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中国兵学通史》:讲述思想嬗变与军事变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7 0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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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就是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军事思想,用比较规范与传统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兵学。所谓中国古代兵学,指的是中国历史上探讨战争基本问题,阐述战争指导原则与一般方法,总结国防与军队建设普遍规律及其主要手段的思想学说。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以迄明清时期,直至晩清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先秦时期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芽、初步发展期,包括甲骨文、金文、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周易》中的军事思想,代表作是古本《司马法》。它们体现了“军礼”的基本精神。第二个阶段是春秋后期,以《孙子兵法》为标志。这一时期,战争发生重大改变。战争性质由争霸变为兼并;军队成分由贵族变为普通老百姓;战争区域由黄河中下游大平原,扩大到南方的丘陵、沼泽、湖泊地区;更重要的是武器装备变了,此时有了弩机,准确率提高,射程加大。武器装备变化带来了整个作战样式、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理念和理论的变革。由讲礼貌和规则变为强调“兵贵神速”“兵以诈立”。这是中国兵学文化史上的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与飞跃。第三个阶段是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是《孙子兵法》的延续、演变阶段。代表性兵书包括《尉缭子》《吴子》《孙膑兵法》及今本《司马法》,这些兵书对自上古至战国的军事历史进行梳理与总结,对军事活动的一般规律加以揭示,大大深化了人们有关军队建设与治理要领的认识,从而使对战争指导原则与作战指挥艺术的理解与运用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总结、综合阶段,代表作是《六韬》。《六韬》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体现了综合性,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想趋于综合是相一致的。

   从秦汉一直到隋唐五代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兵书不多,大量的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此外,军事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对策上,如韩信的《汉中对》,诸葛亮的《隆中对》等。这些对策是真正的精华,军事学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有两个主要标志,一是兵学主题的转换,由夺天下、取天下向安天下、治天下转变,兵学主题由作战变为治军。一是战略向战役、战斗层次的转换。所以,秦汉至隋唐五代的中国军事思想虽然是比较平稳地发展,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色。

   宋元时期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三个大的阶段。元代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蒙古骑兵的军事实践中,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但形诸文字的兵学论著很少。而宋代兵学则形成了中国传统兵学的一个高峰。宋代比较优待知识分子,但是,宋代实际上又处于“积弱”的状态,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军事谋略来加以必要的弥补。宋代的军事理论繁荣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宋代武学兴起,系统并规范地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并使这一制度成为定制。其次,颁定“武经七书”,成为武学的官方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兵书分门别类,更加专业化。有专门研究军事制度的,如《历代兵制》;有讨论守城问题的,如《守城录》等。但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以及文人论兵思潮之下,宋代兵学儒学化倾向严重,创新性不足,在总结火器初兴条件下新的战术战法、指导战争实践方面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兵学在文献繁荣的表象之下已经蕴含着衰落的危机。

   明清时期,中国军事思想发展进入守成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也是迈向新生的起点。明代兵书数量众多,有些兵书在兵学文化上也不乏建树,表现为重视具体的军队战术要领总结,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又如,明代出现倭寇,遇到海防这一新问题,于是出现了海防兵书。明代还引进了西洋火器,如佛郎机、红衣大炮等,火器的广泛运用催生了孙承宗的《车营叩答合编》。孙承宗关于新型战法的讨论,未能在总体上跳出传统范式,但他也试图结合装备发展情况对车战的战法进行探讨,以求更好地发挥火器的威力,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传统兵学就此迎来转型良机。但令人遗憾的是,封建王朝的更替随即打断了这一转型进程。

   清代兵书亦不少,但对兵学贡献最大的却不是兵书,而是有军事实践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他们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治军和练兵思想。但从根本上讲,曾国藩等人对兵学的主要贡献仍是在传统兵学框架之内,并未对兵学产生结构性的改变,仅做了传统兵学思维的实践性转化等工作。所以总体上看,兵学在西方军事理论被引入到中国之前并无体系上的重大突破,亦未扭转步步沦落的局面。总之,明清军事思想有其一定的创新内容,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军事理论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传统兵学中的原生缺陷逐步被补足,中国军事学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兵学逐步让位于近代军事学,兵学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伴随西方军事理论一同被引入的科学主义精神,推动了兵学逐步从以经验主义为基础向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转变。这个进程使得传统兵学逐渐开始转型,并最终以军事学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但是,如果从深层次考察,这种转型还是保留有传统兵学的明显烙印,带有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脉络清晰,在各个时代都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其核心的内容与基本的原则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茅元仪说“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意谓后世的兵书不能绕开《孙子兵法》另起炉灶。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孙子兵法》是难以超越的。茅元仪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我们认为,一部兵学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军事变革史,更是一部军队发展、国防建设的启示录。中国历代战争的战略决策、战略指导与作战指挥,以及建军、治军、用将、训练、治边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给人以启迪和借鉴之处。兵学历史的研究,固然是学术性的探索与诠释,但是,研究者也应始终立足于当代,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致力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虽然不能从历史博物馆里取出古人的“剑”同未来的敌人作战,但我们可以熔化古人的“剑”铸造新的“武器”。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这个兵学历史研究的小团队,经过数年的积极努力,撰写了这套300余万言、7卷本的《中国兵学通史》,就中国兵学历史发展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演变轨迹、主要特征、表现形式、重要地位与文化影响等加以全景式的回顾、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考察与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代表性兵学著作、诸子论兵之作、重大战争中所反映的兵学基本原则、四部典籍所蕴含的兵学思想要义及其对中国兵学文化发展的卓越贡献,并对影响与制约中国历史上兵学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技术装备、军队体制编制、作战样式与战法、军种兵种构成与变化、军事训练与军事法规等,进行必要而细致的考察与剖析。整部书是围绕“武器装备一作战方式一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史上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与揭示。区分不同时期兵学思想的鲜明特征,探索产生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观察和说明该时期兵学思想较之于前,传承了什么,又增益了什么,对于其后兵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希望能跳出通常的兵学思想总结上的时代性格模糊、阶段性特点笼统的局限,真正把握兵学思想与文化的历史演进趋势和个性风貌。

  

   2021年10月26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此文据《中国兵学通史·总序》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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