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3 12: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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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宝  

   内容提要:个人信息权益的权益构造,包括内部构造和对外部其他主体相关权益的支配关系两个部分,由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个人信息权益的内部构造由“本权权益”与保护“本权权益”的权利构成。个人信息权益之“本权权益”主要包括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利益,但不包括财产利益;保护“本权权益”的权利主要包括同意(或拒绝)的权利以及知情、查阅、复制、转移、更正、补充、删除、请求解释说明等权利。个人信息权益对处理者和国家机关获得的个人信息数据同时具有外部约束力。处理者对合法处理所得的个人信息数据享有财产利益,但该数据受到个人一定程度的支配,除非其已经过匿名化处理。国家机关获得的个人信息数据同样受制于个人信息权益,但是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数据不享有财产利益,并且应当依法依规向社会积极开放其控制的数据资源,释放政府数据红利。

   关 键 词:个人信息权益  个人信息数据  内部构造  外部约束力  “两头强化,三方平衡”  Rights and Interests relating to Personal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Data  Internal Structure  External Control  "Strengthening Two Sides and Balancing Three Parts"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颁布。法律使用了“个人信息权益”“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等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也明确保护个人信息,同时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和数据作为财产性质的权利(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个人信息权益的权利和利益构造,澄清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在人格尊严、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方面的利益及其个人信息的非财产性,个人对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①因处理个人信息而获取的相关个人信息数据的财产利益之约束力,以及国家机关对其处理的个人信息之非财产利益和公共属性,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价值取向和实施相关规定,保护个人的个人信息权益、界定个人信息处理者相关财产权益的性质、促进国家机关依法依规处理个人信息及开放公共数据,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的个人信息权益构造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中,存在一组需要相互平衡的利益关系:一方面,个人信息的处理可能给个人的人格尊严等利益带来一定风险;另一方面,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和数据的自由流动是发展数字经济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此,世界各国普遍将平衡个人、信息业者②(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主要目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1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制定关于处理个人数据中对自然人进行保护的规则,以及个人数据自由流动的规则。”其“前言”部分第2条也明确指出:“本条例意在促进创立一个自由、安全与正义的领域和经济联盟、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加强欧盟内部市场的经济融合,以及维护自然人的福祉。”印度、菲律宾、南非、日本等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作出了与此相类似的规定。③同时,以识别性为判断标准的个人信息范围非常广。为了妥善实现这组利益关系的平衡,法律有必要对个人信息作出适当分类,并为不同类型个人信息的处理制定相应的规则。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分类方式是将个人信息划分为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并对前者进行特殊保护。④例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第9条对特殊类别个人数据的处理作出了特别规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于2020年11月3日通过的《加州隐私权法案》在《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的基础上,对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了单独归类、定义并设定了专门的保护条款。⑤由此可见,构建以“两头强化,三方平衡”⑥为理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已成为世界趋势。个人信息保护法治的价值取向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兼容并包的;其追求的不是个人、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国家某一方利益的全部实现,而是三方利益的相互平衡。各方主体在其核心利益得到法律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应当将其非核心利益让渡给其他主体,从而实现“多赢”和“共和”。

  

   与国际趋势相适应,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也遵循“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的理念。《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说明》指出:“应当统筹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通过立法建立权责明确、保护有效、利用规范的制度规则,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的基础上,促进信息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⑦基于此,自草案一审稿以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始终将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与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作为其立法目的。⑧《数据安全法》第7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在私法领域,《民法典》第111条和第127条对个人信息和数据的私法保护分别作出规定,将前者作为人格权益予以保护,将后者作为财产权益予以保护,以平衡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2021年7月6日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同样遵循了前述价值取向,其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个人数据、⑨公共数据以及数据要素市场作出规定,展现了数据的不同价值维度。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第9条、第37条、第58条以及其他相关条文的规定,其既保护自然人与个人数据相关的各项合法权益,也保护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对数据享有的社会管理利益,同时保护市场主体对数据产品和服务享有的经济利益。法学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必须结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提炼社会的共同认知,形成既保护个人尊严和自由,又能够促进个人信息合法使用的规则。⑩要实现大数据利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离不开信息主体、信息控制者、管理者三者之间的多维治理结构。(11)

  

   为了实现个人、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国家三方利益的平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多层级、多维度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体例来看,其确立的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个人的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该条文位于立法目的条文之后,规定个人信息是一项个人享有的权益,将个人信息对于个人的人格尊严等价值作为立法中首要考虑的因素,(12)同时也是其他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展开的基石。第二个层级是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构成有机、完整、统一的价值体系,为法律解释与规范续造提供了相应的依据;其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章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构建起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规范化的基本框架;最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以及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作出规定,从个人、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国家三个维度出发,明确三方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三个层级是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其中既包括处理者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也包括国家机关不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而应当承担的行政系统内部责令改正、给予处分等公法上的责任,为个人信息权益提供法律上的综合保护。

  

   在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中,个人信息权益是一个基础性、关键性的概念。个人信息权益的内涵决定了个人的何种利益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能够得到保护,其外延决定了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支配力能够延伸到何处。“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种基础理论,在个人信息权益构造的教义学阐释中发挥着决定作用。“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强化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表明,个人信息权益的核心利益在于人格尊严以及人身财产安全等利益,法律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应当围绕此等利益的保护展开;强化一般个人信息的利用表明,个人应当将其非核心利益让渡给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国家,此等非核心利益不属于个人信息权益的范畴。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服务于个人、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因此有必要识别三方主体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利益需求,并对权利和利益进行适当配置,以促进三方平衡的实现。

  

   一般而言,一项具有“对世性”的权利(权益)由“本权权益”与保护“本权权益”的权利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法律规定权益主体享有某项权益必然表明其享有受法律保护的特定利益,(13)而“本权权益”即是此等利益的类型化集合。在部分情况下,法律会对某项权益之“本权权益”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例如,依照《民法典》第240条的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人享有的此等权利即属于所有权的“本权权利”。在部分情况下,法律仅规定权益主体享有某项权益,但对其“本权权益”的内容未作出规定,此时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对“本权权益”的内容予以明确。例如,《民法典》第1032条仅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但未规定自然人对其隐私具体享有何种利益。学理上一般认为,隐私权之“本权权利”的内容是自然人有权根据其自主意愿维护其隐私的私密状态,或者以某种方式利用、公开其隐私。(14)另一方面,某项权益经由法律规范予以确认后即受到法律保护,其他主体不得非法侵害。例如,依照《民法典》第3条的规定,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当“本权权益”遭受非法侵害时,法律在多数情况下会赋予权益主体相应的救济措施,由此产生权益主体保护“本权权益”的权利。例如,依照《民法典》第235条和第236条的规定,当物权遭受非法侵害时,权利人可以主张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等物权请求权。此等请求权本身不产生或者包含任何实际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因而并非物权的“本权权利”,而是权利人保护其“本权权利”的法律手段。

  

   与典型的民事权益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个人信息权益在权益构造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之处。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取决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信息业者(一般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及国家三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作教义学阐释时,不仅应当探讨其内部构造,还应当探讨其对处理者和国家机关的外部约束力,由此才能清晰地界定个人信息权益的内涵与外延。

  

就内部构造而言,个人信息权益同样由“本权权益”与保护“本权权益”的权利构成。虽然《个人信息保护法》未对个人信息“本权权益”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但可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相关利益进行类型化分析和揭示,进而确定其具体内容。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前,法学界对个人信息“本权权益”的民事权益性质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15)《民法典》第111条以及第1034-1039条也将个人信息规定为一项民事权益。在对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二审稿进行审议的过程中,有的常委委员和社会公众、专家提出,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制定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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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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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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