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乔生:为《阿Q正传》作笺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4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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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乔生  

我为《阿Q正传》(以下简称《正传》)作笺注的想法萦绕在脑海已有多年,今年方才作成,足见自己不是笺注的好手。注疏,一般人看来,不及著述远甚,“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饾饤之技,不足称学问的。然而,我拖延的原因却是担心自己琐屑杂乱的学问尚不能胜任笺注《正传》的工作—面对这部文学经典,惶恐在所难免。


《阿Q正传》发表后不久,就引起关注,在《晨报副刊》连载不久,就有人猜测作者是谁,阿Q影射的是谁;至今,这部作品仍被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全部或部分选录,而且被译成多种语言。一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具有吸引人一读再读的魅力。《正传》篇幅虽然不大,文化意蕴却很丰富。历来对这部作品的解读,偏重于主人公阿Q身上所凝结的民族之劣根性,当然是不错的,但笼统的概括可能会遗漏一些有意义的细节,详细的注释很有必要。


我开始作笺注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读者设想成外国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和鲁迅时代的现实是陌生的,需要背景知识的介绍和各种名物的释义。我这么想的原因,是怀疑小说中一些微妙之处,外文译本恐难传达。如币值方面的“三百大钱九二串”,政治术语的“柿油党”等,鲁迅自己就向几位外文译者解释过—其中也有华裔译者。对这些词语,外文译者有时候不得不以脚注、尾注的方式解释其特殊含义。如,最近几年出版的英文译本,就有将“柿油党”意译为“PersimmonOilParty”的,在脚注中解释道:InChinese,“Freedom”,ziyou,soundsmuchlike“persimmonoil”,shiyou,anunderstandableerrorofhearing,therefore,bythegoodburghersofWeizhuang.JuliaLovell,TheRealStoryofAh-QandOtherTalesofChina:TheCompleteFictionofLuXun,PenguinBooks.甚至,譯者有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将本该以脚注或尾注形式表述的内容放进正文,如假洋鬼子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提到“洪哥”—译作mydearfriend,没有把“哥”字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结义文化、会道门文化的精义表现出来—后面加上这么一句:“bywhom,hislistenersmayormaynothavebeenaware,hemeantLiYuanhong,oneoftheleadersoftheRevolution.”目的是想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用心不难理解。还有些场合,译者通过对原文的加减,采取意译达到更好的效果,如紧接着“洪哥”,是假洋鬼子讲外文的一段:“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该译本作:“Letsstrikenow!”Buthedalwayssay—herehebrokeintoEnglish—‘No!...Thatsaforeignword—youwontunderstand.”虽然标点有些复杂,读者可能弄不清说话人是谁,却颇有神韵。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外国人—无论他有多高的鉴赏能力—能否真正理解这篇“很中国”的作品,实在是个疑问。小说中那些微妙之处,译本恐难传达。如罗曼·罗兰说,阿Q那可怜的形象在他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阿Q为签名画押不能画圆而懊恼不已的场景,这是他独特的感悟。可见,外国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总是有些隔膜的,这就需要详细注释。


虽然我假想笺注本的目标读者是外国人,当然主要还是写给中国读者的。我更担心的是,中国读者因为熟悉鲁迅,没有陌生感和新奇感,反而不能给予更多的注意。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注释得更详细一些,提供更多参照,希望读者能时时反身观看,获得一些新的感悟。至于所谓的经典,不同读者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视角会获得不同的感受,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读者都会贡献出新的体验,可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阿Q。王冶秋在《阿Q正传(读书笔记)》中建议至少读十几遍:“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正传》用白话文写成,虽然也有些古语、方言,但读起来并不难。不过,因为历史久远,时空隔离,一些场景、语句、古典和今典(也逐渐变古),如不加以解释,就是中国读者也难免有理解障碍。问题是,注解到什么程度为好?有一派学者主张“不求甚解”,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最终也能读出自己的心得。这自然不无道理,而且确也有这样理解力高强的人。并且,我实在也担忧注释文字太多会淹没原著的精彩,喧宾夺主,啰唆夹缠,不但无益,反惹厌恶。


这需要笺注者注意把握分寸,达到恰切适当。但怎样才算恰切适当?也没有一定标准。《正传》是鲁迅小说中的独特之作,有人称之为杂文化小说,文化含量很高。例如序言,差不多就是一篇“论传记之名目”的文章,本身就是全书题目的注释。那么,我的笺注就成了注释的注释。也许有人认为原著这一部分可以不要,径直从赵家公子隽秀才后阿Q想姓赵开始,如此则我的笺注更成了重叠之床、续貂之尾。话说回来,阅读这些有关传记名目的议论和解释,读者不仅了解一些文史知识,而且可从更深层面理解鲁迅的创作意图。


笺注是对作品的细读,其首要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鲁迅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和之后,认识水平和人生体验是有变化的。作品发表后,鲁迅回答外界的询问,就创作过程所写的说明,如《〈阿Q正传〉的成因》,以及为外国译本写的序言,还有关于作品争论的文字和与朋友谈到作品的书信等,都透露出他的创作意图和思想观念,对我的笺注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笺注更重要的任务,是阐释作品中人物行动的思想根源、心理动机。阐释阿Q种种言行的根源和动机,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内涵,并不是很轻易的工作。这方面,笺注文字在“优胜记略”等章节中占了不少篇幅。


本次笺注对作品中地理、民俗、方言等的注释也较为详细。如:第一章对“黄酒”和对当时绍兴地方的赔罪风俗的注释;第二章对绍兴人旧时“舂米”的方法和“押牌宝”的解释;第三章在介绍绍兴地方戏《小孤孀上坟》,请道士祓除缢鬼及缴纳香烛赔罪等习俗时也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


鲁迅有时使用绍兴方言,一般读者也许不大能看出来。笺注参考学界的研究成果,做了介绍。如第三章阿Q的动作“摩”,鲁迅原打算用绍兴方言“攎”,再如第六章的妇女们怕见阿Q而到处“钻”等。


古代词语,固然要解释,但“今典”的释义也甚是必要,如武昌起义、假洋鬼子、中华自由党等,注释有助于读者了解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


注释了一通,我自己似乎也有所得。因为系统阅读鲁迅有关阿Q的自白和论述,我体会到,作品发表之后,鲁迅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国民性的批判更加深化,在后期的杂感文字中笔力更专注,文风也更犀利。我在笺注中做了引申介绍,同时也感到阿Q这个人物的塑造在鲁迅笔下似乎还没有完成,阿Q的精神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小说中阿Q的接班人也就是小D(小同)而已。假如阿Q掌了权—就像鲁迅后来接受访谈时说的“阿Q已经管理国家了”—就一定会有很多“大同”出来。


关于作品的评价,早期几位批评家的意见很值得重视。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晨报》副刊上的仲密(周作人)的《〈阿Q正传〉》,几段话就抓住了作品的要旨。评论者自己后来透露,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经给鲁迅看过,得到首肯。文章在赞扬的同时,也指出一些问题,如认为鲁迅的创作意图没有贯穿到底:本来他是要推倒阿Q的,最终不但没有推倒,反而将他扶起来了,阿Q成了未庄唯一可爱的人。我这次阅读笺注,对此印象很深,原来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是靠丑恶立脚,在他的周围还有更丑的人。这个反转令人不寒而栗。读者得意洋洋,以为比阿Q高一等或数等,读完全篇,恍然大悟,戄然猛醒,原来自己就站在观看阿Q“大团圆”结局的人群中,原来自己还不如阿Q!如此,则我们的阅读成果竟然可能也是一场精神胜利。是啊,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阿Q精神的纠缠,认为《正传》已经过时,那就更加可笑而且可悲了。


经典是琢磨出来的,也要经得起挑剔。《正传》发表后,评论纷至沓来,有人说好,有人说坏。西谛(郑振铎)的《〈呐喊〉》、雁冰(茅盾)的《读〈呐喊〉》等评论文章,鲁迅是看过的。郑振铎指出小说写阿Q参加革命造成人格上的分裂,鲁迅不能接受,他的辩解在本书笺注中已经有所体现。还有人提出,第八章中大队军警轻重武器齐上阵,捉拿区区一个小偷,实在不必,夸张过甚。鲁迅却不这么看,他在回答质疑时引用了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佐证,本书笺注引用资料,对当时中国的军警制度做了简单介绍。至于《正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季节错乱、前后文不照应等,有的鲁迅本人后来做了更正,有的则经研究者指出,笺注随处做了说明。


因为篇幅的限制,笺注对作品总体构思、叙述方式等方面的得失的评价着墨不多,书后也未能附录历来有关这部作品的评论文字。现在用一点篇幅,摘引几条。因为正面的颂扬已为读者常见,此处偏重负面批评,以与《正传》创作意旨一致。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日,《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号发表谭国棠与茅盾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谭国棠写道:“《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支笔真正锋芒得很,但是又似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的了。创作坛真贫乏之极了!”茅盾复信表示了不同意见:“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收录了《正传》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第二年,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上发表《〈呐喊〉的评论》,对小说集表示失望乃至蔑视。他认为,鲁迅的“前期的作品有一种共通的颜色,那便是再现的记述。不仅《狂人日记》《孔乙己》《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是如此,即别的几篇也不外是一些记述(description)。这些记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筑成(bui1dup)各样典型的性格(typica1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记述的世界,而在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这一个个的典型筑成了,而他们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称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典型筑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败,也便是在此处。作者太急了,太急于再现他的典型了,我以为作者若能不这样急于追求‘典型的,他总还可以寻到一点‘普遍的(allgemein)出来”。他因此斥责鲁迅小说艺术“浅薄”和“庸俗”,判定这些作品大都是“拙劣”且“失败”的。但为了给鲁迅一点儿“面子”,他将其中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题《补天》)评为“有一些瑕疵”的好作品。他这篇批评文章对《正传》涉及不多,因为据他自己说,他“批评《阿Q正传》时,甚至都没有耐心读完”。尽管如此,他还是论定《阿Q正传》是“浅薄的记实的传记”,“结构极坏”。


诗人朱湘认为《正传》不如《故乡》。他针对《呐喊》中八篇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评论道:“《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可我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并且它刻画乡绅的地方作《儒林外史》的人也可以写得出来,虽然写赵太太要阿Q买皮背心的一段与阿Q斗王胡的一段可以与《故乡》中的闰土的描写同为前无古人之笔。”(天用:《桌话之六》,载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文学周报》第一四五期)他认为《阿Q正传》第一章关于传记名目的一番考究是模仿《堂吉诃德》:“这种‘名学的考究固然可以说是不谋而合,不过鲁迅的那篇小说也是拿一个Q字来回旋,这就未免令人生疑了。并且《阿Q正传》在结构上是学《堂吉诃德》。所以我如今仍持旧见:《阿正Q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再论郭君沫若的诗》)


這类见仁见智的阅读感受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引述。


《正传》笺注本出版计划的实现超乎预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平装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崇贤馆出版繁体字线装本。平装线装,俱为佳制;简体繁体,文气相通。出版界朋友们为这部经典作品问世百年纪念贡献的心力,令我感佩,给我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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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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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读书 2022年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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