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近世兵学与日本的近代化转型——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2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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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山鹿素行(1622-1685)吸收儒学而创立的山鹿流兵学是日本近世兵学的代表性流派,旨在适应近世武士由战斗者向统治者转变的时代需要,是一门涵盖军事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的综合学问,武士道论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山鹿流兵学传人的吉田松阴(1830-1859),在幕末面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失去对近世兵学的信心,反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求新求变;其在家学修业过程中形成的把军事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进而作为道德问题来把握的思维模式,也使之能够较早认识到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危机,同时也是国内政治的危机,更有可能发展为民族认同的危机。吉田松阴之所以能够成为倒幕维新的先驱,无疑受益于山鹿流兵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儒学、兵学、武士道、山鹿素行、吉田松阴

  

   一、问题的所在:被低估的近世兵学

   山鹿流兵学是近世(17世纪初-19世纪中叶)日本兵学的代表性流派之一,其创立者山鹿素行曾师从于甲州流兵学的开创者小幡景宪(1572-1663)和从甲州流发展独立出来的北条流兵学的开创者北条氏长(1609-1670)。甲州流兵学因其为德川家所采用,故在近世日本被视为兵学正统。日本近世以前的兵学不但缺乏系统性,而且往往与巫术、占卜等迷信思想相关,小幡景宪其实也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其影响,直到北条氏长和山鹿素行才真正将兵学从日本中世(12世纪末-16世纪末)的宗教思想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近世兵学。[①]本文的基本目标,是以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山鹿流兵学为例,揭示长期被忽视或者被低估的日本近世兵学在幕末日本转型期的思想意义。学界在讨论促进日本近代转型的思想或者精神要素时,一般重视的是儒学、国学、水户学以及兰学等,很少关注日本近世兵学;偶有提及,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关于日本近代化的著名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的研究,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学者们在论述其变革思想的形成时,或强调阳明学或武士道为其带来了批判性和行动力,或强调水户学或者国学之尊皇思想使其成为建构近代民族主义的早期探索者,[②]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日本近世兵学对其变革思想形成的促进作用。[③]

   但不可忽视的是,山鹿流兵学其实构成了吉田松阴一生思想与行动的学问基础。松阴曾自述:“自幼以山鹿氏之兵(即山鹿流兵学)为业,心悬武士道,常以死当心,故每感激于事变,往往不顾身家、冒危难以为狂妄。”[④]至少在松阴的自我认知中,在思想层面决定其如何应对幕末变局的正是山鹿流兵学。吉田家作为山鹿流兵学世家,世代出身长州藩兵学师范(教官)。松阴作为吉田家第八代家主,自幼接受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家学训练,弘化四年(1847)取得山鹿流兵学结业证书,嘉永元(1848)年正月(本文所用月日均为农历)出任长州藩兵学师范。松阴长期研读并传授山鹿素行所著山鹿流兵学经典《武教全书》,安政三年(1856)完成《武教全书讲录》。在受刑而死之前的一年,他还秉承山鹿素行重视《孙子兵法》的传统,于安政五(1858)年8月完成《孙子评注》。对山鹿流兵学的重视,可以说贯穿了吉田松阴的一生。

   然而,学界虽然高度评价吉田松阴的变革精神,却往往认为其自幼修习的山鹿流兵学不过是落后于时代的陈腐之物。奈良本辰也的名著《吉田松阴》便认为山鹿流兵学是封建教学的代表,强调“传统家学的重压”以及“想要从中逃离的松阴对自由的学问世界的憧憬”[⑤]。前田爱也认为,吉田松阴嘉永三(1850)年到九州游学的经历“无疑是一个转机。打破了山鹿流兵学师范的硬壳,诞生了一个被时代气息唤醒的青年”。[⑥]直到在2017年出版的岩波现代全书中,须田努仍然对山鹿流兵学评价很低。在介绍松阴九州游学的情况时,他认为山鹿流兵学“在这样的‘时势’中,急速地化为不适合时代的遗物”;在介绍黑船来航的影响时,他强调松阴“知道凭借江户时代的兵学无法对应十九世纪的现实”。[⑦]

   事实上,与学界通常以为的恰恰相反,吉田松阴不仅在嘉永三(1850)年九州游学之后又向藩主申请到江户师从山鹿素水学习山鹿流兵学;甚至在嘉永六(1853)年见识过“黑船”在技术层面上的强大之后,他也依然坚信传统兵学的力量,在给兄长的信中写道:“仰奉神功皇后之雄略,考诸葛(亮)王佐之略,学甲越节制之兵(指日本传统的甲州流和越后流兵学——引用者注,下同),则天下无敌。”[⑧]纵观松阴一生,与其深厚的传统兵学素养相比,其对西洋兵学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这一点即使在佩里来航之后,也没有改变。[⑨]吉田松阴的《武教全书讲录》、《孙子评注》等立足于山鹿流传统的兵学著作,都是完成于佩里叩关之后,显然并未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失去对日本近世兵学的信心。

   安政二(1855)年4月6日,松阴完成《狱舍问答》一文,提出了以仁政、民政培养国力,伺机侵略朝鲜和中国,以此对抗西方的构想。[⑩]其文末写道:“共谋天下之事,苟欲奋国威,在强国力、养国本也。今之壮武备者何足言?此事,千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且退而读经书学爱民之术,读兵书晓用战之机,读历史以实此二者。”[?7?6]这里所谓经书即儒家经典,松阴特别重视《孟子》所谓“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的思想。[?7?7]而其所谓“读兵书晓用战之机”重视的显然不是器械和技术层面的内容,阅读对象也主要是传统兵学著作。[?7?8]然后,为了从史书中收集具体事例以支撑自己的主张,松阴从《资治通鉴》中摘抄中国古代将领治军爱民等的史实,作成《资治通鉴抄》,附于《狱舍问答》文后。[?7?9]松阴虽然也承认研究西洋舰炮等的重要性,自己却致力于儒学、兵学和历史三方面的内容。其基本的学问态度,依然延续了山鹿流兵学的传统。山鹿素行不但致力于统一儒学和兵学,也重视历史,曾编写《中朝事实》、《武家纪事》等。

   现有研究之所以未能充分认识到近世兵学在日本近代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把近代以来的学科分化意识投影到日本近世兵学,对其学问性质产生了误解,没有认识到近世兵学其实是日本武士阶级的综合性学问,涵盖了从军事技术、战略战术,到伦理修养以及政治统治等内容。[?7?0]近世日本的“兵学”作为一种未分化的传统学问,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所谓军事学,至少还应该将伦理学、政治学等内容包括在内。这正是为什么西方军事技术层面的优势并不会使得吉田松阴轻易放弃山鹿流兵学。如果不能正确把握近世兵学作为一门综合学问的学科性质,就很难准确理解在遭遇近代西方的冲击时,近世日本传统学问的历史意义。本文以下将首先通过研究视角的转换,阐明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其实是其兵学的一部分;然后揭示山鹿流兵学作为近世武士之综合学问的本质;进而以幕末时期的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为例,讨论近世兵学在日本近代转型期的历史意义。

   二、视角的转换:作为兵学的武士道论

   明确山鹿流兵学之为综合性学问的关键,在于解明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的性质,由此争取认识其武士道论与其兵学之间的关系。如前引松阴自述“自幼以山鹿氏之兵为业,心悬武士道……”所示,在山鹿流兵学家吉田松阴眼中,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本身就是山鹿流兵学的一部分。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山鹿素行和吉田松阴的研究,基本上倾向与将其武士道与兵学割裂开来。这一认识框架可以追溯到井上哲次郎(1855-1944),他致力于强调日本精神或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建立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关于日本武士道的系谱:山鹿素行是江户时代提倡武士道教育的集大成者,吉田松阴继承了山鹿素行的教导,并通过教育松下村塾的子弟而传续到明治时代,成为推进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因素。[?7?1]

   作为近代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井上哲次郎于1900年出版的《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收入了关于吉田松阴思想的论述。当时日本还没有形成后来盛极一时的武士道热,井上也主要是把松阴作为日本阳明学派的一员来叙述。[?7?2]1901年,井上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发表关于武士道的演讲,初步提出了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系谱。[?7?3]1902年,井上出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进一步强调:“素行的武士道精神在于《武教小学》,然该书简约而不涉细目,故应与吉田松阴的《武教讲录》(即《武教全书讲录》)并讲,始可得全。”[?7?4]尽管阳明学也是古学派的批判对象,曾经被井上归入阳明学派的吉田松阴,现在却成为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的继承者。不但如此,井上还强调:“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发展无任何关系。”武士道“笃于实行,与王学(即阳明学)相比,有优无劣”。[?7?5]井上为了论证日本的特殊性,极力否定中国的影响,当真是煞费苦心。

   在1908年帝国教育会主办的吉田松阴殁后五十年纪念大会上,井上哲次郎发表“追颂演说”,进一步主张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是一个独立的学派:“山鹿素行的学问和吉田松阴的学问之间有着系统的关联,这一点不可忘记。其中蕴含着非常强大的精神,把德川时代发展起来的神儒佛以及其他精神,打成一片,形成了日本的学派。故且名之为武士道学派。”[21]井上终于从日本历史之中发掘出了一个尚需他重新为之命名的“日本的学派”即所谓“武士道学派”。本来作为山鹿流兵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武士道论,至此被井上彻底分离出来。

   基于上述认识框架,战前日本学界一般认为松阴对素行的武士道论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关系。但是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是服务于幕藩制度稳定化的学说,为什么其后学吉田松阴却成为促使幕藩制度解体的先驱?[22]考虑到在日本近世除了山鹿素行所代表的深受中国儒学影响的居于主流的武士道论之外,还存在一种以《叶隐》为代表的反映了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作风的武士道论,于是不少日本学者又另外建立了一个从《叶隐》到松阴的武士道传承系谱。[23]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便认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适应了近世日本家产官僚制的进展,《叶隐》则是在幕藩体制的和平环境之下对战国时代武士作风的意识形态总结;幕末政治状况的变化,使得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志士们复活了《叶隐》所代表的传统武士精神。丸山写道:“在吉田松阴那种典型的‘忘我’忠诚和主体性中,在他那绝对的皈依感情和强烈的实践性的对立统一中,明显地贯穿了《叶隐》里的传统意识。”[24]

   但不可忽视的是,松阴的武士道和《叶隐》的精神,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其实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对立。《叶隐》提倡一种死亡美学,其最著名的主张是:“所谓武士道,就是死。面临生死选择之际,唯速求死而已。”[25]而松阴却主张:“私欲私心全无者,偷生不妨。有死而不朽之预见,可死;有生成大业之预见,可生。”[26]两者的差异如此明显,以至于和辻哲郎、相良亨等均将其分别归入两种不同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叶隐》在明治以前基本上只限于在佐贺藩士这样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流传,并无史料显示出身于长州藩的吉田松阴曾经受到过《叶隐》的影响。

其实,吉田松阴武士道精神源流的问题看似复杂,却不过是近代以来从井上哲次郎到和辻哲郎等日本学者,削弱甚至否定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从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如果从历史事实出发,不难发现吉田松阴的武士道论,与《叶隐》所代表的那种关注以死亡问题核心的战斗者个人伦理的武士道论不同,是一种重视作为统治者的伦理修养和政治技术的武士道论,其本来便是作为山鹿流兵学的一部分,继承自山鹿素行。只是松阴适应幕末变局,在素行学说的延长线上,进行了一定的重新解释和积极的实践。[27]被井上哲次郎奉为日本武士道论经典的《武教小学》,本来便是山鹿流兵学的核心著作《武教全书》的一部分。被井上视为松阴武士道论代表作的《武教小学讲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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