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历史与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90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10: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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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  

   【内容提要】 现代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兴衰交替的过程及其典型特征,对当代国际体系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代主要后起大国中国与当代主要守成大国美国必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为大国权力的和平转移和中关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打开通道。

   【关 键 词】后起大国/守成大国/战略互动

  

  

近来,国际舆论尤其是中美两国战略界都在议论“新型大国关系”,其中涉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互动关系,以及新老大国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不同看法。厘清这些概念,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至为重要。

   关于“后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歧义甚多。一般是指对国际体系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崛起大国和极力维护国际体系现状的霸权大国。近代以前的欧亚大陆各个帝国兴衰不在这个范围内。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争霸也不应覆盖其中。本文讨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和世界霸权国家形成以后,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老大国兴衰交替过程。当前国际上讨论的大国权力转移,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大国整体下降这两种趋势。这种权力转移又被国内外归结为中美秩序之争。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相处之道,对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具有深刻启迪。

   一、现代史上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兴衰交替

   我们需要界定现代意义上的新老大国交替进程的时空范围。从15世纪和16世纪新航路发现到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列强争霸有两种情况:一是西班牙、荷兰、英国之间的海上争霸,并不是当代意义上的后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关系。在这个阶段,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和霸权大国并没有形成,从而也没有当代意义上的霸权和挑战关系。二是欧洲大陆的争霸过程,从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19世纪上半叶的维也纳体系,基本上是欧洲王朝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变过程,同样不具有世界意义。只有当19世纪中叶英国建立全球殖民体系和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后,才出现世界意义的霸权和国际体系。此后崛起大国对这个体系的挑战以及霸权国的应战,才是我们所要讨论题目的本质内容。

   根据这个讨论范围,四次新老大国争霸具有世界历史的经典性。

   第一个范例是1870年代到1940年代的英德争霸,由此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且延伸到二次大战,其空间范围覆盖整个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影响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是世界范围内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第一轮全面较量,具有世界历史的经典性。

   第二个范例是1890年代到1940年代日本在亚洲的崛起,从打败中国清王朝开始、进而在东北亚挑战俄罗斯、继而在东南亚挑战欧美列强、最后在太平洋与美摊牌的过程。日本崛起并不是对世界范围内霸权的挑战,而是在亚洲地区内的霸权争夺,其主要对手美国也是崛起大国,其影响涉及英德争霸进程。这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霸权争夺过程,具有亚洲历史的经典性。

   第三个范例是1920年至1990年的苏联崛起以及苏联挑战美英霸权体系的过程。苏联崛起首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其次是反法西斯战争使之获得成为超级大国的历史机遇,再次是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给了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战略资本。然而,苏联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的一系列战略错误和体制僵化,导致其崛起过程的中断。美苏争霸是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第二轮全面较量,同样具有世界历史的经典性。

   第四个范例是1870年代至1950年代美国崛起以及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美国内战之前的半个世纪内,英国一直从各方面遏制美国崛起,当时美英矛盾具有对抗性。19世纪末叶,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并在西半球排挤英国。但是德国对英国霸权的威胁远远超过美国,而且美国参与两次大战既确保英国战胜德国的结果,也为美国取代英国霸权提供了历史机遇。二战后苏联对西方的威胁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对大英帝国体系的摧毁,使英国最后认同美国霸权体系的确立。美英兴衰交替是世界现代史上唯一的霸权和平转移过程,具有另一方面的经典意义。

   除了经典的新老大国权力转移,1970年代至1990年代还出现过新老大国兴衰交替进程的变形。当代新老大国兴衰的起点始于1970年左右,并不是始于2008年至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理由,一是越南战争证明美国难以承受一场局部战争,特别是不能与一个大国打一场陆地战争。二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从最大债权国变为最大债务国。三是苏联在全球的扩张危及美国的全球基地体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只及苏联的一半。四是欧洲一体化机制基本形成,开始减少对北约盟国体系的依赖。五是二战的两个战败国西德和日本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分别达到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体。这段下降时期引起美国学术界的深思,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为其代表作。由于这些重大变化,美国不再拥有二战后确立的绝对经济优势和绝对军事实力,不得不进行全面的战略收缩和结构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是改善中美关系,形成牵制苏联的战略大三角;二是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重点,美在亚洲力量收缩,在欧洲力量投放增加;三是“超越遏制战略”,从内部瓦解苏联集团;四是全面调整美国经济结构和财政结构,从传统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为主的产业结构;五是对欧洲和日本的崛起加以抑制,特别是通过“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泡沫化,由此滞缓日、德崛起进程。美国在1970年代首轮下降、1980年代全面调整、1990年代再度达到顶峰,伴随着德、日的再崛起和再度受挫,以及苏联解体标志的俄罗斯崛起中断,构成了第三轮守成大国与后起大国的应对之道。这个历史时期新老大国兴衰交替的变形,其特点是大国权力转移的非典型性,即军事力量的作用下降,经济力量的作用上升,以及守成大国的局部衰落和后起大国的局部崛起并存。这些都是不同于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特征。

   进入21世纪的新老大国兴衰交替呈现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进程。美国连续遭遇“9•11”后的反恐战争和2008-2011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霸权实力显著下降。而同一时期的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迅速升至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与此同时,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进入崛起或复兴行列。非西方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和西方传统大国的整体下降,成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国权力结构变动。

   美国及其盟国体系虽然存在着压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战略意图,但是不可能复制两次大战和冷战过程中将后起大国完全打败的历史。其原因在于,其一,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同新兴大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已经达到难分难解的程度,摧毁对方的结果很可能是自身的崩溃。其二,新兴大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构成对传统大国的直接威胁,西方盟国体系难以像以往打击德、日那样地打击中国等非西方大国。其三,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对人类挑战空前严峻,超过新老大国之间的对抗性,使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有可能形成长期合作以应对非传统威胁。这些新的历史条件正在改变新老大国关系的性质。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后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关系乃至发生战略对抗的危险,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种两重性将持续很长的历史时期,直到新兴大国整体实力超过守成大国。美国取代英国霸权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美国霸权的衰落周期将比英国要长得多。长期性、渐进性、两重性是世界历史第四轮大国交替的主要特征。

   二、20世纪大国权力转移的典型特征

   20世纪大国权力转移过程具有完整性和典型性,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来源,也是当代大国权力转移的主要参照系。

   特征之一:后起大国一般在经济上首先崛起,军事和政治崛起要晚于经济崛起。

   美国1890年就已在经济总量上超过英国,但在政治、军事上超过英国则是在1940年代。德国在1900年左右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军事上超过英国也是在1940年左右。苏联则相反,军事上在1930年代后期超过英国,1950年代接近美国,1960年代部分超过美国。但是在经济总量上从未超过美国。

   与此相比较,二战后大国权力转移一直是不完整、非典型的。战后德国和日本的“二次崛起”,基本上是经济崛起,先后达到世界经济的第二、第三位,而且成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体系支柱,但并未实现政治和军事的完整再崛起。在世界现代史上,后起大国取代和超越守成大国的周期一般需要一个世纪,守成大国的衰落周期大约也是一个世纪左右。周期过于简短的大国崛起进程往往中断甚至失败。

   特征之二:地缘环境对于后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崛起过程中拥有最为有利的地缘环境。它与欧亚大陆相隔两大洋,周边没有世界一流强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美洲。这是它没有与守成大国发生重大对抗,也没有成为大战发源地的重要原因。德国崛起的地缘环境最为恶劣,周边强国林立,面临英、法、俄的联手遏制,打破被包围的地缘环境就成为德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也是英德对抗的主要起因之一。苏联从十月革命后一直处于被包围的地缘环境中,从而把打破包围圈作为首要战略目标。这也是冷战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虽然没有明显的大国包围环境,但是岛国位置和资源短缺,使它一直把周边国家作为扩张对象,先是间接、后是直接地同西方列强发生全面对抗。

   特征之三:维持还是打破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成为新老大国斗争的焦点。

   德国从普法战争后一直试图打破欧洲大国均势,改变既有疆界,并致力于打破从中东到非洲的英法殖民体系,这些战略企图必然成为其发动大战的动因。一战后不到10年,德国再度崛起并力图打破凡尔赛体系,成为二战的导火线。英、法、美等守成大国极力构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德国给予最严厉的战败国惩处,结果不仅不能保住这个体系,反而加速了原有体系的崩溃。二战后盟国吸取教训,对西德重建给予各种援助,最终消除了欧洲战争策源地反复出现的痼疾。

   日本也处心积虑打破一战后的华盛顿体系,要打破东亚的殖民秩序,从而成为太平洋战争的发动者。苏联虽然在二战后基本上维护雅尔塔体系下的大国势力范围划分,但是它作为世界革命的输出者和支持者,力图打破西方统治的世界秩序,从而成为美英联手遏制的主要对象。而美国则相反,它在20世纪上半叶尽力保持西半球的门罗主义,在东半球基本上不挑战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直到1950年代英国完全衰落,才以联合国托管、盟国体系和“新殖民主义”等方式取而代之。

   特征之四: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复仇心理既是后起大国崛起的动力,也是其覆灭的原因。

   德国具有极强烈的“日耳曼优越论”,普法战争后德国的民族主义高涨,需要得到“阳光下的地盘”,为此准备与欧洲所有大国决一雌雄。一战结局与巴黎和会对德国的严酷惩罚,埋下了德国全民复仇的种子,成为希特勒纳粹上台的社会基础。民族复仇主义借助于灭绝犹太种族达到疯狂的顶点。这给纳粹德国带来空前的战斗力,也促成其最后灭亡。

   日本的“大和民族至上”和“武士道精神”,加上明治维新后接连取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的胜利,自以为应当统治亚洲,以致在侵华战争之后,接连进攻美国、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东印度,大大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并且受到亚洲国家和美、苏、英的联合反攻。日本帝国最终崩溃。

苏联虽然没有出现像德、日那样的狂热民族主义极端行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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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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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沪)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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