所在。借助民族政治学框定的理论视域,可以进一步剖析出这种关联具有民族向度和政治向度上的内在统一。

  

一方面,从政治向度看,中华民族共同性内涵了共同体成员的政治公共性,关系到各族人民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实体的政治整合问题,进而涉及共同体成员相互依存的基本秩序规范。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预设表明,一个共同体的本然共同性出自成员的政治公共性。因为“政治领域直接出于人们的共同行动……作为共同世界的公共领域既把我们聚拢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32]35。可见,共同性的政治之维揭示了一个共同体内在的差异共存问题,其核心在于以超越差异乃至对立的共同言语与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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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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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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