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 姬丽君:中国古代兵学发展脉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 次 更新时间:2022-06-27 21: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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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姬丽君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对一个古代国家来说,有两件核心的大事:第一是祭祀,借沟通天人之形式,论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第二就是战争,保卫自己国家,开拓疆土,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军事是中外历史重要组成部分

   军事在历史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乃是基本常识。这一点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军事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最先进的生产力大多率先应用在军事领域的。《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管子小问》讲“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都是用于军事领域。当今世界也是如此,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往往发轫于军事领域。

   第二,东西方很多重要的社会制度萌芽于军事领域。例如各种管理体制,包括连坐制、保甲制、军功爵(后演变成民爵),都是诞生于军队,然后推广到社会上。

   第三,东西方历史上改革的中心命题通常是以军事为导向的。如商鞅变法中的“尚首功”,王安石变法中“保甲”“将兵”等强兵措施等。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则是纯粹的军事改革,进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加强中央集权,关键是加强君主对军权的控制,如“虎符发兵制”“杯酒释兵权”,朱元璋以“五军都督府”代替“大都督府”,清代的“军机处”等。这在西方也一样,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古罗马,社会组织与改革措施都通常以军队建设为中心。

   在先秦时期,真正被崇拜的人不是文化人,而是赳赳武夫,《诗经·兔罝》说“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是国家的栋梁。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汉志》中将图书分为“六略”,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其中,“兵书”是独立的一类,与“诸子”是并驾齐驱的。西方早期的历史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等,也大都是军事史著作。所以,军事史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数千年的中西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军事内容,就谈不上有完整意义的世界历史。

   大致而言,中国的兵学思想萌芽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体系,充实提高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丰富发展于两宋至明清时期,晚清则让位于西方近代军事学。

   先秦是萌芽和初步发展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萌芽和初步发展期。兵学思想包含在甲骨文、金文、《尚书》《诗经》《周易》等内容中,代表作是“古司马兵法”。它体现了“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提倡“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战不逐奔,诛不填服”,强调“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出兵打仗有很多限制,如“不加丧、不因凶”等。

   春秋后期,战争发生重大改变。第一,战争性质由争霸变为兼并,战争更加残酷,如孟子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第二,军队成分发生改变,军人由贵族转变为普通老百姓。第三,战争区域扩大了,从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扩大到南方的丘陵、沼泽、湖泊地区。第四,武器装备变了,由弓箭转变为弩机,准确率提高、射程加大。武器装备变化带来了作战样式、军队编制体制、军事理念和理论的变革。西方也是如此,如英国军事学家富勒在《装甲战》一书中提出,正像作战武器发生变化一样,战争的特点也产生了变化,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在战术上不可忽视的是,武器是因为文明的变化而变化的,武器的变化不是孤立形成的。

   春秋后期之前,军队行进比较缓慢。如《尚书·牧誓》说:“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而《孙子兵法》则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兵贵神速。春秋后期之前,军队打仗讲礼貌和规则,“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其后则“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军队打仗靠诡诈、欺骗,“兵者,诡道也”。战国时期,兵学思想发展进入了《孙子兵法》的延续、演变阶段,出现了浩如烟海的兵书,代表包括《尉缭子》《吴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今本《司马法》。战国后期是先秦兵学的总结、综合阶段,出现了《六韬》。《六韬》托名姜太公所作,但最早在战国后期成书,甚至可能是秦汉时期的著作。它篇幅很大,有六十篇,内容庞杂,不光讲军事问题,还有先秦诸子的政治理念。《六韬》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体现了综合性,与当时社会思想趋于综合是一致的。

   秦汉至隋唐是过渡期

   从秦汉到隋唐是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兵书不多,但大量的战争实践丰富了军事理论。例如,此前战争以东西线作战为主,不涉及南北问题,不会出现“南船北马”的考虑,这一时期则不同。

   此外,这一时期的兵学思想更多体现在对策上。所以,这一时期最精彩的兵学思想不是在兵书中,例如《便宜十六策》《将苑》都不能确定作者是否为诸葛亮,其思想也没有超过先秦兵书。但是,那些对策,如韩信《汉中对》、诸葛亮《隆中对》、羊祜《平吴疏》、西汉张良等人的献计献策、高颎与贺若弼为隋文帝提出的军事建议等,才是真正的精华,军事学的实用性大大提高了。除军事家外,政治家、思想家也普遍关注军事问题。如晁错《言兵事疏》、王符《潜夫论》中的“救边”“实边”诸篇。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发展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兵学主题的转换,另一个是战略向战役、战斗层次的转换。前者如《黄石公三略》,其为大一统兵学,主题与先秦兵学不一样。先秦兵学讲的是夺天下、取天下,而《黄石公三略》讲的是安天下、治天下。这一时期虽然也有战争,但和平发展是主流,所以此时的兵学多是为了维护安全,而不是攻城略地。此外,这一时期的兵学主题由作战变为治军,所以《黄石公三略》很少涉及作战指挥,更为强调治理军队,尤其是处理好君主和将帅的关系问题。它既是兵学,也是政治学。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有着丰富的战争实践,所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就用真实的战例来印证《孙子兵法》中抽象的东西,将其原则具体化、细节化,即“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所以,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国军事思想虽然是比较平稳的发展,但还是有其鲜明的特色。

   宋代是兵学理论的高峰

   宋代兵学是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高峰。宋代比较优待知识分子,但又太弱了,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只能靠军事谋略来支撑和弥补。宋代军事理论的繁荣一方面体现为宋代武学兴起,系统并规范地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另一方面,宋代有《武经七书》,是武学的官方教科书。中国自古治国安邦文武并用,“文”是指儒家经典《十三经》或《四书五经》,“武”就是《武经七书》。宋代还有军事类书《武经总要》。

   更重要的是,宋代兵书分门别类,更加专业化。宋代兵书有专门研究军事制度的,如《历代兵制》;有讨论攻守城问题的,如《守城录》;有大型的兵学类书,如《武经总要》;有讨论战法战术的,如《百战奇法》,有评论军事历史人物、事件的,如《何博士备论》。

   明清进入守成阶段

   明清时期,中国兵学思想发展进入守成阶段,这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但仍有其显著特色。一方面,明清两代兵书众多,如《阵纪》《投笔肤谈》《草庐经略》等。明代有军队战术要领总结,如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由于明代有倭寇问题,出现了海防兵书,如郑若曾《筹海图编》。明代还引进了西洋火器,如佛郎机大炮等,大炮的运输及其部署与冷热兵器协同作战等问题,催生了孙承宗《车营扣答合编》。另一方面,明清军队特别注重“训心”,即思想教育,确保军队对皇权的绝对服从。清末,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也是针对军队治理的。它之所以是“治兵语录”而非“用兵语录”,其奥秘也在于此,与忠诚相比,战斗力的强弱乃是次要问题。明清兵学思想有一定的创新,但从本质上讲,没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结。西方军事学被引入后,中国军事学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兵学逐步让位于近代军事学。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兵学思想在各个时代都有所丰富和发展,但其核心内容与基本原则是没有本质变化的,正如茅元仪说,“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孙子兵法》是难以超越的。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军事学家那里也是常见的。如富勒在其代表作《装甲战》一书中也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订的。”这同样说明了军事学基本原则的永恒性、稳定性和普遍性。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兵学的核心问题,如重视将帅、先计后战、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以攻为主、重视精神因素及士气的振奋等,数千年来都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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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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