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六经综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32 次 更新时间:2023-12-24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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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国学这个概念非常的大,民国时期的人曾经对国学有一个界定:“国学者何?一国所自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本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所以国学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几千年的积淀和积累,古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不能尽其学,所以我们就想能够把握住其中的核心。如果我们简洁地说下国学的核心,就要看到它的源头,也就是影响最大的部分来说起。

关于其核心在民国之前没有争议,从精神、文化、思想层面,简要说就是以六经为源头,以儒道为两翼的思想脉络,也有其他的流派,墨家、法家、诸子百家等等。但是到了汉代,这些流派也渐渐式微,渐渐融入了以儒家为主流、以道家为辅助的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熔炉当中。我们说诸子之学是流,也就是从源头流出来的大河,而源头就是六经,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六经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最源头的、最基本的、最具有民族性的原创性思想,所以到汉代就把它作为“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历史上也称作“先王旧典”。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回顾他们的历史,他们看到的这些经典,都是过去的夏商周三代的王的经典。六经就产生于夏、商、周,所以六经当中,除了夏、商、周三代思想的聚集,也包括这更早的思想的流传。

之所以在汉代称之为“经”,也就是所谓的“经者,常也。”古代的时候都是单字成为一个概念,后来才渐渐出现了复合词,比如“经常”。其实“经”是“经”,“常”是“常”,“经”是指我们织布的纵线,没有纵线就织不成布,引申出来就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基础,须臾不可离的恒久之道,所以“常”,就是恒久的意思,也代表着对于源头文化的尊崇。

“ 经 者 , 圣 贤 所 以 传 道 也 。经之有故训,故须明经以造乎道也。”“道”就在经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记录在其中,包含了我们先人的生产生活,有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读经的目的不在于学习一些名言隽语,明经的目的是要达到一些对“道”的认识。我们说到“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实际上“道”就是道路,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虽然这个道路曲曲折折地走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今天依旧在走,既然我们要走下去,就要知道过去我们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所以读经的目的是为了明道,而明道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好。读书是为了增长人的知识,然后将知识升华为智慧。六经是六部重要的经典,实际上都是集中到道路的问题,当然它们也各有分工,所以不读经典不足以言国学,不了解历代的注疏经传,也不足以言中国的学术。

六经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人类今天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的经典中也都给出了思考和解读。比如,社会危机是分配的问题,是财富两极分化的问题;道德危机是人性异化、灵肉分离的问题;生态危机就是天人问题、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恰恰是儒、道两家最为关注的问题。离开这些问题,我们读经就会有些偏离,目的就不会太明确。

庄子在《天下》篇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描述,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采用六经来教育学生了,这几部经除了《春秋》晚出以外,其它的经典在孔子时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材料。六经的思想在前,而编纂在后,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造成的文化破坏,所谓的礼坏乐崩,孔子作为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符号,最大的贡献也不仅仅在于其弟子根据其言行整理出了《论语》,更大的贡献也正是在于对这些先秦古典的整理和保存。

六经也是有变动的。到汉代,《乐经》已经失传了,剩下了五经,然后《礼》变为三《礼》,《春秋》有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慢慢往上加,到宋代后,就形成了十三经。

究竟有没有《乐经》,这个事情一直有争议。有的人认为有,后来失传了。有的人认为就没有过。也有人认为有,但是汉代人没有整理出来。也有人认为《乐经》就是《周礼》当中《大司乐》这一篇。中国古代音乐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也就是五声、八音、十二律,五声就是现在说的音阶。我们历代都有乐制,在史书中都有关于音乐的记录。最早是《史记》中的《乐书》,这些《乐书》、《乐记》、《乐论》当中都有对于音乐起源的追溯。《论语》中记载,孔子到齐国访问,突然晚上听到一段乐曲,让他非常吃惊,就是“韶乐”。这就是舜时代的曲子,这证明在孔子的时代已经很难听到上三代的乐曲了。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引文出自五经,但是并没有引自《乐经》的内容,所以《乐经》究竟失传,还是没有,或者说宫商角徵羽都是调子,没办法引用,我们确实可以打个问号。

“律”是确定一个乐器的准确度的,用不同长度和粗细的竹管,来反复的调整才确定的,所以也叫“十二管”。古代的音乐高调的很少,宫廷音乐大部分是为了祭祀古代祖先神灵之类,所以很少高调,配以歌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大多只剩下了歌词,但是音乐没有传下来。包括祭孔大典的音乐是在明朝创制的,传到了日本和韩国,据说直到很晚我们才再次把这个乐从韩国引进回来。所以我们现在流传的很多传说古代的音乐,实际上都不是那样的,包括比较出名的《广陵散》,传说自嵇康也就失传了。

所谓“八音”,是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它是按乐器的制作材料对各种乐器的分类。

我认为,汉代学者其实可以把《乐经》重新集成一本的。之所以没有,还是因为如果“乐”作为经典,还是需要很多经典的曲子在其中记录。如果没有曲,只是论,是不可能的。但是乐谱都已经失传了,调音技术因为需要老师手把手的教,没办法用文字记录,写不出来,所以就更为容易失传。讲乐器的这些东西倒是有,但是渐渐的也越来越少了,很少能够有人还原亘古时的条件,仔细地来对待音律,因为音乐本身也变简单。古代音乐当中重点不是在于好不好听,而是在于其中要含有一种精神,关键是要鼓舞人的。音乐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几个领域之一,所以《乐经》究竟有没有集成,我们可以不管,但是从孔子以来开启先河,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乐论。

乐对于一个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六经中,虽然《乐经》没有了,但是乐的传统得以保留,所谓“礼乐典章”。孔子反对“八佾舞于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礼乐制度化,通过形式将礼和乐的精神固定下来。此外乐论的发展非常发达,对于乐的功能性的讨论也非常丰富,比如《礼记》中《乐记》和荀子的《乐论》。《礼记·乐记》应该代表了中国文化中对于“乐”的经典看法,也就是对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强调,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确定表述,对儒家的影响很大。它也涉及到个人塑造和性格的影响,《乐记》当中讨论到了陶冶性情,也就是让人归于和平。乐的本质就是和。和谐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共同推崇的,从中可以表达出天人合一的精神。所谓“《乐》以道和”,道家更倾向于自然之和,而儒家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之和的表达。

六经诸子之学都强调了“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其中蕴涵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及思考的方向,不能离开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这即是“勿变天之道,勿绝地之理,勿乱人之纪”。天地人三者是构成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机链条,这个链条一旦在某处断裂,人类将死无葬身之地。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是对天、地、人三才的共生同构原理的认识,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一种大智慧。

在有文字记录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其背后的最终原因,可以说几乎都是严重的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在中国文化中,对此有极其丰富的思考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古人对待这一问题,多是以“义利之辨”为讨论的课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过:“放于利而行,则天下多怨”,都把问题集中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这些议论都是强调,一个社会如果一味地放纵利益的追逐而无社会正义的调节,社会就会陷于危机。如何处理“义”和“利”二者的关系,是保持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问题。“义”,就是合理、正义;“利”就是利益、好处。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可以说,没有离开“利”的“义”,也没有离开“义”的“利”。一个正常的社会,两者都是不能偏废的。离开了“义”的“利”,就叫无义之财,放任无义之财的追逐,走到极点,便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离开了“利”的“义”,可称作空想主义,走到极点,会造成社会的普遍贫穷,最终也会导致社会的瓦解。

“义”是不能脱离“利”来讲的,如果脱离了“利”,就是“望梅止渴”,牺牲了人们的现实利益,追逐一个空想的东西。但反过来,不能离开“义”来讲“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不是说所有的君子都讲义,是做一个君子,你要首先明白什么是“义”,他懂得这个道理;小人往往“鸡鸣而起,孳孳为利”,他用这个来区分君子和小人,没有“义”的指导,来搞这个利,就是小人。

孟子对这个问题看得最尖锐,他说“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结果就是“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倖)也。”掌权的人违背社会正义,在下的百姓一再触犯刑法。这话古人都提醒了。所以解决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理论上说主要的出路就是“义利”的统一,然后才能做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化。

人的精神家园一旦失落,就会像大海中的一叶浮萍,在汪洋大海中丧失了确定的目标,也会像一个浪迹天涯的孤儿,在茫茫人海中失去归宿。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这叫做营魄(灵魂与肉体)分离。

所谓的道德危机,即是个体人的灵与肉的分离,也可称为“人性的异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都有丰富的解决人性异化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的办法是道德教化,以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提倡明明德,即《大学》教育宗旨的第一条:“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尚书》称“克明俊德”,《周易》叫做“继善成性”。到了孟子,把这些克服人性异化的办法叫做“道德良知”。并认为道德良知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准,对这些标准的判断,叫做“人禽之辨”。

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他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小人去之,君子存之。”这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异仅仅有那么一点点,但对于人禽之别的这一点点,小人也不愿保留它,而君子则自觉地维护它。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既很小,又很少(几希)。尽管又小又少,但离开它便是小人、便是禽兽,保留它、维护它就是脱离了禽兽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君子。那么在孟子看来,这既小又少的人禽之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套复杂的道德系统,其核心便是所谓“四端”,也叫“四德”或“四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种“心”,配仁、义、礼、智这四德。

这看起来简单,行起来却不容易。仁、义、礼、智(后来又加上信)总称五常,是儒家建立人类道德大厦的基石,在今天亦未过时。一个丧失良心,不讲仁爱,没有怜悯,违背正义,没有羞耻,在利益面前削脑袋往前钻营,甚至可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去善为恶的人,还能叫做人吗?充其量只是一个禽兽而已。此即人禽之辨的道德内涵。今天的道德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教育的缺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所至。解救之方不止一途,但道德教育却是须臾不可离失的。这里我所要声明的是,道德教育更重在身教,即如儒经所言,“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尚书》记录古代君王对于臣民的讲话和告诫,多属于政事的档案材料汇编,在六经当中也有重要的意义。讲的是君王治国利民的言论,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书。过去的史官分为左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么左史记录的就是讲话训诫等等,题材有六种,比如《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等,还有誓,就是出兵打仗时的动员等等,属于历史的内容。《尚书》的本质,是可以通达过去。当我们对自己的道路足够通晓,才能够走得更远,通过《书》的教化,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预见。

比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这十六个字被宋儒称为道统传递的心诀。人民的心思动荡不安,对客观真理的存在认识也幽微难明,人心是指个体的人的肉心。人心是不能纯一的,道心是可以纯一的。两者相合的越好,人的道德也就越高;两者分离的越大,人也就品性越差,渐渐地就没有道心,只剩人心,也就没有道理可说了。而要达到对道心的体认,就要精诚专一,才能公允的、实实在在地在行为中实现中道,也就是宋儒所说的格致诚正。

这十六个字被认为是中和的思想的真传,从尧、舜、禹一直传到孟子,然后有断绝,宋明理学家要接续道统,就是要把我们中华文明走过的道路的传统承接下去。道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也不是说一提到道统就想到封建迷信,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讲六经,也就是要体会这个道路,这条道路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走的道路。但具体这个道路怎么走,就要看个人的知识和智慧了。这当然脱不开个人的努力,这种努力也就包括“极高明”和“道中庸”,一种理性的思维和在现实当中的运用,有一种精致的理论理解,会影响到行为的结果,两者匹配,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内圣外王。

六经之教,从《诗经》培养人的性情,温柔敦厚,一直到《春秋》“属辞比事”,将微言大义寓于历史当中。六经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虽然版本很复杂,但是我们作为阅读和学习,不需要太过拘泥,只要读,就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本文为乾元十周年“经典 · 知道”系列讲座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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