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中美战略相持阶段与战役缓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3 次 更新时间:2022-07-07 05: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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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  

   一、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历史由来及阶段性

   “战略相持阶段”概念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创造的。他提出,抗日战争包括日本的战略进攻、中国与日本的战略相持、中国的战略反攻这三个阶段。本文借用这一概念来表述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与抗战时期相比,今天的中美战略相持,主要有三个区别。其一,最根本的区别是,中美战略竞争并非处于战争状态,而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则完全是战争状态。其二,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下一个阶段并不是战略反攻阶段,也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并没有将美国彻底打败的战略目标。其三,经过较长时期的战略相持,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共存共治的状态。所谓新型大国关系,须经过战略相持的长期竞争状态才能形成。

   从学理上来说,“战略相持”应包含三个特征:一是战略相持的双方力量相对均衡。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压倒性优势,才能保持“战略相持”状态。二是在较长时期内,任何一方都难以打垮对方,没有战胜和战败之分。三是双方都有强烈的制度自信,才能保持战略相持的韧性。美国确信将保持世界霸权50年以上,中国确信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第二个百年目标。

   战略相持阶段将有多长时间?大约是2021~2050年的30年时间。这不仅取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条件,而且取决于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变化。由于中国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美国智库针对中国的长期战略方案也把时间坐标界定在2050年。美国战略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2020年战略报告,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为2020~2050年。另一个重要智库“2049中心”也将中美战略竞争的时间段定为2020~2050年。“2049中心”的智库名称就是以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为其假想对象。可见,2050年是双方的战略预期目标,这个目标定位决定了相持阶段的时间向度。在这30年内,只要双方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逆转,战略竞争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就会始终存在。

  

   二、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三个特征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征之一是中美力量结构的两重性。中美两国各自的两重性结构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特征。美国在其漫长的衰落过程中保持着相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薄弱之处。双方的这种两重性是贯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轴,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转变。

   美国的两重性体现在其霸权力量和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与苏联并列为两个超级大国,美国的世界霸权并不完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霸权构成“一超多强”的“单极世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后美国霸权呈现衰落的轨迹,阿富汗撤军和乌克兰危机更加显示这条轨迹的存在。

   美国霸权衰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过程中美国仍然保持着国力最强国家的地位。美国在世界上仍然拥有最强的金融控制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军事打击能力和舆论塑造能力。霸权衰落并不等于美国综合国力的衰弱。当前的国际体系,包括联合国体系、西方盟国体系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现在美国仍然具有决定性影响力。国际规则,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创制的。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实质上就是“以美国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霸权衰落是指美国领导国际事务的地位和能力不断下降,包括国际体系的塑造权、国际规则的创制权、国际话语的主导权、国际安全的保障权以及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铸币权都在逐步削弱。在国际体系的维护、改革、创新和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美国越来越显示出能力严重不足。特朗普时期美国破坏规则和“退群”的行为不断。拜登上台后,美国开始恢复规则并要重新主导规则。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霸权,服务于美国战略,控制他国的经济命脉,对他国任意实施经济制裁。立足于具有世界货币功能的“美元霸权”越来越服务其本国利益,作为世界货币的功能和信用正在削弱。美元霸权的衰落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表现之一。

   国力升降是相对不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呈现出来的。相对于中国21世纪以来的迅速崛起,美国的力量生长呈现相对衰落状态。但是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力量上升明显快于它们。美、欧、日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在西方盟国中仍然拥有主导能力,甚至出现美国对西方盟国的控制权有所加强的倾向。如果把美国及其盟国的综合实力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当大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历史惯性还将保持很长时间。

   在战略相持阶段,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权力转移产生结构性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可以有对抗和合作的两种发展趋向。这里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一是在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是否必然产生对抗。守成国向崛起国权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是否会导致或者避免二者的全面对抗,这种权力转移是否会逆转而导致崛起国的失败;或者导致守成国的加速衰落?

   二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力量差距缩小是否会产生极限并导致战略摊牌。中美两国分别为分量极大、规模相当的世界上第一位和第二位经济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在2001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0%,到2022年已是美国的77%。历史上,美国可接受的第二位大国经济总量极限为美国60%的“铁律”已被打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比例从70%上升到100%的过程大为缩短。如果美国不能阻止中国达到或超过美国总量规模,那么美国可以接受的中国上升极限是多少,超过这个极限是否会导致二者的战略摊牌。

   三是中美结构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对抗性关系,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可能转化为合作性关系。中国与美国存在着较大的相互依存度与利益相关性,没有一方可以完全放弃与对方的互补关系,实行所谓的“脱钩”。无论是全球性的、地区性的还是双边性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得到缓解或解决。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在准对抗性和准合作性之间摆动的状态。

   中美结构性矛盾体现在全球市场、两种制度和地缘政治这三大领域的战略竞争,具有对抗性、妥协性和合作性并存的特点。随着中国保持上升势头并达到与美国相平衡的状态,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对抗度就会下降,对抗性就会向妥协性和合作性转变。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征之二是国际体系转型的长期性。当代国际体系面临的转型与历史上的体系转型都不相同,过去的体系转型大多数以战争方式改变国际体系,冷战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性决定的。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战争转型(不排除突发危机引发的战争转型),其特点是渐进性和长期性。这个特点与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长期性基本保持平行。

   首先,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陷入困境。很长时期内西方在世界经济总量占80%~90%的绝对优势,现在已降至50%~60%的微弱优势。西方主导财富分配和国际事务的统治地位正在受到削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西方经济的升降盛衰。中国占世界经济增量的1/3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1/3,对西方经济影响力的权重也在不断提高。

   其次,由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具有惯性,西方经济即使降至全球经济的50%以下,它依然长期处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位置。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即“西方治理”体系既不能反映新兴力量的崛起,又不能给予新兴力量足够的上升空间。西方难以接受新兴力量的理念、力量结构并与之共存,但是全球化经济又不容西方与非西方切割为两个市场体系。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相互调适过程。

   再者,西方国家(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习惯性地接受美国领导,难以接纳一个由新兴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心理状态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改变。新兴大国也难以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国际体系。只有在霸权国本身难以支撑旧的国际体系时,新的国际体系才有可能取而代之。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从1980年至今的40多年,中国始终处在融入西方主导国际体系的进程中。未来30年中国将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排斥中国的情况,不得不从融入为主转变为塑造和改变现有国际格局与体系的进程。这需要强大的全球治理能力和先进的全球治理理念,而这种能力和理念需要几代人的培养和推广才能得到确立。例如,“一带一路”建设遇到的能力不足问题,并不是投资建设能力不足,而是中国在世界体系内说服他国接受“一带一路”的塑造能力不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位置互换,需要长期反复的过程才能发生质变。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特征之三是中美对抗的有限性。中美之间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对抗是有限的。中国本身并没有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意愿,这不符合中国到2050年发展战略目标的要求。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与意志也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对抗需要美国几倍于自己的国力消耗且未必能达到目的。中美双方都存在的对抗有限性是战略相持阶段得以相对稳定的基本条件。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美国曾经试图对中国实行无底线对抗的战略。一度聚集所有资源对中国采取“全政府、全要素、全方位”的攻势,包括经济上、技术上、舆论上、部分军事上以及通过盟国、中国内部等途径的极限施压。事实证明,美国无法打垮中国,反而让美国付出过高的成本。以中美贸易战为例,特朗普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收高额进口关税,其中92%关税负担转移到美国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身上,导致美国国内价格大幅度上升,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对华技术战的后果也将是如此。美国在技术上打击中国的负面后果将逐步显示出来。美国高科技公司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一最大利润来源,进而减少研发资金投入,降低其发展潜力,却刺激起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如果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的金融战,将使美元体系受到空前动摇甚至崩溃,世界经济全面停摆,其后果远大于贸易战和技术战。

   美国与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战争极为冒险。美国财力难以支持同中国打一场局部战争,遑论核大战。当下联邦债务已经高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0%以上。如果美国与中国展开军事战,至少需将现有军费开支提高一倍以上,达到大约1.5万亿美元。如果战争持续数年,即使不发生核大战,美元信用、美国财政和美国股市将全面崩溃,军事上也难以获胜。美国要战胜中国,至少需要两倍于中国的国力、财力和军力。显然,美国没有可能动员如此庞大资源来打垮中国。

   基于上述基本估计,美国总统拜登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制度,不寻求与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尽管这里存在着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但是毕竟是美国最高层对中美战略对抗有限性的官方认定和表述,全面对抗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只有两种可能性才能改变中美对抗的有限性:一是中国出现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中断其和平崛起的进程,这种可能性概率很低;二是美国反华力量绝对主导其决策层,不计后果地对中国发动全面冷战甚至热战,这种可能性的概率也比较低。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力量将全面赶超美国,美国在无法对抗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与中国妥协时,中美战略对抗才会从有限性转变成非对抗性。

  

   三、战略相持阶段的三个10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

战略相持阶段的时间长度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快慢。这种力量指的是包含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和舆论等所有因素的综合竞争力。当前中国与美国差距最大的是科技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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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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