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手稿出版迄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鲁迅逝世后到现在，其手稿的整理出版几乎没有间断。大规模的出版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78年到1986年，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鲁迅手稿全集》，珂罗版影印线装60卷，并出版了平装本，随后，20世纪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金石手稿》。2021年9月28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在国家图书馆首发，全套78册、共计3.2万余页，采用高清影印技术，是迄今为止最全的鲁迅手稿结集，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手稿全集。

　　 《鲁迅手稿全集》分为七编：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和杂编。新版全集的特点一是“全”，即收录内容更全面。除鲁迅创作、辑录、翻译的作品手稿外，还将其课堂笔记、古籍抄本、手写账册、单据，以及有修改手迹的校样稿等多种类型手迹资料纳入收录范围。二是“精”，即编纂方式更科学。编者对海内外现存鲁迅手稿与墨迹进行了全面征集、整理、影印，并就各编分类、定名等核心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对所收录的每一件手稿的名称、时间、数量、尺寸、收藏者等信息进行了严格核查和考证。三是“真”，力争每件手稿都采用原件扫描、原色影印、原大排印。

　　 与20世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相比，这一版手稿全集的文稿、日记、书信编增加体量不大，文稿编增加了“诗稿”部分；书信编除增加部分书信外，还增加了近600件信封及其他附件。译稿编是文物出版社的《鲁迅手稿全集》曾计划出版而未能施行的，几十年来，鲁迅译稿的收藏单位有零星整理出版，如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译〈死魂灵〉手稿》，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译〈毁灭〉手稿》等，但此次第一次以全编的名义出版，其中包括从未面世过的《文学者的一生》等11种译稿。此外，金石编也有较大幅度增加。

　　 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的新增部分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最后一编“杂编”。所谓“全集”的“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杂编”的“杂”，因为杂收的目的是要将鲁迅的手稿手迹囊括殆尽。编者的确为此下了很大功夫，仅这一编就达16卷之多，其中有课堂笔记、校稿、便条、收据、设计图纸等，甚至别人以鲁迅的名义代笔的文件也收罗其中，留作参考。

　　 全集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值得深入研究、全面总结。本文结合自己参与全集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感知，就几个小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所谓“一个字”，是从杂编的“杂”字谈及鲁迅的杂感和杂文问题；“一篇文”，是从一篇文稿讨论作家的佚文问题；“一卷诗”，是从全集中的一卷诗稿旁及鲁迅的文体问题。

　　 一、一个字：“杂”

　　 新编《鲁迅手稿全集》编纂原则中有一条是“应收尽收”，在“全”字上做文章，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就有了第七编“杂编”。关于这一编的命名，专家委员会意见颇不统一，先后拟出综合编、附编、杂稿编、杂编等几种名目。有人说，既然书名叫手稿全集，收入其中，就等于承认是手稿，但因为品种繁多，不好分类，所以叫“杂稿编”或杂编；但也有一种意见认为，零散的手迹不能算是手稿，只能作为附录，所以应该叫“附编”。

　　 我主张用“附编”，就是觉得这些信手写来便条之类不是“稿”，既不成稿，也不能称为未定稿。稿有各种形态，有的是草稿，有的是修改稿，有的是未定稿，有的是成稿，应加以区别。例如，杂编中占较大比重的课堂笔记，虽然成形成块，却只是一种记录，并非鲁迅自己起草的稿子，也不是原创文稿或译稿。自然，鲁迅的片言只字都有价值，为了展现他的书写工作的全貌，所有字迹都不妨收录。不过，附骥尾可矣，何必称“稿”？故应称作“附编”，以区别于其他整编或正编，因为那些才是手稿全集的本体和主体。

　　 因为意见不统一，最后由专家委员会决策组票决出了“杂编”之名。

　　 当然，杂编或附编，其实也只是名称的问题，对手稿编辑的实际工作影响不大，反正总的原则已经确定——见字便收。专家委员会成员大多数是鲁迅研究专家，不但不反对多收，反而都一致认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省却研究者检索的工夫。的确，全集和同时建立的鲁迅手稿数据库将大大便利读者和研究者。我忝列鲁迅研究队伍，自然也乐见施行全收原则，而不在意去争什么名目。

　　 但是，我由此想到困扰我很久的两个字：“全”和“杂”。

　　 其实，“全”字中是很可能含有“杂”的，当然也可能含有“大”——大而全，全而杂，“大”“全”两字，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关于全，我在讨论《鲁迅全集》的定名问题时，曾经说过，这种追求，由来已久。鲁迅自己生前也注意到了，1936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增田涉讨论《中国童话集》的编译问题时就说：“日本怎么搞的，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商业操作是个中主要原因。作家尚健在，就有出版商来编辑出版“全集”，仿佛在为他的死做准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其死亡为期不远。其实，便是死去的作家，“全集”也很难实现。即如去世已经八十多年的鲁迅，全集也不能说“全”，其手稿全集同样如此。

　　 不过，把全集这个名目安在鲁迅著作上，还真是日本出版界做了先导。鲁迅刚刚去世，日本改造社负责人就将原拟出版的《鲁迅杂感选集》扩大成7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2月出版，比中国的《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抗战军兴，上海成了孤岛，中国文化界同仇敌忾，在艰苦的条件下奋力完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或者就有与日本同行较量的意思。没想到当时仓促定下的名目，为后来的鲁迅著作出版定了基调。

　　 我在《站在鲁迅著作出版的新起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感言》(《文学名著诞生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中说：

　　 何谓全集？是作品全集，还是文字全集？中国古代作家著作编纂虽然有“大全集”的名目，但实际上很少见，一般都称“文集”或“诗集”，如果兼有诗文辞赋乃至奏章，就干脆叫“集”，如《苏东坡集》《陆宣公集》。“全”字的使用以致滥用，使后来的编纂者被动，因为为了成就“全”，就须修订增补，却又总难齐备，反而催生了一门“考佚学”(或曰“不全学”)。1938年的《鲁迅全集》收入译文、古籍校勘，甚至还计划收录美术收藏——后一项并没有实现，此后也有人尝试，出版了《鲁迅大全集》。看来，鲁迅著作编辑出版，难以摆脱“全”字的不幸符咒了。

　　 因为要全，就应收尽收，而见字便收，就难免驳杂，甚至不该收的也尽数囊括。手稿全集倒也罢了，读者可以借此看到鲁迅的书写成果，签名、便条、合同、账目等，的确都是重要物证。即便是“鲁迅”这两个字书写百次，全都收入也是应该，因为每次签名都不一样——实际上正是如此，譬如出版公司给鲁迅的稿费单据，有他亲笔签名数十件，当然要收录，甚至就连别人代签的也都不是完全没有参考价值。

　　 然而，假如鲁迅文集或全集采取这种方针，就难以顾及纯文学的“纯”字了。凡是文字都予收录，就使《鲁迅全集》成了“鲁迅字集”。怎奈“全”在文集编纂中似乎已经成为高标，在编者和读者心目中也成了定式，很难想象将《鲁迅全集》改为《鲁迅文集》或《鲁迅集》。可以说，《鲁迅全集》已经树立了一个典范，引来更多作家文集纷纷效仿。

　　 我因为这个“杂”字，又想到了鲁迅的“杂文”。如果以“杂”来统领《鲁迅手稿全集》中收罗的各种鲁迅手迹——笔记、家用账、收据、便条之类，那么“杂”就还有次要和边缘的意思——读者或许正是这样看待“杂编”的。但在鲁迅的创作中，就有这么一类以“杂”命名的文类，是鲁迅的重要文学成就，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总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杂文。与手稿的“杂编”放在全集的最后相反，鲁迅的杂文长期以来享有很高的荣誉，不仅与其小说、散文、诗歌一样占有文学创作的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还被赋予更大的价值。

　　 尽管鲁迅的杂文在文界和研究界都有极高的地位，但这种文体长期以来并没有被界定得清楚明白，其实杂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体，乃是散文大类中的一个小类。实际上，杂文这一名称的出现给现代文学文体带来很大困扰。直到今天，在一些人心目中，杂文还不算是纯正的文学作品。很多文学院设立了创意写作班，却很少有写杂文的实验项目。但到了鲁迅这里，文学史就不由自主地称赞起杂文来。鲁迅写杂文较多，就成了这个文体的代言人，赋予杂文更高的文学性。

　　 中国古代便有“杂文”这个词语。鲁迅早期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1918年12月，鲁迅的书账中提到“面城精舍杂文一册”。鲁迅称自己的第一本文集《坟》为“杂文集”，也正是延续了这种含义。他在《写在〈坟〉后面》中说：“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写了几行题记，寄往北京去。”因为《坟》中所收文章，文言和白话相间，论说和叙述掺杂，形态上显得复杂。当然，这也是一种谦辞。鲁迅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信中说：“《坟》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此后一段时间，他不大用“杂文”称呼自己的那种论辩性比较强的文章，而多用杂感或随笔称呼。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解释过：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瞿秋白为鲁迅编辑文集，并没有用“杂文集”，而是用了《鲁迅杂感选集》(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的名目。瞿秋白笔下的“杂感”，并不是在指文体，而是指作家的一种写作方式、写作状态，这种方式和状态因此催生了一种文章样式，形态多样，可以是论说，也可以是笔记、语录。鲁迅的“小杂感”，其实就是语录或曰箴言体。晚年，因为卷入有关杂文的论争，鲁迅时或被人称为“杂文家”，他本人也开始常用“杂文”一词。例如，在1934年10月为徐懋庸的《打杂集》所作的序中就力挺杂文，将之提高到文学体裁的高度。

鲁迅后期的文集多按写作年代收编，几乎一年一本，因为有的集中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性质相同，文体一致，辑录和排列规整有序，如《伪自由书》《准风月谈》等。但到最后两三年，多有杂感、散文等混编在一起的现象，或是因为年老多病而且忙碌，来不及分类，文集中遂又有了“杂文”的名目，如《且介亭杂文》，但也只有这一部(后面的二集、末编系其去世后出版，且沿用他的“且介亭”命名)。后世人们因为考虑到鲁迅自编文集的完整性，都倾向于遵从鲁迅本人的编法，因而也就笼统地称他的这些文章为杂文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