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利国:兵学与儒学之间——论吉田松阴兵学主体性的确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 次 更新时间:2021-09-29 17: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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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利国 (进入专栏)  

  

   [摘要]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1830-1859)自幼在长州藩接受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家学训练,形成了从兵学者的立场出发研究儒学的学问立场。嘉永四(1851)年江户游学的经历,开阔了其学问眼界,尤其是使其进一步认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性。一度动摇之后,松阴再次明确了立足兵学接受儒学的学问主体性,同时也形成了通过学习历史辅助兵学以及儒学的学问方法。吉田松阴这种深受儒学影响的兵学主体性,在其《狱舍问答》(1855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主要依靠日本近世传统知识资源,立足兵学,吸收儒学,重视历史,构想了以民政和仁政论为核心的独特的国家发展战略。

   [关键词]吉田松阴、兵学、《狱舍问答》、民政论

  

   问题的提出

   吉田松阴(1830-1859)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现有研究中存在两个常见的分析视角,一是注重其所受到的儒学的深刻影响,二是强调其身为兵学家的思想特质。但是,对于其思想中这两种要素之关系,却少有深入研究。[2]偶有涉及者,亦倾向于关注兵学和儒学这两种学问之间的对立关系。[3]实际上,以山鹿素行(1622-1685)所开创的山鹿流兵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世兵学,其特质正在于将中世以来日本兵学和来自中国的儒学相互融合,形成了涵盖军事、政治和道德在内的知识传统。[4]吉田松阴出身于长州藩山鹿流兵学世家,自幼深受山鹿流影响,一生基本坚持了立足于兵学而积极接受儒学,同时以儒家“圣人之道”规范兵学,并将政治和道德问题纳入兵学范畴的学问取向。笔者对此曾有专文概述,[5]本稿则拟将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细化,聚焦于嘉永四年(1851)吉田松阴在江户游学的知识体验,探讨其经历了怎样的思考过程,确立了怎样的知识主体性。

   之所以选择这一特定时期展开分析,不仅是因为江户作为幕末日本学问的中心,对于成长于偏处日本西南一隅的长州藩的吉田松阴,的确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更是因为作为近世日本学问最高水平的代表,江户学问不限于传统的儒学、兵学等,更有以西洋炮术为代表的兰学等,以日本近代化先驱吉田松阴为对象的个案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日本向近代转型的时期,近世传统学问的历史意义。

   在佩里来航日本之前,吉田松阴的求学有三个主要阶段,自幼在长州藩接受的以山鹿流兵学为中心的家学训练;嘉永三年(1850)的九州游学,嘉永四(1851)年的江户游学。长州藩的家学训练虽然奠定了其重视儒学的兵学立场,但毕竟不能满足其知识上的好奇心。松阴本来以为九州地区的长崎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到九州游学之后,方知江户才是真正的知识中心:“矩方(吉田松阴——引用者注,下文同此)顷游长崎,转至平户,乃知东武(江户)之为都。初谓长崎清(清朝)、兰(荷兰)商夷之所辐凑,其于夷虏之情,必洞而察之。平户当贼冲而邻长崎,其于战守之策,必讲而究之。抵崎,交其人,听其说,非夸说奇技淫巧、华丽侈靡,则文化(1804-1818年)年时故事耳。其于夷情战策,途听道说,固不足慊吾心矣。抵平户,得观新著数部,而致自崎云者十而一,致自武云者十而九。其虏情战策,固依书而察而究耳。然则武岂不都哉。”[6]

   江户学问在日本之所以得天独厚,不仅因其为幕府所在地,可以优先得到从长崎输入的书籍等,也因在参觐交代制度下,大名轮流到江户定期居住,随行武士能够得到与天下之士交流的宝贵机会。22岁的吉田松阴亦是因此而于嘉永四(1851)年3月5日(本稿叙述幕末历史所用月日均为旧历),作为游学生随长州藩主东行,4月9日来到江户。但在嘉永四(1851)年8月17日的书信中,他却向兄长杉梅太郎倾诉:“至今学问一无所成,仅识字而已。夫故方寸错乱。”[7]

   学界关于松阴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一般都非常重视对其江户游学期间这封书信的分析,给出了各种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往往将吉田松阴对江户学问的失望作为讨论的前提。代表性的论者如奈良本辰,他认为松阴江户游学的任务便是进一步学习家学,而其家学山鹿流兵学是封建教学的代表,于是,“传统家学的重压,想要从中逃离的松阴对自由的学问世界的憧憬,还有,比什么都重要的是,使其学问成为真正符合现实需要的学问的时代要求,这些因素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使其胸中之错乱达于极点”[8]。前田爱则认为松阴在江户的“方寸错乱”是因为他在江户除了“挫折感”一无所得。[9]内藤俊彦也认为嘉永四年8月17日的书信表达了松阴对江户的学问和老师的失望,并将其理解为“失去了前进方向的松阴的精神的暗中摸索的表现”[10]。

   上述观点的共同前提是认为吉田松阴已经开始萌生一定程度的近代精神,江户的传统学问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与此相对,同样关注松阴思想的近代性萌芽的鹿野政直,却批判全面否定山鹿流兵学以及江户学问的奈良本辰也,认为奈良本“追求松阴的革命性之余,过于近代性地解释松阴,不是准确的评价”。鹿野对江户学问有着更为积极的评价,他重视传入江户的西方学问的影响,认为松阴在江户继续研究作为家学的兵学,因此而以对西洋炮术的关心为契机,“开始师事佐久间象山,其洋学的倾向更强了”。[11]

   那么,前贤议论得失如何?松阴所谓“方寸错乱”究竟为何?他最后又是以怎样的形式解决的?在松阴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这种“错乱”及其“解决”,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以下试详细辨析之。

   一、期待和失望

   吉田松阴的江户游学,迅速经历了从满怀期待到不安失望的过程。

   他原本对江户游学寄予很大期望,在嘉永四年(1851)4月21日给兄长的信中,松阴写道:“有所志而游,不远三千里。去国(指长州藩)而来,荏苒四十五日,未有画奇策发雄论,可以闻家庭者,所志蔽乎?岂果消灭而尽乎?羞耻之事,孰甚焉?……顷居处初奠,欲读文交士,偿初所志。”[12] 这时松阴终于在江户安顿下来,满怀期待地开始正式学习。

   在嘉永四年5月5日的家书中,松阴写道:“去月廿五日入门艮斋翁(安积艮斋)。逢五之日《易经》,逢八之日《论语》,论讲讨论。逢一之日有《书经》讲释。亦有讨论会等,切实有益。……逢二之日,艮斋来有备馆(长州藩在江户的学馆)讲释,是亦有趣。”[13]在江户刚开始学习不久的松阴,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收获。

   根据松阴5月20日的书信,主要围绕兵学和经学,他开始了平均“一月三十次会”之多的学习过程。[14]嘉永四年(1851)5月27日的信中,松阴如此叙述了自己对江户学界的初步印象:“方今江都文学、兵学可分三等。一者林家?9?9佐藤一斋等忌言兵事,殊以为西洋之事甚于老佛之害。二者安积艮斋、山鹿素水等以西洋无可取之事,只以防御之论绝不可无而锻炼之。三者古贺谨一郎、佐久间修理,以为西洋发明精覈,多有可取之事,频致研究。矩方(松阴自称)按之,一之说不足取者勿论,凑合二三之说而习练之,可略开面目乎。”[15]身为长州藩兵学师范的松阴,很自然地把取舍学问的焦点置于兵学,而且特别关心各家学问对西洋兵学的态度。无论是出于了解敌情的需要,还是出于研究学习的需要,一贯对包括西洋兵学在内的各种知识持开放态度的松阴,断然否定了彻底排斥西洋兵学的观点。但他此时也还没有形成确定的见解,对于认为西洋“无可取之事”的学者和认为西洋“多有可取之事”的学者,暂时的做法是兼收并蓄。

   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全面突击的学习状态下,松阴很快开始觉得不安。嘉永四(1851)年5月,他在《复某父执书》中倾诉道:“矩方窃谓,学问之业,譬犹略定天下。自古英雄豪杰,略定天下,算先定矣。然后,务力于攻战之间。所谓先胜而后战也。”他认为求学必须先有明确的计划,但实际情况是:“今矩方(吉田松阴的名)来兹修业,圣经贤传非不讲,载籍战策非不阅也。而踵名儒巨师之门,非不听其绪论也。然未能断然知斯业之规模纲领果安在,著实下手果安在,而心目注视,矻矻孜孜,举全力而为之。算之未定也如此,则使尽愚劣之力,东奔西走,以至三五岁之久,其所成就,块然其小,固与今日无大庭径耳。矩方之心,常不能自慊。”[16]松阴深感自己抓不住学问的要领,无望取得学问上的突破。

   在学问上深感困惑的同时,松阴对江户学人的整体状况也开始产生了失望之情。嘉永四(1851)6月27日以後,他在给朋友的书信《复中村道太》中依然写道:“仆来江户,已三月矣,未有所师。意江户之地,无可师之人矣。何者?都下文人儒师,卖读代耕,无复士人任道之志,固不论也。今仆与足下,贯武门之籍,学武士之道,其所素志,所常职,与都下所谓文人儒师云尔者,固有庭径。若夫弓马武夫,气貌可嘉,而学识浅陋,鲜有大志者矣。是所以无可师之人也。”[17]这是松阴在江户学习三个月之后的印象。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户,“文人儒师”不是有志于道而是为谋生盈利,这种风气遭到吉田松阴的激烈批判。

   前田爱正是援引上述松阴给中村道太的书信中的内容,然后评论道:“山鹿素水和安积艮斋,不过是背叛了松阴的期待的俗物。他们的学问,距离松阴所追求的东西实在是太远了。……找不到引路人的松阴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从经学到兵学、舆地学的广大的学问领域。”[18]但实际上,松阴在这封信中紧接着写道:“况仆经术之粗,文章之陋,足下之所熟识,难得文人儒师而从之,固无进益之可望也。仆之学,独有尝所素志,尽所常职而已。足下以为何如?有山鹿素水者,虽无学术,才性过人,能讲究家学(山鹿素水是山鹿流兵学家,故吉田松阴称其学为家学);艮斋(安积艮斋)经学文章,卓尔大家,谆谆诱人,皆可以辅吾学耳。东肥人宫部鼎藏,毅然武士矣,仆常以为不及,每每往来,觉有资益。”[19]

   显然,前田爱对吉田松阴给中村道太的书信有过度解读之嫌。尤其是安积艮斋(1791-1861)作为幕末著名的朱子学者,吉田松阴在书信中对其评价绝不算低。[20]松阴并没有否定江户学问本身的价值,而且江户也有一些他认为值得交往和学习的人物。他自称因为学力不足,对于“经术”和“文章”的进步不再期望,却又认为擅长“经学文章”的安积艮斋可以辅助他的学问,可见他依然相信“经学文章”本身的价值。他强调自身学问的目的在于“尝所素志,尽所常职”,突出地表现了他对自己身为武士,尤其是身为长州藩兵学师范的强烈自觉,所以,“虽无学术”但是“才性过人”的山鹿素水,因为擅长松阴以为家学的山鹿流兵学,也被松阴列为可以辅助自己学习的人物。松阴还感觉与宫部鼎藏的交往颇有收获。宫部鼎藏也修习山鹿流兵学,当时和松阴一起跟着山鹿素水研读《武教全书》。松阴在嘉永四年(1851)7月22日以后写给兄长的信中对他评价很高:“如非多读先师(山鹿素行)以来手泽所存之书,为胸中成见所压倒,亦有时而穷。宫部颇博览流书(山鹿流兵学的著作)。”[21]松阴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宫部那样,阅读更多山鹿素行的兵学著作。

   此外,松阴虽然在嘉永四年(1851)7月20日拜入佐久间门下,这封写于嘉永四年(1851)7月22日以后的信中却没有提到佐久间象山。应如松阴研究的大家玖村敏雄所指出的样,当时吉田松阴尚没有真正理解佐久间的洋学的价值。[22]松阴虽然打算学习洋学,但在当时并没有觉得非常急切。西洋的侵略还只是潜在的威胁,松阴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佐久间当时虽以西洋炮术师闻名,但是松阴的兵学更偏重战术、战略甚至政略,而非炮术等器械层面的内容,这无疑也是松阴没有特别重视佐久间的学问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满怀对江户学问的憧憬吉田松阴,在嘉永四(1851)年4月9日到达江户后,从4月中旬开始学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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