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3 次 更新时间:2009-09-03 00:29:55

进入专题: 中国乡村研究   创造性转化  

赵旭东 (进入专栏)  

  

  摘要: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中国乡村研究;问题中国;理解中国;创造性转化

  

  中国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笼罩在了一种“问题解决”的思考范式之下而不能自拔,这样做的前提是把乡村笼统地界定为一个问题的乡村,这样的做法无疑沿袭193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路径(注: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8第3期。)。

  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问题转变成了如何去接近城市的问题。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村民自治的展开迎合了城市对于公民权利追求的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诉求,而与之相应的是,村落政治的研究寻求的是如何在本土资源的层次上为这种舶来的、想象中的民主政治在乡村这块土地上找到可持续生长的发展空间,乡村生活方式的描述成为“中国特殊论”的一种借口,过多的事件过程的分析强化了乡村成为一个有问题空间的社会记忆的强度。

  所有这些对乡村的改造和问题意识,在我看来都是观察者带着强有力的外来者的观念和想象,从而把他们所关怀的乡村界定成为一个有问题的地方。但是,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根本的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折射。显然,这些并非专业的也不以理解和宽容为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碰撞”上,而是目光向下只看到了“乡村问题”。在此意义上,跟早期中国乡村研究的路径类似,中国乡村在这些研究者的眼界之中成为了一种“西方的他者”,这不再是“自己看自己”的一种生活实践,而是从“遥远的他者”的视角反过来把近距离的自己看成他者的一种颠倒的认识论。

  

  原子化与村落共同体

  

  许多有志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更乐于将自己标榜成为一名脚踏实地展开田野调查、对于西方的理论不管不顾、直面当下乡村现实的乡土研究者,但是他们的问题意识很快就转变成为了如何借助调查来呈现当下乡村困苦的状况进而实现其改造乡村的目的参见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原子化”是这样一批研究者发明出来的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状况的基本判断,贺雪峰分析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状况时,借用马克思对于农民整体的“一袋马铃薯”的比喻,来类比中国当下乡村农民的关系状况,认为当下的乡村,特别是靠近湖北荆门的乡村呈现出一种“村庄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的原子化状况(注: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上述这种外来的观察者对于乡村社会发展中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人们相互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状况表现出极端忧郁,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学理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乡村社会原本就一定是非原子化的?这也许是近年来的乡村建设以及乡土社会研究的学者所没有意识到的,而实际却是一个带有实质意义的学术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后续研究都可能是虚妄的。

  非原子化的村落共同体的概念,或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一再指出的跟泥土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乡村社会的组织形态,都显然是跟早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所做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或者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二元区分密不可分,这在更大的范畴上便是城市与乡村的比照及其在生活形态上的对立。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则是,中国乡村与城市之间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对立?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以城市的眼光来审视乡村,或者忧虑乡村变得越来越像城市,这背后不是在坚持一种预先接受下来的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这样的二元区分吗?

  对此分类概念最先提出挑战和质疑的是马克思。他在对印度的民族志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之后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试图要打破既有的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的做法的一种颠覆性的怀疑。他从人类学家丰富的民族志当中看到了在西方以外的印度所体现出来的不同于西方的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独自成为一体的封建时期的公社制度,而是“个体的公社把国家当作他们共同耕种的土地的真正主人”,国家看起来是一种外在的剥削性实体,但是东方的老百姓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是一种慈善机构,施舍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结果国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要么是统治者,要么就是如上帝的化身一般来对其加以膜拜,进而导致了不可一世的专制君主的产生,这特别体现在以灌溉为核心的专制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上(注:[英]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下农村原子化的概括显然是缺乏宏观比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而基于此概念基础之上的所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的提出更是没有看到基层社会从来就不是封闭和自身一体的历史事实,一个村落共同体可能并非像一般人所构想的那样是一个把所有人都圈定在一起的孤立的村庄,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但是在这些生与死的节点之间却有不断的离开与返回,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那些令人悲伤的离别之词以及令人欢喜的聚会之词会如此地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产生一种共鸣(注:对这一点,英国人类学家石瑞(CharlesStafford)有精彩的分析和民族志描述,参见Charles Stafford,?Separationand Reun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离别和再次聚会成为了村落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原子化也许是发生在离别之时,却可能为年节之时的回归故里所否定。原子化的趋势与共同体的周期性恢复构成了乡村生活的全貌,孤立地看待这个全貌,自然是一种印度人所嘲笑的那种盲人摸象一般的不着边际了。

  

  宗族政治与乡村民主政治

  

  与乡村原子化的讨论不同的是,自1990年代以后,一大批的研究者特别关注于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的宗族政治对这种未来可能的乡村政治民主化的消解作用。这些学者中有一部分寄希望于中国民主进程的迈进可以先从乡村开始,恰如贺雪峰所总结的那样,他们带着强烈的本土政治关怀,希望“尽快地自上而下改变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在各种海外基金会的资助下,乡村成为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试验场。

  在这种氛围影响之下,“村治”成为跟传统“宗族”相对立概念而应用于对乡村政治及其组织发育的解释之中。“村治”成为村级治理的一个代名词,指涉“在村民委员会社区内及与村级社区相关的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和调控”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而在村治概念的最初提出者看来,村治更多的是跟乡镇以下的乡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关注“村民自治的治理结构”,强调“村委会的管理行为属于群众性自治行为”(注:张厚安:《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转引自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注释2.)。

  显而易见,后来的研究者在修订先前的村治概念中已经不再有意强调村民自治的问题,而是径直把村治这一原本是借助乡村自治来体现西方民主精神的最初的国家意志转变成为了一个乡村政治学的概念,那就是对于“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和调控”。在这种修辞性的变换之中,“村民自治”被彻底地从研究者的视野中取消掉,取而代之地把西方民主概念中核心要素的“公共”引入到村治之中。郭正林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村民自治”难于反映村庄治理的复杂结构,而提倡用“村政”的概念来替代村治(注:郭正林:《中国村政制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转引自肖唐镖等《村治中的宗族——对九个村的调查与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注释2.)。

  在这种概念转换当中,我们看到了对西方民主概念接纳的崭新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村落政治学者径直地把村落的生活空间转化成为政治空间,公共事务成为与西方市民社会对等而无差异的建构主体来加以建构,并通过比照在乡村社会中持续发生着影响力的宗族的活动,进一步强化在宗族制度之外来建构村落新的公共空间及村治的可能性。在对村落宗族细致调查的基础之上,研究者所得出来的结论竟然不是乡村宗族本身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改变,面对他们构想中的宗族本应该能够做些什么,而现在却无法发挥效能的一种凄凉之感;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又进一步把宗族界定成为一种必须要加以超越的、自身无法发生改变的村治发展的障碍,新的村治资源因此需要再去寻找。

  宗族意识在1979年以前的讨论并非是学者关注的主流,人们受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的影响更加乐于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特别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宗族似乎已经在1949年以后随着毛泽东所说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而销声匿迹了。但是,在1979年以后,伴随着全国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集体化力量的衰弱,宗族或家族意识逐渐得到恢复,人们开始组织起来重新修建祠堂,特别是在华南、东南以及赣南地区,情况更是突出。学者的研究视角,特别是一些历史学者开始逐步有意识地关注宗族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注: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载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123页。)。实际上这个问题并非像一些后来的调查者所认为的是没有先例的,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历史学家的研究更有人类学家的研究,早期有胡先晋和林耀华的研究,之后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华南宗族的整体性研究,所有这些都不否认宗族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保护和基层社会秩序维持的功能。

  也许我们可以把所有那些不研究宗族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历史而直接研究乡村宗族现状的学者统称为中国乡村宗族问题的界定者,这些界定者更加乐于询问当下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宗族与1990年代中期以后强行推进的村民自治之间如何平衡或者替代?但是在这里最应该清楚的是,宗族及其组织形态从来就不是乡村社会所独有的,其严密的组织形态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宋明以后才在乡村得到由上而下灌输和构建的。在这个过程中,掩藏着一套统治者用来模糊地主和农民之间对立关系的手段,这便是宗族的实际政治功用,在这个意义上,“敬宗收祖”仅仅是一种文化的修饰,其背后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缓解(注: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页。)。

  并且,把宗族专门拿出来使其成为民间组织的代表来跟国家对立,这显然也是研究者想当然地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西方政治学解释框架强加在对于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解之上。实际上,对于国家如何看待乡村,自古就有所谓“官治”与“自治”的分野,到了20世纪上半叶,这种分野变得更加明确,所谓“官治”就是“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而“自治”则是指“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后者显然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清末新政的核心内容,而此一核心内容无疑是受到西方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影响(注:魏光奇:《管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自序第1页。)。

  即便是这样,宗族也仅仅是地方自治组织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华北的地方社会就不像华南地方社会那样明显地受到宗族组织的作用,其地方组织形式还包括地方团练、青苗会等。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自治的理想从来都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在清末由于中央集权的地方控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赵旭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乡村研究   创造性转化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分层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88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